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检查

                                              —因为殴打副连长

    1969年的冬天注定是要难过的。春天珍宝岛一战把我们兵团战士的斗志调动起来了，就是想上战场，打敌人。夏天忙乎夏锄麦收，秋天收获大田。进入冬天，我们觉得该“猫冬”休息了，而敌人却没闲着，尽管边境冲突没再发生，但是我们边境地区很不安宁。就说信号弹吧，简直就是在兵团大地漫天飞。我曾经亲眼看见过。有一天晚上，我从厕所出来，天，墨一样黑，伸手不见五指。从厕所到宿舍有100多米远，尽管没有刮风，但是那种干冷也得催促自己赶紧回屋。在我走路的正前方不远，突然一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兰色的光芒，非常刺眼，好象带着飕飕的呼啸声音。霎时间把地面照的睁亮。周围是静悄悄的，信号弹扰乱了整个安宁，也搅乱了我的心脏。我没经历过这种场面，害怕极了，撒鸭子往宿舍奔跑。到了宿舍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吁吁了。战友们听到我的叙述都到外边观看，只是黑茫茫一片，依旧是往常的宁静。后来我们多少次夜里紧急集合去搜山，都是无功而归。经常性的夜里出击，搞得大家身心疲惫，怨气冲天，如果要抓住苏修特务，非得用刀子一片一片地割他的肉。

    关于信号弹情况：根据后来人们回忆，在当时中国境内潜伏着苏联克格勃(KGB)身份的特务。在我们北边地区有一个公社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长就是。因为被我们知青识破后才不得不跑过江那边去了。在边境接壤地区，人们有时走着走着，在附近几米远的地方会突然"砰"的一声飞起一颗信号弹，对岸苏军的兵营和哨所里也会同时升起几颗不同颜色的信号弹。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最初知青们都很紧张，以为不是有特务便是苏军要有什么行动。搞了几次数十人的秘密埋伏，一见包围圈中有信号弹升起，马上缩小包围圈，试图当场将与对岸联系的特务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然，连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后来上级通报说，在某村包围的结果，发现在雪地上有一小块火药烧过的痕迹，据有关方面分析信号弹是自动引发的装置，是"苏修"用来干扰我方军民正常生活的手段，所以今后不再劳民伤财搞埋伏和搜查了。尽管至今我们还没有搞明白这些自动信号弹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内的，但相信这必是老毛子捣乱的杰作。
    临近1970年元旦的一天夜里，连队突然响起了集合号，大家有条不紊地穿好衣服，戴好皮帽子和手套到外边集合。全连人员都到齐了，连住在家属区的老职工也来参战。连长说有敌情，准备投入战斗。我们连男带女连老带少分成几个队伍，向后山进发搜索。折腾了将近2个小时，什么线索也没得到，空手而归。本来冬天黑得早，吃晚饭也早。到8、9点钟睡觉时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夜里起来又折腾了一番，简直是又累又饿。有人提出买几个馒头充饥，于是我们来到食堂。炊事员睡眼惺忪，一看来这么多人买馒头，就说担心早晨卖早饭不够用了，我们坚持搜山有功，不卖不行，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孙副连长进来了，把我们这些人吼了一顿，结果还是不卖。饥肠辘辘的我，拿起馒头就往嘴里塞，这时孙副连长一拳朝我左侧腮帮打来，馒头被打掉了，我牙床硌破了嘴唇，顿时口吐几口鲜血。当时，我怒不可遏，抡拳就朝孙副连长打去，被几个男战友和几个女炊事员拉开，没打着他。他还振振有辞，喋喋不休，说我们不遵守纪律，说我们成心捣乱等等。嘴角残留血迹的我挣扎着和孙副连长理论，被大家生拉硬拽的拖回了宿舍。

    长夜难眠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思想着：遥遥三千里来屯垦戍边，就这样挨领导打了。当领导也要讲道理呀，平白无辜的打人是犯法哪，我感到太窝囊了。这口气难咽呀。昏昏沉沉睡着了，迷迷糊糊又醒了，那时天已经大亮。周围的战友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有刷牙漱口的，有洗脸的，有正在叠被褥的，有的正在吃早点……总之大家没有注意我。“此仇不报非君子”我横下一条心,一定出这口恶气。于是我照常起床，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和手套，直奔家属区孙副连长住的房屋。从外边看屋里，没有他在。又去食堂，（他当时负责后勤）不在，又去马号，正赶上他从马号出来，我三步并做两步，走到他跟前，不容分说，抡起拳头一通乱揣，连上带下，连左带右，打得他鼻青脸肿地躺在地上，我悻悻的回宿舍了。

    几个北京哥们知道我作案了，劝我赶紧躲躲。正好有马车去团部拉货，我和他们一起去了。

    傍晚，天快要黑的时候，我们的马车回来，正好碰上天津的同学，对我说“哥们，你惹祸了。营长要来咱连处分你”。我心一惊。等回到宿舍里，大家看我回来，可就象炸了锅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各种意见的声音都有。“副连长抓起连部的电话大声喊，营长，我又挨打了。”他们对我说，“早晨指导员到处找你，你得去看看。”

    指导员对我不错，我心里有数。那时，连队文革时期遗留的派性作怪，连队很混乱，指导员被调到我连，大家不干活，我却不偷懒。尤其上夜班装运谷子和豆秸，我是副班长带着三个战士从晚上一直干到天亮。有一次夜里，指导员突然出现在我们卸谷子的马号，和我们一起劳动，检查我们出勤及干活情况，对我们进行了表扬。从此我对指导员特有好感。他能看出好人坏人，并及时鼓励或批评。

    经人提醒我急忙跑到指导员家里。看上去他很气愤“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真是看错人了”。我有些心虚了。不知事情会怎样发展。“你回去吧，晚上八点我们找你谈话”。晚饭我也没吃，一直等到时间去了连部。一会儿指导员、连长和刘副连长来了。连长就让我讲事情经过。我照实说来。大家都没说啥，惟有连长说是我先动手打人。我气愤极了，连长简直在撒谎，我说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么多人都在场，我胸有成竹。连长一副蔫损相，说早就调查完了，人们的眼睛就是照相机，早就照下来了。我发怒了“你这是血口喷人”。眼看着谈不下去了。指导员出来收场“你回去写一份检查。准备全连大会做检讨。看情况后再做处理。”

    第二天我们都看见营长来到连队了。这一天，我向指导员交了我的检查。

    过了几天，一个没有“天天读”的晚上开了全连大会。在昏暗的油灯下，我做了到兵团的第一次大会发言——我的检查。

    领导和战友们原谅了我，给我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后来，我赢得了领导的信任，赢得了大家伙儿拥戴。我立志用我真实的行动书写我一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点事业来。来回击连长之流人的诋毁。

    春节探亲后回到连队，我加入了共青团，不久连队任命我做一排副排长。但是我一直记住这次教训和这次检查。它是我进步的动力——反作用力。

    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向孙副连长再次赔不是。

从4分场调来孙副连长，曾经是分场领导的通讯员。没文化也没能力和办法。是领导给他穿了大鞋而不是小鞋。70年领导班子重组，他落选了，去了别的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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