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揭开42年前的疤痛（四）

       ——记“八千子弟”之一的战友之死       

                            作者   七音         

         离世前后

    清醒时曾一次次想往北京，想往家乡，可是不能。直到弥留之际，才几番周折让身躯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家乡。但是一切均已晚矣！因为反反复复的车辆运送之迟缓；因为多次就诊治疗时机之殆误；因为人的生命不被珍视；更因为那时一个所谓出身不好的知青根本谈不上争取生存的权力......遗憾,深深的遗憾,又能怎样?悲痛,切肤的悲痛,又能如何?

    高路的父母、家人虽然接回了远离身畔的孩子，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一天天枯槁，肝肠寸断。在北京宣武医院做植物人住院八个月后，1970年11月，刚满18岁的高路静静地走了。一个好人，无力面对命运的摆弄，没有与世间理论的机会，怀着强烈的无奈，怀着依依的眷恋，怀着不舍的情志，默默地去了。

    在北京弥留的八个月中，曾经的同学，患难的战友利用探亲回京之际到医院看望高路。在高路去世后，又前往其家中探望其父母、爷爷等老人。当看到老人们头上的白发，触到老人们颤抖的双手，听到老人们悲哀的言语时，知青们的心在淌血，不忍再一次惊扰白发人的心伤；不忍再一次牵动白发人的巨痛，之后的几十年再也不敢前往。

    阿祥在两年后的一次探亲返滇路上，恰巧乘坐的汽车在思茅医院门前停车休息。阿祥见到那医院，两年前夜送高路的悲惨情景顿时闪现眼前。他一头冲进医院，找到当年那个上海籍大夫，不由分说上前暴打一通，以报当年无视生命之仇；以泄兄弟离去之愤。但是这暴打又怎能挽回一个鲜活生命的复生，又怎能拯救一个青少年的返世呢？

         心绪感叹

    我的这个故事结束了，但是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的痛常常干扰入眠。不只是因为高路曾与我有六年同窗之缘，也不只是因为高路曾与我都为赴云南知青之故。我是想告诉人们当年曾有这样一个知青，经历了这样不公的待遇；当年曾有这样一个刚刚成人的青年，被不幸的命运永远定格在18岁。我深深地感叹：我们的青春是被那么无情的安排着；我们的命运是被那么残酷地宰割过，没有选择，没有权力，更无法抗争。象原野中的一颗小草，任凭风雨冰霜，生灭随机。象陆地上的一只小蚁，任人把弄翻转，死活不定。

    42年过去了，国家在进步，文明在发展。漠视人生命的现象已渐渐成为故事。试想：高路如伤在今日，大概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经历；大概不会有那么曲折的治疗过程；大概不会那么轻意地被夺去不该早逝的生命。他会得到尽快的治疗，妥当的处置；他会精神抖擞地康复，回到工作中；他会成为一名无线电或电子方面的科技人员（因他小学初中期间就开始自制半导体收音机）；他会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他会与我们六三班的同学一起嘻笑过去；他会与小穆、阿祥、小义等伙伴一起议古论今。

1965年小学毕业时六三班的照片（太模糊了——但仍可记忆我们的童年，后一排左1为高路；后二排左1为作者本人）

 另注：这张老照片中除我和高路是“八千子弟”中的一员外，还有后三排左3李嫣；前一排右3顾震美，右4郭洁；前二排右1刘景文等，都是从不同的中学到云南农场的北京知青。

    高路，你在天上能看到我们对你的怀念吗？你在天上能听到我们为你的祈福吗？愿你在天上不再有世间的苦难，尽享美好！

    我们曾有一个好同窗、好伙伴、好兄弟悲惨地逝于18岁的青春花季中。

我们曾有许多好伙伴、好兄弟在人生最绚烂的青春花季中，凋谢在那漫漫的上山下乡的道路上，却没人知晓。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不会忘记；他们会与我们的生命共存，活在我们的心里。

                                  写于 2012．5．1

谨在这里向王绍义、郭文祥、穆复旺等朋友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