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涛

亲朋好友得知我已落户京城的消息，都三五结伙地前来看望。老同学们一起畅谈着同窗的快乐与离别的思念；早期回归的北大荒伙伴们都豪迈地陈述着各人发迹的历程、也关心地询问他们离别后农场的变故；我则向所有知道王文涛的人打探着他的情况。

王文涛不但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更是与我同赴北大荒的战友。三十年前他返城那会儿，我们还有过书信往来，过年过节还常给我邮寄些北京的特产，九一年后再也没了他的音信。我回京后到他家去过，哪想到原来的胡同儿不见了，在他家的位置上已盖起了十多层的大高楼。这次老战友们聚会，大家众说纷纭：胡东升说他发了，当了什么公司的老板，曾见他开着“桑塔那”出入星级饭店；李伟国说他有个朋友认识王文涛，他朋友说王文涛出国了，与老婆孩子都定居在澳大利亚；冯维汉则说他老婆听别人说的王文涛离婚了，他自己回国后，住在了石家庄的女儿家；而周志刚则听说王文涛在一次车祸中险些丧生，虽然保住了性命，生活却不能自理了……真使我坠入了茫茫雾海。但愿他发了、他出国定居的消息为真实的。

我俩曾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也到了退休的年龄，此时如能常相聚……

六三年我俩高考落第后，一起聆听了万里副市长关于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可以大有作为的动员报告。我们一起报名，一起到了北大荒，又被分到了同一生产队。从生产队那低矮的草房到新盖起的砖瓦房，我俩都在同一个炕上滚爬；到食堂买饭的粮票、菜金从来没分过你我；割大豆、掰苞米也都行挨行、垅靠垅的。不怪同志们都开玩笑说：我要是感冒了，他就得打喷嚏，除了老婆是自己的，其他就都不分你我了。

我们这一批知青在生产队农工班里干了一年多的时间后，由于农场的需要，都分派了不同的工作，我被调到总场去学习粮食保管，王文涛则在生产队当起了“孩子王”。

我们生产队离分场部有二十多里的路程，是六零年组建成的新单位，坑洼不平的土路上，没有公共汽车往来，分场部的小学也没有吃住的地方，所以二十多户老铁道兵和山东移民的孩子们是没办法上学的。

记得第二年播种小麦时，我回生产队看望王文涛和其他老朋友时，我们原来四个人住的砖瓦房宿舍里，炕上和地下坐满了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对着门的墙上还挂着一块黑板，王文涛正在黑板上公整地写着字。中午放学了，我才进屋与他见面。他又是那样热情地抱住了我，双手捶打着我的后背，说：“到总场当了什么官？两个多月都不来看我，忙什么呢？也不说给我打个电话？”

“怎么没给你打电话？你问会计和司务长啊，都说你在上课，连个休息天都没有。”

“是啊，不能和你们机关比，生产队不休息，我也不能休息呀。想给你打电话吧，嘿，咱生产队那部破电话，摇它一百遍都接不到总机上，只能打进来却打不出去，连长都气得没办法。”

“是吗？分场电话班也不说给你们换个新电话？”

“电话班长病了，新上任的小电话员来给换了两回电话了，也不管用，不然连长怎么会发火呢？”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不管它了，你来了就好。你先等着啊，我给你打饭去，中午咱俩先对付一口吧。胡东升、孙保平上了拖拉机，其他哥几个也都站了播种机，都忙着播小麦呢。吴亮当上了见习统计员，天天跑地号，中午也不回来。晚上咱们再痛快地喝他一顿，为你接风洗尘吧。”

生产队在春播大忙时伙食都比较好些，我到伙房拜见那里的几位老同志时，知道今天中午吃的是大葱炒豆腐还有羊肉炖粉条。可是王文涛却打回了四个菜，其中又多了两个我最爱吃的小葱拌豆腐和炒鸡蛋，我们边吃边聊着。我惊奇地看着黑板，问他：“怎么搞的？这黑板上又有语文，又有算数的？而且层次还不一样呢？”

“这有什么新鲜的？这是复式教学，十七个孩子分成四个年级。咱这穷生产队，即没那么多教室，又没那么多老师，怎么办？”

“……”

“生产队的领导把任务交给我了，叫我在食堂里给他们上课，却并没要求教什么课。其中的意思我也理解，家长们都忙于工作，怕这些不大不小的孩子们出事，只是叫我看管他们而已。名义上是学校，实则是个大的托儿所罢了。可是我却不能那么做呀，我们下乡的目的不就是要把知识带到农村吗？我不忍心看着这些孩子虚度大好的时光，就跑到分场学校，了解了教学内容和进度，根据这些孩子的情况，给他们买了一至四年级的教课书。只好是给这年级的孩子讲课时，其他孩子写作业了……”

他又很高兴地讲了这些孩子认真学习的精神和天真可爱的趣事。他说最大的孩子已经十四岁了，要不是因为跟随父母来北大荒，都该上初中了。最小的只有六岁，家中无人照看，指导员亲自来给说情，没有办法也得收啊。讲到此，他哈哈大笑着说：“我可是头一回还当了娘呢。”

“莫名其妙，大小伙子当什么娘？”

“嗨，六岁的孩子来上课，憋泡屎都不知说一声，等下课跑出去，天寒地冻的解不开裤子了。哈哈，拉了一裤兜子，你说怎么办？”

我听着他绘声绘色地讲着如何给孩子擦屎、洗屁股、剐裤兜子里的粑粑，放学后又如何用自己的棉被包裹着把他送回家中等等细节。他的说笑中，使我感到了什么，我却说不清楚……

同宿舍的战友们说起他在宿舍里上课的事，都表示出最大的无奈。黑暗又潮湿的食堂里，就是生上两个大煤炉子，由于门窗不严、又没有顶棚，那么大的食堂里也是结冰的温度。更何况厨房里两个大灶上鼓风机的轰鸣，再加菜板上、面板上的“交响曲”，别说王文涛要多大声音讲课了，孩子们又怎能集中精力听讲呢？是王文涛反复地哀求和种种的保证，才说服了战友们，只得把宿舍变成了临时课堂。

王文涛倾入了全部的精力和爱，不但教孩子们读书写字，还教他们划画儿、唱歌、跑步和领他们做游戏，真的成了完完全全的“孩子王”。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那乐观、开朗，办事认真、热情奔放的性格丝毫不减。

记得六三年下乡时，火车刚离开站台，整个的车厢里顿时爆发了伙伴们震耳欲聋的哭声。少数的几个没有痛哭的人，也都擦拭着满眼的泪水。列车行驶到永定门时，震撼车厢的豪迈歌声代替了泪水与哭泣，他却轻声地吹起了口琴，《共青团员之歌》的曲调慢慢地引发起众人低声的合唱，车厢内又恢复了年轻人的朝气……

低矮的草房里，昏暗的油灯下，几个北京知青一边包着大年三十儿的饺子，一边思念着亲人，仵亮的眼圈里已闪出泪花，李伟国放下了手中擀面棍儿，爬到自己的被褥上，沉默已使屋内空气凝固。“快开门，快开门，指导员来给大家拜年了。”也不知王文涛是什么时候离开屋的，他突然的喊叫，一下子打破了即将在沉闷中爆发的哭泣。我擦了一把眼中的泪水打开房门，果然是指导员和两个老铁道兵来了。后来才知道是王文涛把他们请来的，年假那几天在指导员和王文涛的安排下，不是把老同志请来和我们一起过年，就是我们被请到老同志的家中去做客，与老同志们在一起的欢声笑语，冲淡了“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念想……

由于王文涛热忠于农场的教育工作，很快就被调到了分场小学去任教了。

后来听说，他为了办好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不但与同学们一起劳动，而且还与他们住在了一起，还与同学们一起吃起了同学们自己做的窝头和咸菜。

还记得67年1月，“文革”时，“造反派”夺了权，我被分派到档案组整理“走资派”的材料，在总场党委的档案中，竟然看到了有关王文涛六五年建议在分场试办半农半续中学的材料。其中有一封是由中央教育部门写了批语的、王文涛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封长信。出于好奇，我仔细地拜读了。

王文涛根据65年《人民日报》的五一社论“大力试办半农半读中学”一文的指导思想，又在全分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研，有理有据地向分场党政机关提出了在分场试办半农半读中学的建议。不但遭到拒绝，还有人说出“有钱的到总场念中学，没钱的在家种地”的言论。王文涛一气之下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长信，并附上了他调研的全部材料。这材料中即有农场现状，又有发展远景的展望，即有当前在校学生的统计，又有失学儿童的数据，更有从乡政府调查到的全分场从新生儿到学龄前儿童的详细报表……真没想到，平时与我们相处时说说笑笑乐天派的他，竟写出这么大魄力的上访信，不但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果真就在那一年，除了我们分场办起了“农业中学”外，其他几个分场也相继办起了“农中”，而这些“农中”就是以后各分场中学的前身。

也就是因为那句“有钱的到总场念中学，没钱的在家种地”的话，在农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给农场党委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批判了这种鄙视劳动者子女的言论。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却给他带来了被围攻、被打成“小黑帮”的把柄……

当分场办起了“农业中学”时，王文涛就开始了不但担负起了创业的重任，更走上了自找艰苦生活的路途。我看过他们的教室，不很明亮的大草房里，土地上钉着木桩，木桩上钉着木板，较高的是书桌，较低的是板凳。教室后面的墙上整齐地挂着二十八把锄头、二十八把镰刀、地上立着二十八把铁锹。墙角处有个大灶，八印的大铁锅里不是蒸着窝头，就是煮着大碴子（东北人把经过去皮后的玉米粒儿叫做大碴子，煮熟后，或是带着汤吃，或是用清水投过再吃）。教室旁边的两个房屋是男、女学生宿舍，王文涛的铺盖挤在男生宿舍的炕梢上。是他自己要和学生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机关食堂的白面馒头、油炒菜他不吃，却和同学们一起吃着玉米面儿的发糕、啃着咸菜……

更记得，搬进新校舍后，他为了更多地掌握农业知识，除了买，就是到农业技术员那里借来了很多书籍，经常备课到深夜。一次已是夜里十一点多钟了，忽听到教室传来怪异的声响，他急忙前去查看，发现了因宿舍修炕而睡在教室里的七名学生煤气中毒的情景，正因抢救及时才使他们年少的生命得救……

还有一次，我和王文涛在大水库钓鱼，不远处有几个孩子在浅水滩里洗澡、玩耍着，忽见一个小孩儿在水中挣扎起来。王文涛不顾一切地跳进水中，在他快要游近那小孩儿时，水中只露出一双乱抓挠的小手。我不会水，此场面已把我吓傻了，心在剧烈地跳动着，赶紧在岸上向浅水滩跑去。王文涛已把那孩子抱到了岸上，并一条腿跪在地上，另一条腿支撑着那孩子趴下的身躯，一口口的水从那孩子的嘴里流了出来，而后又给那孩子做人工呼吸，那孩子终于缓过了气来。王文涛警告着已经吓得跑上岸来的孩子们，说这里原来是浅滩，却有一些地方已被捕鱼的人炸成了深坑，以后不准再到这里来洗澡了……

也难怪“文革”初期，王文涛因给分场领导写大字报被打成“小黑帮”，受批判、受监管那会儿，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哭了。他们想着法儿骗走了监视人员，给他们的老师偷送着从家里带来的煮鸡蛋和帮着老师到远处的邮局发走了给毛主席的上诉信……

也难怪在王文涛结婚时，那么多学生都来帮他整理洞房，还送来很多的实用的礼物……

也难怪在他返城时，不但有领导还有很多的老同志和学生们老早就站在公路边上等候着，一边擦着热泪一边难舍难离地为他送行……

在“文革”中，由于他老爸是“走资派”，他又被打成过“小黑帮”，也住过“黑班房”，挂过牌子游过街，受到过批斗和恶语中伤。我都为他暗地里掉过泪，他却依然快快活活地生活着。在“劳动改造”中，不论是上山伐木，还是赶老牛车拉柴火，他总是一路的歌声，或是坐在老牛车上吹着他自己那用葵花杆儿做成的笛子……

他总是那么乐观、那么舒心地生活着，他那宽阔的心胸、爽朗的性格，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与他接触的人……我多么希望此番归来能与他共渡夕阳啊！王文涛你在那里啊？

期待早日拜读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