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返城之路

那个年月，大批知青都在为返城忙碌着，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除了“接班”和“困退”的是由原城市开出证明之外，想享受“病退”的，就需要自己在农场搞到证明了。为了能得到医院的“身体不适宜农场工作”的什么什么病例或是证明信，走“路子”是当时最时髦的话语和行动。

这“路子”怎么走？那时已经从“研（烟）究（酒），研（烟）究（酒）”转向了更“实惠”的“办法”了，什么更实惠呢？一是人民币。二是“献身”精神……

还有一些与我一样的已经和当地的青年组成了家庭的人，因为政策只允许两个都是城市知青的人返城，所以这些人也都被逼出了办法应付了。要么真的离婚了，要么办理个假“离婚”，更有走“路子”为对方也办理个什么什么城市的知青证明的……

有人劝我也办个“假”“离婚”，我爱人也支持我办离婚手续，她是希望能让儿女得到比较良好的城市教育……我没有同意。

但是，那时农场都是人心惶惶的，知青们都各展高着儿，把不能返城的都视为无能似的。还因为我们农场离北京太远，来回的路费又不便宜，在农场二十多年了，没有一个存款，钱都贡献给了铁路……父母年事已高，我也想能在距离北京近一些的工作了。于是，与我二姐联系（我二姐当时在邢台工作）得到邢台教育局的面试许可，经过面试，才调到了邢台三中任教的。但是因为爱人工作无法安排，一年后，我又只得调回了农场，那是1979年的事。而后，在1989年北京市有文件，允许没有返城的北京知青的一个子女，落户回北京的直系亲属家。我儿子的户口落回到了爷爷家，还有个女儿怎么办？重男轻女吗？我们担当不起这样的责任！所以我必须努力，为女儿争取城市教育的权利，于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唐山朋友的帮助，经过学校的面试后，调往唐山十六中任教了，并且全家搬迁到了唐山古冶区。没想到只任教了一年，1990年6月我就得了脊髓型颈椎病，而且发展太快，刚放暑假时只是感觉两腿越发沉重了，回北京检查是颈椎病，再回到唐山就不能走路了……在校长亲自陪伴下，并且由学校派人送我到了开滦煤矿总院进行了住院检查。当决定必须做手术治疗时，我爱人怕了，因为我们没有亲属在唐山……与北京联系后，我弟弟把我接回了北京，并且安排在解放军总院治疗了……因为手术不成功，出院后依然不能正常工作，还经常大小便失控，没有办法只得在家休病假。

更没有想到的是，1995年由于在北京的儿子与姑姑发生了矛盾，竟然离家出走过……后来在他大舅的帮助下，托人帮忙在南城大兴区的农村买了一处农家小院。当时女儿已经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她已经到北京打工了，并考取了成人夜校……因为我老伴已经退休了，所以我们就在那年暑假搬回了北京大兴农家小院居住了。

因为我的病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所以我打了提前退休的报告，一直到97年才得到批准退休。也在这一年秋天，经过东城区知青办公室的帮助，才全家（我和老伴与女儿）落户回了北京。因为我父亲已经去逝，妹妹不同意把户口落回家里（怕我们与她争房产），还是孩子大舅（孩子的大舅妈也是我们农场的北京知青，他们比较早的办回了北京）家的老妈妈接受了我们的户口，我和老伴与女儿才正式地成了北京人……

然而由于退休关系依然在唐山，一切待遇由唐山负责。既是工资关系、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等福利。所以我和老伴只能是有北京户口的外地人……

             我的“回城”

我的回城算是一种意外，也是一个必然。

1975年，和我同一批下乡的50余名知青中的最后一名战友也通过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离开了生产队。这时的我算是放下了一个心思。

当初来的时候，我们这批知青中有很多人都是身体不好什么的，没被第一批下乡的组织者批准的。是我借用自己学校革委会委员的身份，从学校的军管负责人、校革委会副主任手里磨出了一张参加内蒙古知青安置工作会议的介绍信，又取巧到当时的市学生管理机构“呼三司中学红代会”那里换得了一张更加“权威”的介绍信，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当年(1968年年初)的“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安置工作会议”。其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弄到一批下乡指标，二是为了见见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已经下乡了的那些先驱者战友们。

会上，我见到了77年秋天从北京第一批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的以曲折为代表的十名知识青年的代表王静植(女)，当年11月份也是从北京到也是牧区的东乌珠穆沁旗插队的知识青年代表(名字忘了，只记得姓张，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还有我们呼和浩特市首批到牧区插队的代表托娅(女，蒙古族)。

听他们讲到了草原的艰苦，更讲到了牧民的纯朴、憨厚与热情。我的下乡决心更大了。死活缠着内蒙古安置办公室的领导同意我们也到远离呼和浩特市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去插队。当时批了100个名额，后来到下乡时由于报名人数太多，各地要知青的热情也高，增加到了150名。分为西乌旗40名，东乌旗60名，东苏旗50名。我就在前往西乌旗的40名中(下乡时的实际人数达到了49名，再加上不久后其中一位同学的妹妹带了个伴儿自己跑来加入，总人数达到51名)。

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到了知青开始陆续考虑回城的时候，我作为发起者总不能自己先跑掉吧。于是一个个地送，直到75年全送完了(这里包括选调到了旗里或公社工作的情况。反正都算是安排了)。

送走队里最后一个战友，我开始考虑自己的路了。

我知道自己的身体不适宜什么体力劳动。早晚都得离开生产队去城里过的。但总还没想好该怎么回去。

这时候，后来下乡到队里的知青们来找我“评理”了，让我说说他们当中该谁先被推荐回城。

这下子我才意识到：这些后来的知青们干脆觉得我就应该是开始安排他们离队了!我自己似乎已经超出了被考虑的范围了!

加上这一年我连续几次外出参加了一些知青方面的会议，总是忙于受委托写一些稿件什么的，也没有机会去寻找回城的具体途径。

当然，在这期间的自治区知青代表大会上，几位知青发起建议成立知识青年自己的大学的建议我也参与了，对它抱的希望很大。觉得那才是自己的最好选择。但当时锡盟知青办不同意内蒙知青办用借调的方式让我先去参加筹备工作，怕最后我还会再回到生产队去。于是我就又回到队里去了。后半年没了什么音讯，这个念头就又淡漠下来了。

1976年初，公社书记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是准备安排我到公社去搞“畜牧科研”。让我安心等待。我想这也应该算是安排了，于是再不作其他打算了。

接着，公社派我到宝昌去学习什么“土壤化验”，一周的学习班，我去晚了，只参加了最后两天的培训，领了一个搞化验用的小箱子就回程了。

路过锡林浩特的时候，我习惯性地到盟知青办去看看。结果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去年提议中的“内蒙古知识青年大学”(当时不知道全名是叫“内蒙古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大学”)就要成立了，已经决定让我去担任学员兼工作人员。叫我立刻前往呼和浩特的自治区知青办报到。

就这样，我匆匆忙忙地回到公社，向公社领导汇报了这个情况，由于当时只讲到“学制一年，社来社去”，所以没人和我争这个名额。很顺利地就得到了批准。再急忙跑回队里，没见到队领导，只遇到一个队领导班子的成员，把情况向他讲了一下，反正一年就回来嘛，也没作其他打算，收拾了两个小旅行包，一包是换洗的衣物，一包是那八本马列选集和四卷毛选。向还在队里的几个小知青打了个招呼，当天就到公路边上拦了一辆去锡林浩特的班车走了。再从那里一路不停地赶到了呼和浩特。

到内蒙知青办报到后，还有时间回了一趟家，弄了一套行李。然后就跟着车到了学校选定的地方----乌兰察布盟的凉城县岱海青年农场。

在知青共大上学那一年的经历，我已经在拙著《开拓，在这版沃土》中给予了记载。

那届学生毕业后，学校又招收了一届一年制的长训班，还是四个专业。我担任了政治理论专业的班主任兼课任老师。这个班没办够一年，由于大批知青返城大势的形成而自动破产，提前解散了。

接着，学校又办了几期“《毛主席五卷》学习班”，学期一般都是一个月左右。我又在其中担任了一门课程。

就在这段时间内，学校决定为我办理正式调动手续。由于我在授课，学校派了专人到我下乡的地方，把户口什么的办回来了，还拉回了剩余的、被不知何人瓜分后余留下来的可怜的家底。

于是，我就这样成为了“城里人”。

当时，学校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的凉城县，79年迁到呼和浩特市郊区。这时，知青已经不再下乡了，内蒙古知青办与自治区劳动厅合并，我们学校也与劳动厅所属的自治区技工学校合并。我在那里一直教书，直到94年返京。不过比冷兄强的则是返京时是正常工作调动，所以工作关系算是北京的了。

知青返城的路五花八门，怎么走的都有。还有那些留守知青们，有些日子过得很苦，可怜。

“有人劝我也办个“假”“离婚”，我爱人也支持我办离婚手续，她是希望能让儿女得到比较良好的城市教育……我没有同意。”

说实在的，后来我们也被爱人的亲属们裹胁着，也到总场办了一个“离婚证”。可是我父亲非常反对。他说：“你欺骗谁也不能欺骗共产党！”再说了：“咱们家祖辈就没有什么离婚那一说。我们丢不起那个人！”

因此，我们依然是拿着离婚证，还在同居，一直到现在。

我们农场还真有弄假成真的呢。当时办理离婚手续时双方都说好了是假离，可是那人一旦回了北京，就揭开了真面目……

不但大家的聚会都不带他玩，那人也成了众人的……

唉，艰难的人生路，艰辛的人生苦，我们这一生坎坎坷坷，磨难伴随了大半生，好在人还在，比起早逝的算是幸运了。

珍惜吧，自我安慰，自我奋争，暂为再活十年而努力，到时我们网上点一下名，争取成为答“到”者。

真是：啥人都有啊!

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