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心》系列一

　　　　　　　小芳，你在哪里？

开宗明义

　　一个人，尤其是青年，倘若有个关心、指导自己的朋友在身边，会少说许多错话，少做许多错事。这个人最好是大姐。我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朋友，没有这样一位大姐，所以说过许多错话，做过许多错事。恰恰是这些错误，使我产生了对“朋友”的渴望，对“大姐”的渴望。出于这种人生感悟，我试图自己同自己“谈心”。字里行间，我既是“我”又是我的“大姐”和“朋友”。

　　一个人能正确认识自我，从而能够在变化中始终摆正自己的位置，是件非常重要却不容易做到的事。即便是成年人，也常常说一些与自己身份不符的话，做一些与自己身份不符的事。然而，覆水难收。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即便改正，即便别人不再说什么，那“不该”的痕迹也会深深地刻在生命的年轮上。更何况，有多少人由于对“不该”不知、不悟，以致始终停留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却“永远长不大”的可悲层面上。人贵有自知之明。与其说这是一条哲理，不如说是一个过程。它只能由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共同促成。这中间，少不了对“大姐”和“朋友”识别和敬重。

　　直到花甲之年，我才真切领悟到自己的两个“先天不足”。由于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良好的学校教育，使我在为人处事上，既随意又固执、既自负又盲从、既求稳又急躁、既思变又保守。好在后来不经意地接受了长达40多年的社会教育、特别是职业德育，或多或少地弥补了两个“先天不足”，当然还包括一些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观念和方法。在这些“营养”中，无论正反，都是有益的。对那些未曾接触过的人、未曾感悟到的人，对那些尚有求知欲望的人、仍想少出失误的人，也是一笔共同财富。就此“谈心”，或许有助于共享。

　　既然是谈心，就须真诚，就须平等，就须有的放矢，就须开诚布公。所以，“谈心”的选题，是针对自己的，也是针对社会的；“谈心”的内容，是真人真事，也是真情实感；“谈心”的方式，是自问自答，也是相互研讨；“谈心”的风格，是典型再现，也是思想升华。

　　如果这可以算作礼物，我愿意奉献给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

　　下面是《谈心》系列的第一篇。

　　              小芳，你在哪里？

　　一首通俗歌曲《小芳》，曾唱遍大江南北。面对歌迷的狂热，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真像社会上流传的“1个男人要有4个女人”和“1个女人要有4个男人”？

　　对这样一首怀念当年下乡情人的歌，与其说反感，不如说憎恶。一个丢下相爱的“小芳”,返城后重新组建了家庭的男人，竟无视身负一辈子也难以解脱的道德十字架，恬不知耻地抒发起往日情怀来了！吃腻了鱼肉，又想起野菜。在貌似纯真、博爱的背后，这是一种多么自私、无耻的心态！

　　然而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

　　德斯蒙德·莫里斯博士发现，人类和许多动物一样，也有“铭记”和“错记”。其中一个最为普遍的现象是“年轻人恋爱可能朝三暮四，但往往永生难忘，他们中的许多人会不顾一切地固恋着‘童年时代的恋人’，尽管他们的初恋关系早已不复存在。”这也许正是《小芳》激起成千上万歌迷狂热的根本原因。这种共鸣，超越时空、年龄、性别、种族和国籍，也超越了道德观念。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本性的一种本能的宣泄，无论任何力量都难以改变。尽管有人回避、有人掩饰、有人妒嫉、有人批判，但谁也不可能甚至不愿意真正解脱，因为这毕竟是人生从未有过的、不会再来的、不可替代的、不能复制的序幕。“第一”和“唯一”所构成的超强刺激，无论是好是坏，都使人“铭记”。

　　相比之下，“你心里只有我”和“我心里只有你”无异于善意的谎言。如果真的心里只有“你”和“我”，那就宽容各自的初恋情怀吧！兴许，这种美好的情感，在不经意之中，会迁移到自己身上来。如果做自欺欺人的傻事，在貌似成功的背后，可能失去最可宝贵的东西。正像《中国式离婚》所揭示的。

　　说到这儿，有人会问：你的“小芳”是谁，她在哪里？

　　这使我想起谷建芬对乔羽的追问：《思念》歌词中的“蝴蝶”究竟指谁？虽然乔老爷始终没有挑明，但他那寿眉下双眸难以掩饰的往日情怀，在亿万观众心目中已经飞起了亿万只“蝴蝶”，若心有灵犀的“蝴蝶”本人有知，一定会心如展翅随意翱翔。难道这不好吗？

　　注：“1个男人要有4个女人”，是说这个男人在家有个做饭的、单位有个好看的、身边有个犯贱的、远方有个思念的；“1个女人要有4个男人”，是说这个女人先找个漂亮的留下好种、再找个有钱的取得财富、人到中年找个称心的弥补失去的青春、最后找个相当的共度晚年。

　　请看《谈心》系列二：科学爱迷信

《谈心》系列二

　　　　　　科 学 爱 迷 信

　　提倡科学，破除迷信。这是人类的进步，历史的潮流。但提倡科学是不是就破除了迷信？破除迷信是不是就提倡了科学？提倡科学中有没有迷信？破除迷信时要不要讲科学？

　　一个让人吃惊的事实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绝大多数人是在不了解（甚至是很不了解）的情况下相信的。就因为它被封为“科学”，所以就应该相信。就因为它是过去实践证明了的，所以在新的实践中还应该相信。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可能了解前人和当代所创造的所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因此，只有相信，即使连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所相信的究竟是什么。这种无奈，不能说不是一种迷信。

　　如果说这是被动迷信的话，那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明者、发现者、倡导者、维护者恐怕就是主动迷信了。他们无一例外地希望、要求（甚至强迫）别人相信自己的成就、方法、判断和理念，而不在乎别人是不是真正了解自己的成就、方法、判断和理念。也许有人会说，从未见过质疑科学的禁令。事情的可怕正在这里。因为任何事物，一旦被封为“科学”，便天然地取得了“必尊权”、“必信权”、“排他权”和“免质疑权”。至少在一定时期（甚至相当一段时期）内是这样。当“心理暗示”被排斥在科学之外时，反对“心理暗示”被认为是提倡科学，许多人对此并不了解却相信了；当“心理暗示”被拉回到科学之内后，赞同“心理暗示”被认为是提倡科学，许多人对此仍并不了解却又相信了。且不说孰是孰非，就质疑科学本身，往往就是一种禁忌，而迷信反为时尚。恩格斯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权威。可赞成辩证法的我们，却从未停止过崇拜权威。偶像之多之盛，如入狂人世界。正像我的一位同事所说的，人这一辈子就是不断地“打烙印”和“揭烙印”的滑稽过程。而一些自认为独立思考的人，或情不自禁地迷信自我，或有意无意地拾人牙慧。“真理擦肩而过”，不仅伟人毛泽东难免，恐怕所有人都会遇到。因为我们太希望自己科学了，所以不惜走向迷信。因为科学太需要大众支撑了，所以宁愿大众盲从。如果说科学与科学是朋友，那么科学与迷信就是情人。

　　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被人们视为“迷信”的事物却快速走近科学。不仅其传播方式更加现代化，而且其传播内容也更加贴近现实、贴近青年。这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随着量的积累，部分质变也是可能发生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很可能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

　　如果在科学与迷信之间选择，我当然选择科学，尽管其中许多并不了解（甚至很不了解）。但对迷信，总体上毕竟是一种人类遗产、一种历史传承、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思想文化，至于个体，只要不违法，就像不了解不宜盲从一样，不了解也不宜反对。尤其是民俗和宗教，即便带有迷信色彩，也应该受到尊重。

　　请看《谈心》系列三：吃亏是福

《谈心》系列三

　　　　　　吃 亏 是 福

　　少奇同志的“吃小亏占大便宜”，曾被“批倒批臭”，以至后来无人再敢提起。其实，至少有两点仍不失为经典：一是国家元首实话实说；二是人生感悟超越了意识形态。

　　究竟吃亏不吃亏，表面上看好像是客观事实，实际上却是主观判断。一个苹果，婴儿吃了，身边的父母绝不会认为自己吃亏；同样是一个苹果，别人吃了，而在场的另一个人没吃着，往往会认为自己吃亏。最典型的莫过于“献身”了。以身取义、为国捐躯、舍己救人，本绝无吃亏可言，然而竟也有人认为吃了大亏。之所以觉得吃亏，大多是认为自己应得的没得到，或是认为别人占了便宜自己却没占着。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是谦谦君子，所以这种“不吃亏意识”应该看作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的。那么，是不是“不吃亏”就好呢？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一种处世哲学，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表现出“斤斤计较”，甚至“无利不起早”，从而自寻烦恼，陷入庸俗。这个演变许多人始料未及，所以执意“不吃亏”的人，到头来总会吃亏，甚至难免在人气上吃了大亏。

　　那么“吃亏”又会怎样呢？能主观上这样做，反映了一个人的品格、道德、修养、境界和胸怀，十分有利于身心健康。在客观上有助于团结、和谐、礼让、互助和互谅，十分有利于成就事业。无疑，这样的人是会得到敬重的，这样的氛围是有利于施展才华的。这就是“大便宜”，而且瓜熟蒂落，顺理成章。吃亏者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强调要带头吃亏，尤其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党员带头吃亏”和“干部带头吃亏”又成为新的观念约束和纪律约束。

　　有这样一位新闻主管，凡有基层通讯员找到他，总是先问“这次带来点什么？”后来这句话几乎成了这位主管的代名词，大家很看不起他。无非是占了一点小便宜，却把整个人丢掉了。另有一位县处级领导，每到一地，总让地方上给他报销一些票据，下面的同志很是反感。当他在台上慷慨陈词时，不少人在下面指指点点。后来在干部考核时，这位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虽然理论水平很高，但人气指数太低，被黄牌警告，险些丢了乌纱，而且直到其提前退休，再没有被提拔过。

　　在普通人中，不少人信奉“爱哭的孩子多吃奶”，甚至有人以“争福利、闹待遇”为能事。殊不知，这种“爱哭”本身就有损自身形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福利、待遇说到底是干出来的，绝不是“哭”出来的。而在福利、待遇面前，总会有人吃亏，总要有人吃亏。一些人正是解不开这个扣，总是失落，总是不顺。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陈毅元帅的告诫使我们领悟到：“吃亏”还能避祸。

　　请看《谈心》系列四：低是高

《谈心》系列四

　　　　　　　　低　是　高

　　“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并不深奥，可真正理解并身体力行却不容易。

　　2002年9月，我和新任社长聊采编工作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他让我针对这些问题，在全社讲讲《版性和编辑责任》。作为一个高级编辑，应该说自己可讲的东西很多，但我没有这样做。而是认真回顾社长到任后提出过哪些新理念、新要求，然后从对这些理念和要求理解的角度、贯彻的层面，讲解“版性和编辑责任”。讲稿提纲1万多字，给全社处以上干部和采编人员讲了一上午。会场气氛很热烈，会后许多同志找我交流心得体会、索要讲稿，社长、总编批示把讲稿发全社及全国各地记者站。这和自己年轻时的做法完全两样。当年有一次我对改进报社工作发表意见，慷慨陈词之后同事们却评论：“你刚才的发言像穆青。”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在这种变化的深层，是我对“满招损，谦受益”有了新的感悟：低是高。没有人不希望自己“高”，没有人不希望表现自己“高”，没有人不希望别人承认自己“高”，没有人不希望社会认可自己“高”。于是我年轻的时候选择了“高谈阔论”，结果适得其反。而年近花甲的我选择了“低调轻声”，结果语惊四座。这首先得益于把自己放在尽可能低的位置上，不做“教师爷”甘当“小学生”；同时得益于在要说的话中尽可能淡化主观色彩，不去“张扬自我”尽展“他人所长”。在这种近似“无我”的过程之中，我却得到一枚真正的“金牌”。

　　在人生道路上，对“低”的认可和追求，可以说是一大飞跃。我非常敬重钱钟书先生。这位大师与众不同的心态：“凋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生”，正合挚友对这位大师与众不同的赞誉：“大智如海默，小溪爱喧嚷”。这种“低”，实质是高深、高尚、高超和高雅的浓缩。尽管我们未必能达到大师的水平和境界，但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小事做起。当你蹲下身来目光平视儿童的时候，当你用商量的口气与人对话的时候，当你以学习的态度面对一切知识和经验的时候，当你用欣赏的目光审视一切劳动和创造的时候，当你主动迎上前去和下级握手时候，当你由衷地尊敬和感谢身旁那“一字师”、“一事师”、“一言师”的时候……也许你正攀登人生路上一个重塑自我的阶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飞扬跋扈、盛气凌人、趾高气扬、财大气粗、目空一切……在一些人眼里，很是时髦，很是得意。然而，祸不远矣！如不自拔，即便毛发无损也会失去人格。

　　“低”，从说话的口气开始。“低调”往往是走向“高超”的起点。

　　“低”，在自我定位中延伸。手抚苍松方知人生之短暂，面对大海方知心胸之狭隘，仰望高山方知自身之渺小。在力求到位与谨防越位之间，“尾巴夹得再紧一点”将是质的飞跃。

　　请看《谈心》系列五：把心横过来

《谈心》系列五

　　　　　　把 心 横 过 来

　　没有人不希望自己一帆风顺，但所有人都必须迈过许多坎儿。升学是个坎儿，求职是个坎儿，成家是个坎儿，置业是个坎儿，教子是个坎儿，退休是个坎儿，困难是个坎儿，挫折是个坎儿，机遇是个坎儿，挑战是个坎儿，超越别人和超越自我更是个坎儿。许多人没能过去或没有过好这些坎儿，以致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假如当初……”多少人追悔没及。

　　这中间，大多数人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事情的重要性，而是在做的时候没能“把心横过来”。2004年5月14日，我第二次来到西柏坡。据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李庆安介绍，毛泽东同志1948年5月26日来到这里，不仅在10个月内指挥了24个战役，歼敌248.8万多人，而且在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写下了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将革命进行到底》等光照史册的著作，其中收入“毛选”的就达20篇。毛泽东同志是人不是神。然而，负荷之重、效率之高，确实无人可比。难道当时就不能拖一拖、等一等、歇一歇、缓一缓吗？你我都会认为“不能拖、不能等、不能歇、不能缓”，但真要夜以继日地拼上去，只有“把心横过来”，才能排除杂念，排除干扰，以最佳的状态、过硬的作风，把事情真正做精、做细、做深、做实、做到位、做到底。

　　《只愿丹心放火花》是我在《农垦报》时采写的长篇通讯，曾被新华社和多家报纸、杂志转发，还获了奖、上了书。因此，不少人说我“能写”。殊不知，真正的“诗外功夫”，是我在关键时刻能“把心横过来”。当我把第四稿提交全社讨论时，有人提出非常尖锐的否定意见。总编辑看着我说：“就看你的决心了！”“明天就回去！”我说。时至初冬，我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路途遥远，需我接送；过冬的煤，还没有拉；机关正在忙着分房子，而分不分给我还须力争……爱人盼着我回来，更不愿意我在“用人之际”再下农场。我知道，刚回来又走，一场“内战”很难避免。然而，“内战”之后，我还是回农场采访去了，爱人在家承担了一切。每当想起这件事，我都万分感激爱人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支持了我，也永远忘不了两个孩子天黑后步行一个多小时寻路回家的情景……如果当时没有“把心横过来”，就不会有日后的名声，不会有今天的性格，不会有独特的情感，也不会有这里的谈心。

　　从1985年5月到1986年1月，我一口气通过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取得了大专学历。利用业余时间，在8个月里考12科，平均在70分以上，黑龙江省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让我在刊物上介绍经验。文章发表后许多同志（包括一些在校生）来信，进一步询问如何备考应考。其实最管用的经验只有一条：把心横过来。没有不能挤出的时间，没有不可排除的干扰。事后许多同志对我说，这个“大专学历”太重要了，因为它是日后竞争的“起跑线”。

　　请看《谈心》系列六：再谈“把心横过来”

　　　　　　再谈“把心横过来”

　　一些人之所以在关键时刻不能“把心横过来”，一是“心存侥幸”，二是“顾虑重重”。

　　1985年我参加自学考试的时候，见到一些同志依赖辅导、指望压题，结果一次又一次通不过，最后退出了事。而我一开始就不抱任何侥幸心理，不仅硬着头皮读完了12科原著，而且认真分析了前几年自学考试的试题；不仅对考试大纲逐条细抠，而且对题型变化反复演练。这期间，时间是基本保证，连续熬夜几乎“扒掉了一层皮”；兴奋是关键环节，我采用的办法不亚于“悬梁、刺股”。最后两科是开卷考试，许多人松了一口气。我提醒他们：如果题量不减，就没有你找答案、抄答案的时间，开卷考试必须像闭卷考试那样去准备。结果我两科都考出了好成绩，其中一科在全黑龙江垦区第一。而一些同志，竟在这最后、最容易过的坎儿上败下阵来。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要经受比过去多得多的各种考试，只有冲着100分去，才能确保通过；如果只想60分过关，肯定不及格。

　　据说有人曾问拿破仑“为什么将军老打胜仗？”，这位传奇人物回答：“那是因为我对战争琢磨过千百遍了。”当一个人确信必须这样做时，才可能“把心横过来”，而侥幸心理恰恰是聪明的自误。所谓“一线希望”，正是在横下心来的一搏中实现的，也是在心存侥幸的梦幻中破灭的。俗话说“笨鸟先飞”，实际上，懂得先飞的已经不是笨鸟。

　　“投鼠忌器”，一个人做事不能无所顾忌。但是顾虑重重，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容国团同志有句名言：人生能有几次搏。机会来了，必须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舍不得“坛坛罐罐”，丢不下“婆婆妈妈”，势必坐失良机。即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即便在很近的群体中，有所不顾才能有所顾。更何况在关键时刻，不仅要“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而且要当机立断，坚忍不拔。

　　所谓“顾虑”，无非是“怕”。怕失掉自身已经具备的、自己已经获得的和自己将要获得的某些“生存基础”和“拓展空间”，以致在“名、利、情”面前患得患失。毛主席说，革命五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被出卖不怕，被同志开除党籍不怕。正因为他“不怕”，所以几上几下更显非凡。世纪老人冰心的骨气为世人敬仰，她说：我已无官可罢，无职可免，无薪可降，还怕什么？无欲则刚，而患得患失却是许多人难以自拔的“软肋”，也是关键时刻难以突破的重要内因。

　　一个人在重大关口能不能“把心横过来”，既是意志、品质的升华，更是人生旅途的经典。正是在非同寻常的举动中创造了非同寻常的业绩，正是在超越自我的努力中重塑了自我。

　　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就是这“两三枝”，足以代表你的人品和价值。

　　请看《谈心》系列七：给自己把脉

             给 自 己 把 脉

　　在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几乎每一个人都希望加快成长，并始终保持最佳状态。为此，有人不惜重金求师问道，有人从大洋彼岸泊来一本又一本所谓畅销的小册子。对于这种渴望，对于这种运作，无可厚非。这毕竟是时代的进步。然而，知我者莫如己。自己经常给自己把把脉，也许更有效。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随心所欲”，无不得益于“吾日三省吾身”。问题是，自己对自己“望、闻、问、切”什么？

　　让我们把这个复杂的问题简化一点，淡化意识形态，仅就最一般、最常见的，在体质和素质的结合上，提出衡量一个人的可教性、可用性和可塑性的自查指标。以我的观察和体验，有三条是应该经常扪心自问的：一是自己办事情、想问题精力集中不集中？二是自己办事情、想问题深入不深入？三是对自己以外的多元信息和多彩世界是排它还是兼容？这三项自查指标是一个体系。一个人要成材、成事，“专注”是必备素质，它决定了人生有限时间的含金量；一个人要成长、进步，“深入”是必由之路，它决定了人生价值的成长性；一个人要保持活力、思维敏锐，“兼容”是必备品格，它决定了生命延续的完善性；而一个人最容易断送自己的，就是精力不集中、思考不深入，特别是唯我独尊、盲目排它。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日本的一项调查表明：听话的孩子比不听话的孩子聪明。列宁断言：只有用人类全部知识武装自己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人类全部知识”，恐怕不仅是指各个学科、正反两面，而且包括古今中外、新潮时尚吧！

　　我一直认为，最应该宽容的是年轻人，甚至提出：有史以来始终未改的最大的不公平是“对待青年”。我可以举许多这方面的例子，但英国的德斯蒙德·莫里斯博士在他的《人类动物园》一书中，剖析得更深刻：“成年人一方面知道自己会衰老，知道自己一旦衰老就必然要让位于孩子，另一方面却又想方设法加以拖延，尽可能不让这可怕的一天到来。结果就是：群体内的年长者大多数倾向于压制年轻人的创造力……在这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尽管也想努力恢复童心，但很快就面临新一代的挑战，于是年长者压制年轻人的老戏又在他们身上重演。”这使我重新审视所遇到的青年，发现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更热衷于继承成年人的错误，不仅压制同类，而且压制长者，甚至听不进“逆耳忠言”。强烈的排它意识使这些年轻人目空一切、固执己见，直到碰得“头破血流”还不知原因何在。

　　然而人的许多缺点带有顽固的“不可改性”，因此“给自己把脉”，所针对的不仅是“三项指标”本身，更重要的是扭转自身缺点的“不可改性”。

　　请看《谈心》系列八：别让对方下不来台

　　　　　　别让对方下不来台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曾被誉为“光芒万丈的灯塔”。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依然是常议常新的话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关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磕磕碰碰”，是“激化”还是“转化”，往往就出在“让对方下不来台”还是“别让对方下不来台”的一念之差。

　　我一生中做得最愚蠢的一件事，就是让领导下不来台。那是在《兵团战士报》的时候，作为通联部主任，我负责组织全兵团通讯报道工作会议。会前，我和一位老副总编曾在工作上有过矛盾。在会务安排上，我有意冷落他，让各师团的新闻科长和新闻干事感到，整个会议就像“没他这个人一样”。当时，我非常得意。然而，为此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我政治上最需要他帮助的时候，这位已经升任总编辑兼党支部书记的老领导，却不肯出面说句“公道话”。这个阴影几乎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随着年龄增长，我时常回味这位老领导曾对我说过的一句从没有第二个人说过的话：“你这个人不聪明。”看来，这不仅是指上面谈到的那件事本身，更是指我长时间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没有自觉纠正这种错误，没有坚决消除这一错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没有举一反三，深刻领悟做人的真谛。

　　在物理学上，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一样大的。而在人际关系中，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有时一样大，而更多的情况是不一样大的。我的教训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让对方下不来台自己占了什么便宜。更何况，得意忘形。在明眼人看来，正像鲁迅先生入木三分的剖析：在孔雀开屏的时候，连屁眼儿也露出来了。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也说过：猴子爬得越高，越让人看清它的屁股。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尊重对方，在发表意见、做出判断，甚至发生争吵时“别让对方下不来台”，不仅反映出一个人的宽容和大度，而且表现出一个人的自信和远见，可以说是一种公关艺术和绅士风度。

　　在人际关系中，外交可以说是最微妙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都在回忆录中称赞周恩来的外交风范。其中一条是，周恩来从来不让谈判对手下不来台，只有杜勒斯除外。（据说在上世纪50年代召开的万隆会议期间，美国时任国务卿杜勒斯碰见周恩来，双方冷冷地握手后，杜勒斯竟故意掏出手帕擦了擦手。这极大地伤害了周恩来的民族自尊心，于是周恩来不仅也掏出手帕擦手，而且当面把手帕扔掉了。为弥合这道伤痕，尼克松首次访华时，一下飞机就主动伸出手来，向前来迎接的周恩来走去……）其实，周总理在国内事务中，也尽量不让对方下不来台。正如他所说的：最高的领导艺术就是让人感到不是在做领导。
　　《谈心》系列九：你今天做什么 ？

　　　　　　　你今天做什么？

　　我曾读了两本书。一本是《邮差弗雷德》，一本是《没有任何借口》。

　　近年来，在我国引进版的励志类畅销书中，有几本颇具代表性——一本是《谁动了我的奶酪》，讲变化面前的危机感；一本是《把信送给加西亚》，讲对企业和老板的忠诚；还有一本就是《邮差弗雷德》，讲怎样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服务，为公司创造价值。由于《邮差弗雷德》的事例和理念更加贴近现实，这本“一小时读物”在员工的培训和激励中效果显著。“没有任何借口”是美国西点军校200年来奉行的最重要的行为准则。二战以后世界500强企业里面，西点军校培养出来的董事长有1000多名，副董事长有2000多名，总经理、董事一级的有5000多名。任何商学院都没有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西点军校对学生的要求：准时、守纪、严格、正直、刚毅，在一些工商管理学专家看来，这正是21世纪企业管理所必备的。《没有任何借口》这本书，被誉为最完美的企业员工培训读本，像员工手册一样，被许多企业分发给自己的员工。这几本书我都认真读过，并推荐给我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看。

　　其中有一点，可能被粗心的读者所疏忽。在《邮差弗雷德》和《没有任何借口》中，都讲到“要把每天该做的事记下来”。我在这段话旁边批了六个字：办法好，贵在用。因为我一直坚持这样做，而且受益匪浅；也知道，许多人并不重视这种自我激励、自我检查的方法。

　　这集中反映出一个人的自律意识。记得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介绍戴笠的书，被人称为“国民党特务头子”的戴笠将军，在办公室里悬挂着“今日事，今日毕”字幅，以警示自己和部下。据说在美国前总统杜鲁门的办公桌上，写着BOOKOFSTOPHERE（问题到此为止），对自己和前来研究军国大事的政要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效率要求。诚然，这些并不高难，难就难在你有没有他们这种强烈的自律意识。

　　如果“把每天该做的事记下来”会怎样呢？依我的体会，首先是计划。有助于备忘，主动调节轻重缓急。其次是检查。经常“回头看”，有助于及时发现盲点、弱点和潜力。第三是总结。反思一件事、一个阶段，把感悟和心得记下来，有利于把今后的事安排得更好。第四是提高。不仅办事情、想问题更加周到、细致，而且自身也会变得更加有修养、有城府。

　　这是一次飞跃。因为“你今天做什么”，已在计划之中、矫正之后、总结之上、提高之巅，不仅更加自觉、更加投入，而且更具内涵、更显成效。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下去，难道不更有意义吗？！

　　请看《谈心》系列十：不要轻信任何人

　　　　　　　不要轻信任何人

　　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

　　今天所讨论的，仅仅是个体。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实际上只有依据他的诚信度才能做出判断。在未知其诚信度如何之前，恐怕只有选择“不相信”。更何况，即便是一个诚信度很高的人，有时也会有意无意地对你提供有局限、有偏见，甚至有错误的信息，对此也不应该完完全全地“相信”。这里还不包括“恶意”。

　　我曾在的《兵团战士报》社，当时由管内勤的同志代领代发取暖费。事情过了好几个月，一位记者突然声称自己尚未领到取暖费。究竟是自己领后忘了，还是代领代发的同志贪污？管内勤的同志说明明发了，却拿不出已发给他的凭据，气得要死。也许这位记者并无恶意，甚至表示“你说发了就算了”，但究竟应该相信谁，仍是未解之谜。当时《人民日报》缩印合订本，是报社很重要的资料。有位部主任借去一本，管资料的同志去要，他硬说已经还了。由于这套资料已不完整，管资料的同志心里很是不安。后来报社大扫除，这位主任从旧报纸下面找到了当初借阅的合订本。于是“信谁不信谁”的话题又重新提起。这使我打心眼里绝对崇拜两个字：“证据”。无论是多么善良、多么好意、多么正确、多么权威，都必须拿证据说话！如果说我确实相信过许多人的话，实质上我所相信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他们提供的证据。

　　有一件小事令我终生难忘。有位同事托我把一张叠好的字条，送给机关服务社的同志。对方打开字条看过后，说同事要买的奶粉没货，并顺手把重新叠好的字条还给了我。可当我在返回路上打开字条细看的时候，不禁一愣：“随条附上两元钱”。钱到哪里去了呢？我急匆匆返回服务部问个究竟，对方说了一句绝妙的话：“要不我给你两元钱吧！”我转身就走，自己赔上两元钱，连那张字条，一起退还给我的同事。其实这事再简单不过了。就在服务社的同志打开字条的一瞬间，夹在字条里的两元钱掉到了柜台里面。事后她发现这两元钱时，却一时难以判定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掉在这儿的。当我去询问时，她首先选择的是掩盖自己曾捡到两元钱的事实，于是想出那句“高风亮节”却“有辱斯文”的话。从哪以后，“当面点清”成了我顽固坚持的习惯。

　　至于更深层的“相信与不相信”，我只想说：既然公认“人无完人”，公认“人的社会性”，那就还是相信“证据”吧！须要注意的是，切记把个体与整体区别开来。

　　请看《谈心》系列十一：再谈“不要轻信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