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知 青 岁 月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三团十九连  葛志坚

 十五、紧 张 局 势    

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之后，中苏边境军事对峙日渐增强，局势日益恶化。双方针锋相对，剑拔弩张。

我们在连队就能够感受到紧张气氛。经常有信号弹在夜里腾空升起，离驻地不远，东南西北方向不固定，时间无规律，每次基本是单发。初时连队遇警后便立即组织人四处搜索，但每次都一无所获，其实只是特务的骚扰活动，久而久之便习以为常，索性置之不理了。

四师在牡丹江、密山方向按照兵团确定的作战任务布置了9个武装营，部分兵力直接开到边境与边防部队一同战备值班。我团组建了辖二个步兵连和一个机炮连的武装营，不久就奉命到边境前线的五林洞地区驻防。 我连成立武装班，配发了12支半自动步枪。

1969年10月底，连里派我到团部参加防雷爆破训练班。训练班设在团招待所，学员每连一人近五十人编成一个排，大多是男女知青，现役军人任教。训练课目以队列、爆破、布雷、排雷、土法自制爆破装置以及军用反坦克地雷的常识与使用。

训练期十天，回来时我偷带了一点儿硝铵炸药、导火索及一只拉火管。一天晚上，轮到我们班跟康拜因在三号地里脱大豆。休息时我约几个要好的同学到一二百米外的野地里去放炸药听响，拽了拉火管看到导火索冒烟后就跑到二三十米外捂着耳朵卧倒，不想因为炸药已受潮没有起爆。后来一想幸亏未响，毕竟受训时间不长，对火药性能只是略知一二，带回来的这些炸药究竟有多大威力、我们的安全距离是否足够，心里并非有数。一旦爆炸不知能否出现意外伤着我们，或者因为动静太大惊动连里追究起来给个处分也未可知。

我们刚到连队时间不长就参加了在窑场附近的挖战壕作业，战壕近一人高约一米宽。晚上睡觉时偶尔会被急促的哨音和钟声惊醒，必须立即起床穿衣，跑步进入战壕待命，不知过多久才解除警报，回宿舍继续睡觉。有时是团里统一的演习，使用广播喇叭播放防空警报或紧急集合号。

1970年11月，毛主席向全军发出“不当老爷兵”，进行野营拉练的号召。兵团根据作战预案成立了拉练指挥部。四师组建了1500人的武装拉练团，进行一个月的冬季千里野营拉练。辖属单位就地组织拉练。

我参加了连队自行组织的冬季拉练。

一天夜里，骤然响起紧急集合的钟声与哨声，睡梦中的知青赶紧爬起来手忙脚乱地穿戴和整理行装。跑出宿舍一看，全连的青壮战士打着绑腿背着行李与挎包陆陆续续地开始在食堂前的操场列队。

指导员做简单的拉练动员后，队伍呈二路纵队走出营区，在漆黑寒冷的冬夜里，避开宽敞易行的公路，踏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野地里疾步急行。夜黑风高，能见度极差，不时有人被垄沟或塔头墩绊倒，有时前面的跌倒又绊倒了后面的，一倒一大排。有些地方积雪没膝，走起来磕磕绊绊地十分艰难，行军速度明显变缓。一些体弱力衰的走几步便已气喘吁吁而经常摔倒，但听到带队领导低沉严厉的催促，只能咬着牙爬起来，顾不上拍掉沾满前身的雪，强撑着跌跌撞撞地追上失掉的位置。

拉练历时约三个半小时，途经20连，到达16连后折返，行程约15公里。我们回到宿舍卸下披挂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1973年，边境地区实行证照管理，凡划定区域内的18岁以上人员都编发了《边境出入证》，我们习惯称之为边防证。外地人要进入边境地区，需持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开具的临时通行证。

鸡东县设立了一个大型边防检查站及收容所。哈尔滨～东方红铁路线的东去列车从鸡西站（西去列车从密山站）开车后便由边防检查人员对所有旅客逐一验证。没有《边境出入证》或临时通行证的不由分说地集中起来，车到了鸡东后递解到收容所详细审查。

1975年7月的一天，已担任连队综合统计员的我正在窑场组织农工制砖，会计邹新章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说鸡东县边防检查站电话找我。我很奇怪，那里并没有熟人，什么事找我呢？急忙赶回连部接电话，原来是1971年因父亲病重返城后一直未归的同学赵学文回来办理返城手续时在火车上因为没有边防证被扣留审查。

在电话里口头证明其身份不行，需派人持相关证明去鸡东县边防检查站领人。我急忙于第二天早上赶到团保卫股开出证明，又乘中午的火车到虎林县公安局换了一份专用身份证明，夜里乘车到达鸡东县。

转天早上，匆匆吃了早饭便急急忙忙寻到鸡东边防检查站，递交证明后又换了一张他们开具的释放证，到不远处的收容所领人。

收容所是一个有警卫人员持枪严密看守的大大的四合院。候审室内除了大通铺和简单的被褥外别无他物。在众多候审室的其中一间里，我见到了赵学文。令人惊讶的是与他关在一起接受审查的竟然还有二位沈阳军区空军某部的飞行地勤人员。据说他们的飞机在兵团39团执行飞行灭草任务，因为飞机发生机械故障被派来送修理零件，在火车上接受检查时出示军人证件无济于事而被收审。他们面对审查人员戏谑地说：“我们平时总是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从来也没有谁检查我们的证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