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回到沈阳不久，全国性地革命大串联正式地开始了，值得高兴的是，所有的革命师生们，全都有权力进行革命大串联了。大家像潮水一般地沿着京沪线，京广线，京哈线流动，沿着地图上的一个个城市进行串联。铁路线上南来北往的列车里装满的都是革命的学生和老师，甚至车头、煤箱、厕所里也装满了人。沿海的海航线上“庆”字号轮、“山”字号轮，还有那解放军的海军运输轮，也在到处搬运南腔北调的大学生、中学生。有一回我们从青岛回大连居然坐上了一艘鱼雷快艇，看到咱们的鱼雷快艇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们甚至要求留下来当海军，可是一会儿的功夫个个天旋地转全都老实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想，如果能坐上潜水艇该多好！

　　奔驰的火车无疑是流动的红卫兵大家庭，大家在车上快乐着跳跃着歌唱着，那只著名的红卫兵战歌一遍遍地响彻在车厢里：“金色的太阳，升起在天空，光芒万丈。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象大海洋。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毛主席！”多么优美的歌声，多么真诚的情谊，多少革命人民的祝福！还有那朝鲜族学生们表演的“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舞蹈，蒙古族学生表演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舞蹈，把革命师生们的革命热情推向新的高潮！

　　集聚在一起的革命师生，好像一个欢乐的大家庭。原来我们以为，是中国人都说中国话，这倒是不假，可这个中国话不是普通话，到了黄河以南，我们北方的学生能够听懂的“中国话”已经是很少了，尤其是过了江南听那里的师生们讲话，简直就象外国话，甚至比英语都难懂，当然了，象上海那个比较先进的那个地方，会普通话的学生就比较多，不过他们不是很愿意讲。各个民族的师生的习惯更是不一样，生活上不一样，性格上也不一样。我们串联到南京的时候，有一天在学校的食堂里遇到一群呼伦贝尔大草原来的红卫兵，他们在饭桌上是又吃又唱，他们的美妙歌声就象是专业演员在那里表演，我们在旁边为他们叫好，他们是不客气的站起来给我们歌唱，后来，他们叫我们也唱一个，可是我们没有人能够唱歌，他们批评我们不够意思。在性格方面相对的比较起来看，南方的学生比北方的学生开放，少数民族的学生比我们汉族的学生开放。大家觉得最受欢迎的学生还是新疆的，那些维吾尔民族的学生，真是“亚可西”！他们欢快的歌声，不伦不类不土不洋令人逗笑的话语，还有那翩翩起舞的形象，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第二次去北京时住的红卫兵接待站，是一个据说是专为高级干部子女设立的小学（北京小学）。那个时候，学校的教室已经改为接待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的宿舍，学校的老师和一部分学生变成红卫兵接待站的接待员，来自祖国天南海北的革命学生，说着南腔北调的话，出入这个北京最有名的小学。根据党中央的文件安排，来京串联的革命学生住宿免费，吃饭也不用花钱。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还可以向接待站去借，手续非常简单，拿个学生证就可以。

　　我们那个接待站食堂的饭菜，相当于东北地区一般饭店的水平，主食全是细粮，菜做的非常好，东北的学生住在这里就象天天下饭店。不过，由于这个时候是大串联时期，各地革命师生们的生活习惯大不一样，俗话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有爱吃米的，也有爱吃面的。因此引起了不少的麻烦。因为食堂里主食大部分是面食，南方的学生有点吃不惯。过了一些日子，南方的学生们发起集体抗议，说食堂对毛主席的红卫兵招待不周，他们要吃米饭。那天，我们几个同学从北京大学抄大字报回来，正赶上一大群南方的学生，坐在食堂前面的小广场上，举行向食堂抗议的活动。这些学生振臂高喊“我们不吃面，我们要吃米。”学生们的抗议吓坏了食堂的大师傅们，他们躲在一个小屋子里，不敢知一声。当我们回到二楼住宿的教室时，同屋的几个鞍山、大连和哈尔滨的东北学生正趴在窗户上往下看。一个高个子的哈尔滨学生说“这些南蛮子太狂了，白面都不吃，应该叫他们到东北去吃高粱米、窝窝头。”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全体东北学生的积极响应，大家拿起苕束，木头棍子什么的，冲下楼去，一边喊“叫你们不吃面！”一边打那些学生。把那些抗议示威要吃米饭的学生吓得四处乱跑。从那以后，不知道食堂的老师傅们是可怜我们这些吃粗粮长大的东北学生，还是因为我们赶跑了那些不吃面的南方学生给他们解了围，每吨吃饭的时候，我们的饭菜总是给加厚的。

　　九月十五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我们几个同学立即乘车沿京沪线南下，当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南京，因为南京不仅是六朝古都具有悠久的文化内涵，而且它是国民党当权时期的首府，这里不仅有人民公敌蒋介石的总统府，还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陵园，莫愁湖畔是思想者汇聚的天下，雨花台的一草一木染满了革命先烈的鲜血，南京大屠杀日寇欠下中国人民三十万条血债，夫子庙里孔孟之道给了多少中国人“中庸之道”！南京啊，说不尽的南京，说不完的南京，可能就像秦淮河一样令人惆怅。

　　这个时候，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好，运送红卫兵的火车必须经浦口上船，然后轮渡过江。火车上了渡轮以后，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不许我们开窗户，而且还要放下窗帘，更不许把头伸到窗外，好像怕谁干什么特务活动似的令人费解。虽然说长江南北也就一江之隔，但是位于长江南岸的南京，与我们北方的城市，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次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发现街道两边的树木长的又高又大，那连成片的树冠不仅把街道罩成一条条林荫大道，而且形成一条条绿色景观花园。那种在北方从来没有见过的白白树皮的大树，居然就是久闻大名的梧桐，这么美丽、干净的大树，难怪人们说“没有梧桐树，招不到凤凰来”。我们随便走进一家小饭店，把南京的茭白当作沈阳的大葱，把江南的空心菜当作家乡的菠菜。我们以为在东北吃过大名鼎鼎的臭豆腐，而南京的臭干才叫我们领悟到居然有比臭豆腐还臭的东西。叫我们狼狈不堪的不仅仅是这些，在招待所的卫生间里，我们是第一次见到水冲马桶（座便），居然没有一个人会用，看到一个又一个同学蹲在座便上解手，想起来都好笑。

　　最叫我们惊奇的是，当你信步走在名扬四海的秦淮河边，来来往往的小桥人家，就生活在那恶臭的合适之中，尽管水中岸上人声鼎沸，却全没有杜牧的“烟笼寒税雾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的心灵。夫子庙的店堂，在暮色中依然是有灯有火有辉煌，那些高声吆喝的堂主，那匆匆忙忙行走的食客，似乎与任何东西不发生关系。在我们北方早已经被红卫兵“横扫”了的资产阶级的那些东西，在这里照样我行我素，雨花台卖花鸟鱼虫的，夫子庙卖汤圆、果子、雨花石的。秦淮河边打气枪、摆地摊的。我们问自己，这里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吗？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都在做些什么？

　　我们来到紫金山西麓，沿着中山陵的石级缓步而上，通过长达480米的墓道，想寻找革命先行者当年的步伐，然而这里已经看不到孙中山先生为革命振臂高呼的景象，这里只有他永远长眠地下的灵堂，这座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宫殿式建筑，外壁用花岗石建造。堂顶是中国传统的重檐歇山式，上盖蓝色琉璃瓦。灵堂正中，是一尊大理石雕的孙中山先生坐像。我们所有进来瞻仰的同学都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借以怀念他对于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站在孙先生碑亭的正面，看到上面刻着“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一行大字，不由得想起孙先生终生鼓吹的“天下为公”和“博爱”，我们一直以为，孙先生的主张永远办不到，因为天下根本没有公平，不知道他为何孜孜不倦地追求。如果孙先生尚在，不知对于如今的文化大革命有何高见？不管怎么说，孙中山是坚强的革命先驱，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坚定不移地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为了拯救和改造中国而耗费毕生的精力，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相比之下，绿茵环抱中的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墓，这个国民党，蒋介石疯狂杀害革命志士，枪毙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则显得简朴甚至有点寒酸。我们就不明白，孙中山就是再伟大也不过是国民党的总统，充其量算是共产党的朋友。为什么我们的革命烈士墓就不能搞得更庄严、宏大、气魄一些？为什么就不能搞的比中山陵更辉煌一些？总感觉现在的雨花台革命烈士墓好像有点对不起我们的革命先辈。于是我们就想，大串联本身就是要到处煽风点火，就是要把造反有理的革命精神带到祖国各地。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联络南京的红卫兵，造它一次反，把我们的革命烈士陵园搞的叫烈士的后代们满意！但是，革命的师生们都忙于串联去了，我们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南京造反派，即使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也觉得这事不好办，我们是过客匆匆，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大家急忙地在纪念碑前面照了几张相片后就离开南京了。

　　我们想换一个乘船的方式去上海，顺便看看母亲河长江的英姿。于是到下关码头办理船票。因为是中午时间，大家选择一个靠广场的小饭店吃饭。没想到饭菜刚端上来，身后站了一排要饭的，就象是我们的保镖一样。更可气的是，饭还没有吃完，身后的一个小男孩突然间向陆一夫的碗里吐口痰，大家只好扫兴地放下饭碗离开饭店。走进下关码头广场，发现那里坐着黑压压的一群农民，有大人有小孩有男人也有妇女，问他们去什么地方，他们说出去串联。你们也不是老师与学生啊？我们感到奇怪地问。有个小伙子告诉我们，他们是安徽风阳地区的讨饭大军，在家里即不缺吃的也不缺穿的，但是每年农闲的时候都是集体出来讨饭，简直就是一种爱好一种职业病。呵呵，天下还有拿讨饭当爱好的？有啊，他们就是。那讨饭就是讨饭呗说什么串联那？你还不明白？可以不买车票、船票吗！原来如此！我们很纳闷，既然凤阳历史上如此，龙生龙凤生凤，那个朱元璋又是怎么出来的？看来血统论也不是太正确。

　　串联最后到达的是上海。这是一个具有多次工人起义，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也是东方的金融、商贸中心城市。上海滩这个古往今来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造就了无数英雄豪杰与地痞流氓。有人一夜暴富后在南京路上指点江山，也有人几天功夫一贫如洗痛快滚出苏州河两岸。上海，我们心中的大上海，你让多少人充满希望，并为之艰苦奋斗。你又让多少人灰心丧气，痛苦伴随一生。你给蒋介石营造了发家的大本营，又孕育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诞生。

　　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安排住在重庆中学。按照我们一贯的做法，先去龙华烈士陵园瞻仰了革命烈士的遗容，聆听了他们为了中国革命大无畏的献身精神，随后又向烈士们的纪念碑献上我们用野草与野花做得的花圈。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烈士们的纪念碑了，每一次看到他们为革命光荣牺牲的形象，真的感觉到他们的伟大，真的感到中国革命来得多么不容易，死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死了那么多有才华的仁人志士，才换来了劳苦大众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天有人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复辟倒退我们能不造反吗？

　　随后我们又到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去参观那里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当时同济大学的大字报墙上誊写的姚文元的文章很多，特别关注到他对文革的影响。校园内的墙上写有一句话“鹰有时比鸡飞的还低，但是，鹰毕竟是鹰。鸡有时比鹰飞的还高，但是，鸡永远成不了鹰。”我们看到了以后总是在想，为什么有人要写这样的句子，是乎有人受到了压抑，是乎有人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有一种生不逢时土埋黄金的感觉。

　　我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无论到哪里都不会忘记寻找关于无线电的迹象。恰好在南京东路上的一个无线电零件商店遇到几个本地的无线电爱好者，经过他们的指点，找到了虬江路，牛庄，淮海公园，提篮桥，嵩山路，中央商场等几处专门处理无线电零件的地方。这里不愧是大上海，无线电零件要比我们沈阳市多得多，尤其是刚刚面世的处理的半导体零件在这里遍地都是，我的第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的零件几乎全是在这里买到的。由此，我想到为什么上海那么先进，上海人那么聪明？同一个时代，都在党的阳光沐浴下，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什么地区差别那么大？此时此刻，山沟里的人知道半导体吗？可是大上海里半导体收音机已经普及了。

　　我们到达上海以后，热情的上海中学生，尤其是重庆中学的学生们，特别欢迎我们东北来的学生，并且给与很多的照顾。我们有个同学眼睛高度近视，估计最少有700多度。有一天他从同济大学看大字报回来，在回接待站的汽车上眼镜被挤到地上摔坏了。红卫兵接待站的老师看他走路困难，立即领他到南京路上的钟表眼镜店配个眼镜，并且没收一分钱。十一月份的上海好像比东北还要冷一些，阴冷潮湿。接待站的同学发现我们冻的直打哆嗦，先是嘲笑我们不是真正的东北人，甚至不如他们抗冻，后来又都跑回家去弄出来不少的衣服送给大家，我们说他们是心灵美的“小瘪三”。我们住在学校接待站里有吃有喝，但是经常被学生们请到家里做客。有位初中一年级的上海女学生叫潘荣，是对我们最热情的女孩之一。记得我们到她家做客去了好几次，她说学校的饭菜不是地道的上海菜，只有到她家里才能吃到。可是她哪里知道她的地道上海菜，我们一点都吃不惯，不过她的热情与真诚很叫我们感动。这种真诚一直维持我们的关系，直到大家纷纷结婚后才逐渐消退。实际上，几年以后当我们从农村回来时，我们才知道潘荣与我们的由斌相爱了。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当我们高唱国际歌去寻求世界上的知音时，无疑想到那些国际上的朋友们，越南的兄弟在抗击美帝国主主义的侵略，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孤苦伶仃，苏联人民被修正主义搞的变了天重吃二茬苦，难道我们不能帮他们一把吗？10月末我们在京的十几个东北的学生，通过一个关系找到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后来又找到中央文革接待站，要求他们帮助我们出国去大串联，把毛主席革命的火种播种到全世界去。可是我们这些笨到家的学生，眼铮铮地看到不少红卫兵到国外造反去了，就是没有找到出国的办法，一直到周总理讲话明确反对出国串联，才算静了一番心事。

　　猛回头，嫣然回首革命串联路，问一下自己，我们是游山玩水来了吗？学习到革命的思想了吗？是不是大上海的温情钝化了革命的意志？当我们认为有必要由此上井冈山的时候，停止串联的最新指示下来了，由此，我们乘“长庆”轮经青岛、大连回到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