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c63ffc2ea27b82927e1a.jpg：

　　屈指算算，我来到延边已有37个年头了，其间下乡种过地、扛过麻袋；下井挖过煤；也当过建筑工地的力工；以后又坐机关、上大学，经历了种种甜酸苦辣，但是给我留下影响最深刻的却是1969年初春到延边农村的第一天。

　　我虽然也是一个“老三届”，但是68届的，而且是68届初中，在下乡知青中属“老疙瘩”，年龄最小。上中学的第二年，还没等上初中二年就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上学了。所以68届初中是“老三届”中学习时间最短教育质量最差的一届毕业生。

　　1969年初，我自愿报名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由于母亲的干预，被学校改派到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我的中学同班最要好的朋友在三月份陆陆续续地去黑龙江了，只剩下我孤苦伶仃地等待最终“判决”。四月五日上午，我终于也穿着臃肿的黄色军大衣来到母校虹口区继光中学操场，敲锣打鼓地被送上大客车，一路上到处是送行的人群，到处是彩旗飘飘和大横幅标语。记得当时拉我们的车队在外滩、南京东路转了一圈后就一直往北开。火车停在彭浦车站，那是一个货运车站，我以前都没听说过。火车站送行的场面十分壮观。家里来送行的是我两个哥哥、妹妹和邻居家毛毛（他七十年代初下乡病死在安徽农村）。当火车起动时站台上哭喊声嚎啕声响成一片，那种声音真叫撕心裂肺。大哥二哥哭了，妹妹哭了，我的眼圈也不禁发红。车厢里哭声、抽泣声、呜咽声此起彼伏，直到第二天凌晨，火车已经到安徽蚌埠，同车厢新沪体校的一个女生还在唏嘘抽泣。这种场面每一个知青想必都记忆犹新吧。


　　火车一站一站往北疾驶，离上海越来越远了，两边的房子越来越稀疏、荒凉。
 

　　8日黄昏时分，这趟长途列车喘着粗气把我们这批“知青”直接拉到了吉林省延吉县龙井镇（县城）。在离县城不远处要经过一座山，在朝阳川车站在我们车尾又加了一个车头推，总算开过去了。车站外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清，只能听到马路旁的高音喇叭里传来叽里咕噜的朝鲜语广播声，隐约像是到了外国。当天晚上，我们这一火车人都被分散安排到龙井镇老百姓家里住。当地老百姓对我们这批上海来的小孩很敬重，客气有加。我记得晚饭吃得是“二米饭”（大米和小米掺合一起做的米饭）和海带豆腐汤，还有“吉姆其”（辣白菜）。当地县文工团晚上还在镇电影院举行文艺演出，欢迎我们的到来。

　　我本以为这里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地了，可是在睡觉前听房东说三道湾离县城还有100多里地，在北面的深山老林里，我的心“咯噔”了一下。

　　第二天，这是我一生记忆中最难以忘掉的一天，1969年4月9日上午，我们这趟火车的上海知青又爬上大卡车，分别开往各公社。虽然已是初春，可是东北的四月仍然是银装素裹，闻不到一丝春天的气息。一路上大家被冻得小脸通红，耳朵刀割似的疼。只见两边的大山渐渐地向我们逼近，以至后来卡车简直就是贴着山在行驶，倒有些“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感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了我们最终目的地——延吉县三道公社平岗大队，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座落在长白山的余脉张广才岭的深山老岭中的一个村落，离县城有90多公里。

　　当我们乘坐的大卡车停在村供销社门前，望着眼前如同电影《林海雪原》中夹皮沟那样的真实情景发愣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围了过来，看我们这些从几千里之外来的身穿黄色军大衣的“上海娃子”，好像是在看“外星人”，有些年轻的老乡还过来帮我们拿行李。就像他们对我们的到来感到惊奇一样，我们也为周围这些当地人的模样吃惊，不管老少男女，清一色的黑棉袄，而且是棉袄里面不穿内衣，这从那些小孩子们敞开的破棉袄里露出的肚皮可以发现的。地上的积雪刚刚开始融化，泥泞的很，有几只黑颜色的猪象狗似的来回走着找食吃。

　　“这就是我以后将要长期生活、工作的地方？”

　　眼前的凄凉情景与几天前阳光明媚的大上海反差实在太大了。下乡第一天这一瞬间的感触影响到我一生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