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槐乡
-- 发布时间:2009/9/25 8:15:00
-- [推荐]上世纪60年代全国著名的上山下乡知青侯隽大姐的发言(二)
侯隽的发言
——在《大寨·知青·共和国》座谈会上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neo_img_dsc07296.jpg: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知青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刚才靳主任道出了我们对大寨的情,对大寨的贡献和历史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是第二次参加回望大寨活动,亲身体验的老知青们是多么渴望到大寨来,凤莲同志透漏的消息一定会使广大知青振奋。我也很高兴和同志们就“大寨·知青·共和国”这样的话题进行研讨,我先说说自己的想法,抛砖引玉,不一定正确,请大家批评。
一、知青与大寨情缘深厚,文化相融。
说起“知青”,其实这两个字早已不单纯是原来字面上的含义,它早就成了在特殊历史时期经过艰苦磨练成长起来的,一个既不同于前辈又区别于后人的特殊群体的统称。
说起“大寨”,那是中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也是引领我们知青在农村战天斗地的光辉榜样。
我想,如果自己不是在国家的困难时期,从城市下乡来当农民,并在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中,学习和推广过大寨的经验,恐怕对大寨的感情也不会有这么深。我在窦家桥务农18年,从1963年就当大队团支部副书记,1970年又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后还有三名知青也陆续进了领导班子。我们带领全村群众艰苦奋斗,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推广农业科技、促进农业机械化等方面大显身手,把所有的盐碱地都改造成了高标准的园田,彻底打破了粮食产量多年徘徊的局面。我下乡时窦家桥粮食平均亩产只有100多公斤,虽然1965年达到了200公斤,算是上了“纲要”,但在1970年前一直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从1971年开始,粮食产量逐年提高,而且一年比一年增产的幅度大,1971年亩产500多斤,打破了多年徘徊局面,1972年600多斤,过了“黄河”,1973年800多斤,过了“长江”,1974年超千斤,,1975年1100多斤,到1976年平均亩产已达到600多公斤,小麦的高产地块已超过千斤。窦家桥不仅改写了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而且对国家的贡献一年比一年大,1976年那年我们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就突破了20万公斤。由于我们重视发展多种经营,大办工副业,也把个穷村建成了当时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正因为我们这些老知青当年都是推广大寨经验的生力军,所以我们始终心系大寨,情系农村。当时的许多知青代表,尤其是当了“村官”的知青朋友,都曾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我们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也是在大寨精神鼓舞下取得的,尽管那点成绩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的确起到一定的示范带动作用。那些年,我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个人,我们党支部及知青小组也都连续被评为各级的先进集体,我们村还在天津市农业学大寨会上作过典型发言,连陈永贵副总理都到我们村视察过。
虽然我不知道当年知青中有多少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也不知道当时全国有多少大寨式的村队,但从亲身经历中充分体会到:当年大寨的示范作用对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那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财富惠及至今。
我在去年的“回望大寨”活动开幕式上,也曾代表老知青发言,那次活动后,《晋中日报》还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知青与大寨的情缘》。当时我说,中国知青与名村大寨情缘深厚,大寨精神与知青文化血脉相连。我认为,所以“情缘深厚”、“血脉相连”,主要就是因为,“知青”与“大寨”一样,都是为分担国家困难做出了一定贡献和牺牲的群体。
不是吗?我们这些老知青,当年曾豪情满怀,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忠诚为国分忧,如今仍壮心不已,还在为祖国的繁荣发展尽心竭力,究竟是为了什么?就因为我们是一个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群体。
二、从大局着眼才能真实记录历史,正确认识自己。
众所周知,起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知青下乡,是在城镇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和农村合作化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条件下提出来的,目的是将解决城镇失业问题与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中国城镇就业问题的道路。大家都知道,1962年,我响应党和国家“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的号召,立志要当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农民,自己费尽了周折,好不容易才从北京跑到当时还属于河北省的宝坻县窦家桥村落了户。那年正是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不过在当时城市青年下乡的还很少。之后周总理听说我主动放弃高考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事,高兴地说,这是一个方向,青年一代就是要下乡。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总理正在考虑如何组织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问题,因为当时正是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安置下乡知青要以插队为主的时候。从1964年起,城镇知青下乡就逐渐掀起高潮,开始以下乡为主,就叫“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后来又提出要以上山为主,到1967年又改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在毛泽东主席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一贯思想指导下,特别是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被公认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迅即在全国爆发。可以说,从50年代到80年代,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演变而由探索到高潮,又归于终结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
今天的我们,面对历史逝去的背影都能评头品足地议论上几句,但每一历史事件的出现,唯有从它的来龙去脉深加探究,得出的结论才会是客观的,公允的。
时至今日,知识青年需要就业、新农村建设需要人才、青年人成长需要锻炼,仍是影响我国建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当年将这些难题结合起来解决的探索,应该说是有必要的,有价值的,尽管探索中难免会走弯路,要担风险。联想到今天各地正在实施的大学生“村官”政策,其实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与探索。我曾连任了9年村党支部书记,算是较早的“村官”了,当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也在无意之中投身了这一探索。在着眼于国家发展的大局审视自己下乡经历的时候,在着眼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全部历史评价个人作用的时候,我才真正认识到,自己也是在为国家的探索之路献身,就感到光荣,感到自豪,就无怨无悔,就觉得受再多的磨难也值。
当然,由于不同历史阶段上山下乡工作的出发点及其任务、政策和措施都不尽相同,尤其 “文革”前后更是有着明显的区别,作为当事者,各个时期下乡的人员,在理想、追求和表现上也有所不同,反思那段历史,知青们难免感受不一,认识各异,甚至会有些争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不管当年下乡主动也好,无奈也罢,不管对下乡的决策赞成也好,反对也罢,不管对自己的经历无悔也好,有悔也罢,就知青这一群体而言,有一点我们大家是应该给予肯定的,那就是:无论将来历史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怎样评价,广大知青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以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忠诚为国分忧,为缓解城市就业的压力,为贫困乡村、边远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为巩固边疆,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是不可抹杀的;广大知青在艰苦的环境里奋斗,在长期的坎坷中抗争,经受了脱胎换骨的磨练,铸成了坚忍不拔的意志,造就了乐观向上的品格,培养了勇于负责的精神,这笔宝贵的历练财富也是值得尊重和传承的。
三、传承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千秋功过后人评说。知青和大寨都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实践者、亲历者,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精神都是一笔沉甸甸的宝贵财富,将它们真实地记录下来,传承下去,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的很多知青朋友做得不错。我们还应该再一次感谢原国务院知青办的老同志们,感谢靳建疆同志,他们做得更好,更权威。
我们也非常希望,有更多文学界、史学界、新闻界的朋友能将笔触伸向知青这个特殊群体,伸向大寨这个为中国农业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名村,进行课题研究和艺术创作,重提艰苦岁月的忘我奋斗,重塑健康正直的民族魂魄,重树良好清新的社会风习。因为,当我国的广大农村极度贫困与落后的时候,当年那些能够舍弃城市相对舒适的生活而甘愿到农村奋斗的人,那些为了分担国家困难做出特殊贡献和牺牲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受到社会的尊敬。
其实痛苦也是财富。如今我们知青都老了,一般生活都不富裕,有的很贫困,也有的病倒了,遇到这样那样许多不如意,甚至陷入困境,但在历练中学会坚强与自信的我们,有知青这碗“酒”垫底,什么“酒”都能对付。对我们来说,那曾经的痛苦其实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非常欣赏著名知青作家肖复兴的一段话,也读给大家听听,或许会有启发,他说:“人生,苦难会多于幸福。人生就是由一个个苦难链环连接而成,当最后连接成一个大的链环时,才会变成一个美丽的花环。没有痛苦,便没有人生。痛苦是滋润人生心灵的甘霖。这是经历了生活的我们对生活的基本认识和态度。这是失去了青春的我们对人生的基本感悟和理解。”
看来对于孟老夫子的那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恐怕我们比谁理解得都深,感悟得都透。
最后我还想说:我非常希望每一位知青朋友都幸福、快乐。
但幸福不过是自己的一种感觉,快乐也只是一种心境。上山下乡的岁月早已是翻过去的历史,大可不必把过去的经历当成包袱,放不下心事,走不出阴影,总是怨天尤人,时时折磨自己。那样做只会压抑自己的聪明才智,完全与事无补。无论是非功过成败得失,任何包袱都不必背,即便是受了天大的委屈,遭到何等不公的待遇,既然都挺了过来,也就没有任何必要再去患得患失,更不该总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相反,经过了大彻大悟的我们,应该活得更明白,更宽容,更快乐,更精彩。
我衷心祝愿大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再立新功!
也衷心祝愿坎坷了一生的知青朋友们每一天都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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