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红土地——兵团趣事

一    做匕首

    一九六九年六月，我们刚到兵团不久，看到任何事情都是新鲜的。连队里老同志都有枪（老式的冲锋枪），又天天听领导讲边疆的阶级斗争复杂，总是觉得没有安全感。看到昆明有些男生腰里别着匕首，牛角把，牛皮套，看着挺精神。心里很是羡慕。一打听他们都是买的陇川的“户撒刀”，价格至少要五块钱，好一点的要十多块呢。我身上只有从北京带来的二十块钱，还不知道何时能发工资，因此绝不会去买。

    一天和同学去营部回来，路过铁匠房，看见废铁堆里有几把已经磨秃了的钢锉，心想这个可以做坯子磨成匕首，就拣了两把带回去。回到连里先点火把锉子烧了又烧，给它退了火。然后开始了制作。我们借来钢锯先把原来的平头锯成尖的，然后用借来新的钢锉一点一点将把两边锉薄。由于我们几乎把工余时间都放在了这件工程上，很快就让领导知道了。就在我们的匕首初步成型的时候，连里开大会时领导特意讲到“有同志在自己做匕首，不要做了嘛，我们有枪！”我们心里想“枪又不发给我们，连我们自己做匕首也要管，不用理他”，自己干自己的。我们加紧了工程进度，只是加强了保密，不敢公开的做了。没多久，我们的成果出来了，虽然没有皮套，刀把也是木头的，不过刀子的血槽还是锉得相当精致，淬火后的烧蓝色和刀子的锋利度都让我们特别满意。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这把刀在我手中削菠萝、剥柚子、砍甘蔗、切水果发挥了不少作用，直到后来我买了一把真的陇川“户撒刀”，它才光荣退休。可惜的是在我离开兵团回京后，它逐渐被遗忘，在几次搬家的过程中丢失了。
 

二  学鸡叫

    七十年代初，兵团的文化生活特别枯燥，看个电影就像过节一样。记得我们看电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时候，是在七零年的旱季初，放电影的地方是在姐线，是我们连队到城子的中点（按走大路的路程算），走小路大约有十多公里。

    那天，我们早早的就上路了，因为不知道电影的放映时间，一路上顾不上欣赏傣族寨子的美丽风景，急匆匆的向姐线赶去。一路上看到各个寨子的青年男女也和我们一样有说有笑的向同一个目标奔去，傣族小卜少都穿着艳丽的桶裙，脸上擦着黄粉，小卜冒们也换上干净的宽腿裤和白上衣，也人五人六的了，不少还手中提着自制的琴（这种琴就是我离开瑞丽也没搞清楚叫什么名字）。在寨子里插队的昆明知青也不管认识与否，相互见了面我们也都点点头算是打招呼，知青是一家嘛。

    电影放映的很晚，说是三个地方跑片子，看的也是一会儿一段的，放了又等，等来再放，大概到了十二点多总算是看完了。散场后，傣族的青年男女就弹着琴，谈恋爱去了，我们就一起往回走。那天正好是农历的十五左右，月亮特别大，特别亮。路上什么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看着坝子里月光下被高大凤尾竹掩映的村寨，还闪着点点亮光，山坡上的橡胶林地一排排的胶树，好像一层层的阶梯通向远处高高的景颇山。

    我们一行人边走边聊，谈论着电影里的内容，回忆着在北京看电影的情况，非议着小卜冒和小卜少不好好看电影的形状，……突然，最爱捣乱的谢敬民发出了一声怪叫，“咯咯咯——”，活脱脱的公鸡打鸣，大家都楞了一下，“你还有这一手！”，听到大家的笑声，接着他又声音更大地学了一声，其中的抑扬顿挫更像是真的大公鸡在叫。这下子坏了，这两声叫声引得远近寨子里的鸡都叫了起来，大概这些公鸡也把月光当成了阳光了，争先恐后地叫了起来。我们一下子大笑起来，又撺掇着谢敬民再叫几声，得到大家的鼓励，他的劲头也大了，一声声的叫着，引得周围寨子的鸡真以为是天亮了，“咯咯咯”的鸣叫声在坝子里此起彼伏，好像真的天就要亮了一样。我们就在一片鸡叫声和同学们的笑声中向连队走去……

    从此，谢敬民就获得了一个光荣的绰号“学鸡叫”。在四营的知青中知道谢敬民的不多，可谁都知道一连有一个北京知青——学鸡叫。
 

三  二不死

    一九六九年底调到营部后，我先在“整党办公室”工作，整党结束后就安排在宣教办公室，也没明确职务，只有几个老同志称我为宣传干事。

    办公室人不多，最大的是老四川（我们叫六五年来的成都的统称）郭履微（此字应为女旁，电脑里找不到）是六五届高中毕业生，我们叫她“太婆”；李昕，是北京女十中六六届高中毕业生；陈鸿瑞和刘建明，是云南财经学校六七届中专毕业生；还有就是蔡庆新，北京女六中六八届高中毕业生。剩下就是我了。

    我们的工作很繁杂，除了定期采集，编写，印刷和发放“简报”外，随领导下连队，跟生产部门检查水稻和橡胶，陪保卫部门下去巡查，都要有我们的人。因此，办公室的人员凑齐的时候不多，只有要出“简报”时人员才多一些。

    此事就发生在一次编写“简报”的时候。这“简报”出版的几个步骤，采写是大家的事，写好后太婆审定，刻蜡版的工作就是我，刘建明和陈鸿瑞的事了。（那个年代，篇篇文章都要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尤其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的语录用得更是频繁。）蜡版刻好后，我们再交叉校对。那天，我校对的是刘建明刻的，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一篇文章中的两段“二不怕死”语录，都把“怕”字给丢了，变成了“二不死”。这样一下子，办公室闹翻了，大家一致把矛头指向了刘建明，好在大家关系很好，没有极左分子，没有给他扣上“篡改最高指示”的罪名，那在当时可是天大的罪过。但是，这个“二不死”就成了刘建明的新绰号。原来他的“小胡子”绰号反而不被大家再叫了。当然，这也只在我们营部的范围内，外人是搞不清是怎么回事的了。

    就在前几天，蔡庆新在电话里还问我“最近和二不死有没有联系呢？”又引起我们两人的会心的大笑。

后记：2009年2月，我回昆明没几天，就接到电话，讲“二不死”刘建明已经从云南曲靖退休，回昆明过年；陈鸿瑞率全家从河南平顶山回昆明探亲；加上一直和我同宿舍的安肇琼（云南财经学校六六届中专毕业生，已在云南人保退休），我们营部“四条汉子”都在昆明。我喜出望外，急忙答应，结果他们竟约好在昆明的“北平楼”吃涮羊肉，又让我哭笑不得，可能是他们觉得我远道而来，再不就是他们想尝尝鲜，要知道在昆明吃涮羊肉比吃其他菜要贵多了，我也只好入乡随俗了，饭桌上大家回忆到在一起的各种趣事，不时引出一阵阵爆笑，引得隔壁包厢的吃客几次探头来我们这些老疯子。              补记于2009年4月19日

四  他要喝水

    七十年代的云南建设兵团，在“大力发展橡胶”的指示下正是不断扩张的时期，每年都要开垦大片的山林，种植橡胶，我们称为“上山开荒”。现在许多学者对此颇有非议，认为是破坏生态环境，但是当时那可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因此每年的年底（基本上在春节前的一个半月），几乎全体人员都要参加这场大会战。

    七零年年底，我和营部的同志们一起上山，第一次参加开荒的战斗。由于我们还肩负宣传和报道全营的生产动态，待遇就比连队的同志们好的多，连队的定额是每人每天六空（就是要开出可以种植六棵橡胶树的梯田），而我们没有定额，但是年轻人的好胜心让我们自己也遵守了一样的定额。

    我们住在景颇族在山上的牛棚里，白天和大家一起去开荒，晚上回来修改连队送来的稿件，需要刻印时才留人不去干活。开荒可不是好干的活儿，大山上有石头、树木、藤条，工具就只有一把缅锄，就是一种宽20厘米、长30厘米的小宽锄头，根本不像北方用的大板锄。由于营部不像连队没有木工，锄头要自己安装，而我们过去又从来没有干过，我们办公室的几个人全是知青，锄头总是出问题。干不了多长时间，锄头就松了，就需要修理，这样特别耽误干活。一天，营部赶马帮的老同志杨保上山看到我们修理锄头，就教我们在锄头和锄把连接处浇上一点儿水，木头一湿就会膨胀，连接就紧了，我们一试，还真管事，大家对他感激不尽。但是，由于没有解决安装的根本技术问题，锄头还是经常会松动。

    一天，我的锄头又出了问题，就沿山路去找人帮忙，走过山坡看见刘建明站在坡后对着锄头在撒尿，我见状,大喝一声“干什么呢!”把他吓了一跳。走近之后，他颇为神秘地告诉我：没有水了，只有用尿代替，让它喝点水，锄头就紧一点。晚上，我把此事讲给大家听，大家笑个不停。从那以后， 我们就把上厕所小便统称为“它要喝水”。过后，很长时间，只要一提起“他要喝水”，我们几个人都会捧腹大笑。就是今年二月份，我和陈鸿瑞、安肇琼、刘建明相聚吃饭时，服务员添茶时不知谁的一句“他要喝水”，惹得我们全桌人的一场爆笑，让漂亮的女服务员下了一跳，我想小姑娘一定会认为我们是一群老疯子。
                                                               200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