(二) 絮语花季

     文革运动是灰色的，学校乱成一团，我的心情万分沉重。因为连我父亲早已病退的老人，厂里有人也不放过他，说曾经与老板是朋友，是变相的剥削阶级；又讲父亲写诗是臭老九有宣泄不满的情绪。于是大字报贴到家门口，当年最恨父亲严格要求他们的小人也来报复，抄家翻东西，最可怜父亲的病退工资减到15元，全家五口人无法生存，只有变卖家俱生活，令人唏嘘嗟叹！

      家庭无端被害，故我当不上“红卫兵”，为了解闷我吹起了横笛、慰藉受伤的小心灵。父亲与邻居是反对我吹笛的，天天在阳台上叽叽咋咋扰乱人心，不得安宁；父亲烦起来就把我的笛子劈了，我急得直跺脚也无济于事。有过怨恨父亲的野蛮情绪，没有自我谅解别人的胸怀，我是自私的小孩不懂事，连饭都没吃了我还吹什么笛子？

      1967年正值返校闹革命，一日下课我在练笛子，忽然被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巢文琴队长听到，她十分满意推荐我进宣传队吹笛打鼓，就此改变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命运。那个极左的年月，家里只要有红卫兵就是幸运、就是“好人”。为此让我费解：我参加文艺宣传队就戴上红卫兵袖装了？绝然缓解了街坊邻居批斗歧视我父母的态度，宽慰了父母亲的惊恐病体与不解的怨恨。感谢上苍不负可怜人的意愿，感谢巢队长对我一往情深的鼎力相助，使我鸟出樊笼从此快乐地歌唱。

      说起她：那是报幕、总结；弹跳唱写，样样最佳，是全面发展的才女。她是有魄力的强者，在家中老大帮助父母照顾弟妹；在学校出名，就像“巾帼不让须眉志”的气度，能用高亢的嗓门宣讲、凝聚实力、征服人心且把每一项演出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得到表扬。宣传队的好坏全靠她带头管理的能力与智慧。

      碰到好队长，诚然我深知机会来之不易、拼命地练笛子，每天在学校的音乐室练到天黑才披星戴月地回家，肚子饿了买只大饼充饥，回去再拼命地吃冷饭冷菜，故而得了胃病。生命是宝贵的，花季年华勤学苦练、勤俭节约、不顾一切一切地付出，只盼不再荒废人生最宝贵的时间，开创自己有点希望的前途，来安慰我父母亲受苦受伤的心灵，来报答老人家的养育之恩。

      笛声陪伴我心胸豁达开朗，任何困难迎刃而解，笛子变成我唯一的祈盼、最爱的专业。世界上可以没有美丽的梦想，但绝对不能没有悠扬心声的音乐，音乐多么感染启发人的念想与勇气，在黑暗里聆听到光明的呼唤、铿锵的脚步声声！

      我们文艺队最初12人向“乌兰牧骑”学习，精兵简政多才多艺，自编自演团结友爱。我们的节目丰富多彩热情奔放，坚持下到工农商学兵基地演出、得到好评。从人民广场演到文化广场；从人民广播电台拍摄到上海华侨饭店的七重天电影纪录片。顿时，市六女中文艺宣传队在全国出了大名。我们与当时红极一时的天津海军184部队的文工团配成“一对红”，由巢队长带头打着红旗排成一队到上海塘沽路东海舰队向184解放军学习取经。大伙儿受益匪浅，特别是我的笛子在张明英解放军手把手的指导下、大有长进！当时张师傅是全国笛子独奏的高手，经常在广播里独奏。他自编自演一系列曲子，那个优美动听的长长“笛子谈心”的曲子，让所有的观众听得入迷向往，陶醉于音乐的高超魅力中、使我久久地崇拜感动，久久地苦练忘我，久久地难忘张师傅送我的那支紫竹笛。感谢可敬可爱的解放军对我们的深切寄望与实地帮助。

      我们有幸，时常接到通知到全国工农兵学大汇演，到部队集训、到上海锦江饭店为中央首长演出。幸福时刻的万般激情、一直处在旺盛的阶段无法抑制。到底将来每个同学的前途如何？花季年月的我们谁都没想过，只因人小单纯只管一时的开心快乐！

      我们的舞蹈队是最优秀的，尤其是在邬明华、谢彩玲的编排下，阵容变幻莫测、形象美轮美奂。阿玲与我是知己，我特别羡慕她完美的艺术表演，小巧玲珑姿势优雅；微笑着晃荡着那如花似月的苹果脸，羞答答红嫩嫩，真的人见人爱。我比喻她是天使派来的白天鹅，善做善成而做什么动作皆深情投入灵巧可爱；在我的心里她将来该是一位专业的莺歌燕舞的舞蹈演员，多好啊！我总是盼望她：莫负了自己美好的天生丽质···

      当仁不让的是我们四人小乐队，紧密配合和谐共鸣。手风琴手徐勉励、扬琴手苏庆华、二胡手彭雪珠，都是我要学习的高中大姐姐。她们时常关爱鼓励我，使我勇猛直吹，化险为夷地进步。以前雪珠经常与我走动联系，关心我的情况。70年代她还专程从安徽回家来上海看望我的身体状况，深情兼备令人感动。

      当时的小分队、无论荣誉有多高、集体利益尚为高，高初中的同学亲如姐妹；我们同甘共苦互相关爱，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成长。什么朦胧的欲望？什么狡诈的欺骗？什么悲观失望与虚伪假象？都不存在！一颗颗赤胆忠心，一个个纯真朴素。我们无不在春风化雨滋润万物的花季岁月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后来，我们乐队有幸得到原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高志远”老师免费而精心的指导，学业猛进。老师表扬我聪明灵活、刻苦用功，特别重点培养我练习独奏曲，希望我将来成为第二个“陆春林”神笛手。因为当时在上海滩、唯一他教的女子笛子手算是我吧。我永远不会忘记伯乐高老师的谆谆教导：“胜不骄败不馁，把握节奏熟练技巧，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我等待着啊！”啊呀！指导老师那样诚恳地看重我，激励鼓舞我，叫我怎能打退堂鼓？他的教诲让我时时铭记终身感恩。有高老师在，我渐渐地在心中萌生了想考音乐学院的奢望，做梦吧！那个年代哪有考学院的机遇？

      回眸1972年初，我在北大荒倒霉生肝病回沪休养时，不能吹笛了，又请高老师教我打扬琴、拉二胡。可伶高老师已在黄埔一小、被管制教体育课，人家根本不让进学校找老师，门卫问了又问叫我签名。我在学校在北大荒的昵称是“假小子”顶牛的，我不管别人阻拦，一定要进去看看老师！见到了，高老师和我都开心极了。但见其身心疲惫忧心忡忡，开朗的笑声没有了，内心的痛苦与蒙冤、我俩都无法言喻。我坚持见缝插针、等下课没人听到时学扬琴，不然又会批评高老师死灰复燃走白专道路，想搞个人名誉的音乐！真是个无知的年代！好人也变傻了！

      傻乎乎的文革，傻乎乎的我们，满以为自己是祖国名副其实的接班人，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编排节目，外出演绎。学校四楼的音乐室成了我们的栖息地、见证人。往往深更半夜女孩子最害怕回家，于是，我们分路搭伴送行。延安路一段由庄建、刁慧敏她们一路行去；南京路这一段，我们先送巢队长、谢彩玲到蔡同德药房后门二条弄堂回家；随后，由王星星队长虔诚地送我穿过五福弄、台湾路几条黑漆漆的弄堂，再进我家大门。此刻她才放心地走去，为人善良耿直没心机的她、当然也忐忑不安、深怕碰到坏蛋、措手不及；只见她小燕展翅、三曲线一个美丽的舞蹈姿势，飞一样地跑回家，有点像惊弓之鸟。不过，在我的影响中，她虽出生于贫寒成份好，但勤奋努力，不骄不躁和蔼可亲，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使在团队最困难的时候她也能挺住。出色的时代舞姿是她过人三份的姿色却大大方方地为人做事，是一位优秀的同学楷模。

      我喜爱团队与友人，我也喜爱独唱，由于长期吹笛把原先很高脆的嗓门吹哑了，吹出了慢性喉炎。但我不甘心放弃，就请庄建教我“看见你们格外亲”马玉涛女中音的独唱法，效果还蛮好。庄建从小在她母亲歌唱家的培养下，加入了上海市少年宫儿童艺术合唱团，一副天生的高昂圆润嗓子，尤其唱评弹“蝶恋花”美不胜美，广受群众的赞誉。音乐的诱人旋律令人痴迷在她那无比壮阔的奇景里，百听不厌。在哗然一片的掌声中她若即若离从不自傲。要不是她的宽容大度与谦虚诚恳，我不可能去锻炼独唱、进入多才的行列。庄建是个底子里热情潇洒愉快的“开心果”，有幽默滑稽、童趣率真、能说会道的戏曲性表演能力，自己不笑，常使人听得忘乎所以，笑作一团前俯后仰，像似投入到无限美妙的友情天地里。她不折不扣、带给伙伴们“三冬暖，三夏凉”月季花开红彤彤的年轮与花季芬芳的集体喜悦。

      一朵朵鲜花怒放在祖国明媚的大花园里，有老师园丁的热诚呵护、细心培育，尽展花容月貌。在我们眼里好像世界上不会有风暴雨雪能席卷理想的美梦。

      始料不及，1968年要求我们宣传队的人，全部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带头下、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到边疆去完成人生的使命。我与谢彩玲、刁慧敏首先奔赴北大荒建设兵团；巢文琴、庄建、王星星、徐勉励后来到云南勐海插队落户；彭雪珠到安徽插队，邬明华、苏庆华到上海崇明农场；陈文娟到黑龙江瑷珲插队，还有二个67届的可能也到了崇明岛与黑龙江农场。（有些同学实在找不到也忘了姓名，对不起大家啦！抱歉！我会慢慢寻找。）

      一片红——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一片红——红到了我们扎根在遥远的南北边陲的红黑土壤里，进行一场严肃艰难的生命洗礼。从此我们有过不太完整的间断性见面，80年代后宣传队全然似断线的风筝，飘飘渺渺，杳无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