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

    七零年八月份的一天，队里抽了六个壮劳力打羊草，我在其中。东河的草场很美，低处是湿地，水草丰茂，一条小河蜿蜒曲折，流向远处的乌苏里江；高处一面坡，依傍着一片茂密的白桦林，林间草地上开满了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经常有野鸡和狍子出没。

    打羊草是个力气活，二寸宽、三尺长的芟刀用好钢锻制，一人多高的刀把和刀身成直角，呈L状，加上手柄足有七八斤重。打草时，左手握住刀把上端，右手抓住横绑在刀把中部的手柄，抡圆了双臂，手、足、臀、腰同时发力，一刀下去，“刷”的一声，刀身贴着地面，从右至左将茂密的羊草齐刷刷地割倒。这时，在你面前出现了一条一尺来宽、二米来长的半弧形刀迹，然后迈上一步，又是一刀、两刀、三刀，如此反复，直到草场尽头。这叫一趟，短的几十米，长则几百米。当地人说，打羊草时全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使劲的，连男爷们儿的命根子都晃荡，这话一点儿不假，一趟下来，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脱光了膀子还嫌热，恨不能光腚才好。一趟到头，必须磨刀，将刀把放平，刀头朝上，用一块手指长的石英砂磨刀石，蘸上唾沫，在刀刃的两面来回磨擦。磨好后再看那薄如纸张的刀锋，蓝汪汪、阴森森，浑身透着一股杀气。

    那天骄阳似火，热得出奇，打了七八趟就没劲了，又饿又渴，几个人一商量，干脆啃点儿干粮喝点儿水，歇歇晌再干吧。于是，找了块阴凉地儿，各自磨完刀，将刀头冲上，刀把朝下插在地上，围成一圈，席地而坐，吃喝起来。打草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芟刀都不准横放在地上，因为芟刀锋利无比，放在地上被草掩盖不易发现，万一不小心踢到，脚脖子就削断了，因此，休息时必须将芟刀倒插在地上，而且要插牢。那天的事就出在插刀上。一块苞米面饼子还没下肚，我眼睛的余光突然发现其中的一把刀摇晃起来，抬头一看，“不好”！一把未插牢的芟刀，刀头冲下，直挺挺的朝我们六个人砍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左手支地，右手迎了上去。本想抓住刀把，没想到正迎在刀锋上。芟刀被我隔挡了一下，倒在人堆外，而我的手掌外侧却被重重地砍了一刀，我下意识地捏住了伤手，尽管当时并不感到疼，但凭我的经验和直觉，这一刀砍得不轻。伙伴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傻了，缓过神来才明白刚才的一刹那间我们都与死神擦肩而过。王振华起身要给我包扎，我捏住伤口的手稍一松开，一股殷红的鲜血喷得他满脸都是，我知道手掌的小动脉被割断了，光包扎是没用的，必须尽快缝合。我吩咐王振华立即赶回队里给公社卫生院打电话，让他们做好手术准备，我捏住伤口，将伤手举起高于心脏，径直朝二十里路以外的公社走去。

说是卫生院，实际上只有一位刚从佳木斯医学院毕业的卢大夫，唯一的护士是从北岗生产队抽上来帮忙的小费姑娘，根本就没经过专业训练。我在门诊桌边坐下（没有手术室），在卢大夫紧张的眼神下慢慢的松开了伤手。连我自己也惊呆了，一道深不见底的伤口从小指根部一直延伸到手腕处,足有十公分长，血肉模糊的伤口里沾满了刀锋上残留的磨刀泥屑，黑的、红的夹杂在一起，惨不忍睹。经卢大夫检查，这一刀深达骨头，肌肉、血管、神经、肌腱全被切断，需内外缝合两层才行，而且不能保证术后手掌功能完全恢复。更让人揪心的是，卫生院从未动过手术，没有麻醉药库存，于是，缝合手术就在没有局部麻醉的情况下开始了。卢大夫用一条绷带将我的伤手绑在椅子扶手上，让我转过头去不要看，小费站在我左面，扳住我的肩膀以免乱动。首先是清创和消毒，双氧水和酒精棉球在我的伤口里来回涂擦，粘在伤口里的磨刀泥屑很难洗清，一遍又一遍，疼得我满头大汗、咬牙切齿。然后是缝合肌肉，最后缝合表皮，两层十六针，总算熬过了这漫长的四十分钟。这时我才发现，紧咬着的牙关僵硬得张不开，短裤都被汗水湿透了。卢大夫脱去手套，摘了口罩，翘着大拇指对我说：“小伙子，好样的！关云长刮骨疗毒不过如此”。

一周后，由于我带伤参加麦收，伤口感染了，排脓、打针、吃药，折腾了一个月才痊愈。但正像卢大夫所担心的，右手掌的功能并没有恢复，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小指和无名指无法弯曲。一直到今天，冬天气温低的时候，别的手指都正常，唯有这两根手指是冰凉的。

               (作者陈新是在黑龙江抚远县下乡插队的杭州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