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陶口述.如歌整理）

     关于1979年的那场对越作战，邓小平在访美时有句名言：“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而我则在离开云南农场前，亲身体验并参与了那次打屁股行动。

    我是1969年5月31日离开北京，6月5日来到与越南隔红河相望的河口农场南屏分场，至1979年初，我已经在那片红土地上度过了3500多个日日夜夜。

    记得那年年初，云南农场知青的罢工请愿震惊全国，知青返城狂潮正蓄势待发，而我的日盼夜想的困退回城材料，当时也已从北京寄到了南屏场部，随之收到的家信里，父母生怕夜长梦多，千叮咛万嘱咐地让我抓紧时间，赶快办理回城手续。

    但，我却有些犹豫了，持续升级的中越紧张关系，在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剑拔弩张，不得不战的阶段。我没有急着办理回城手续，我想留下参战，倒不是因为我有多高觉悟，只是觉得，如果能在和平年代亲历一场有限的战争，为自己的国家打上一仗，此生也不妄虚度。

    因为形势紧张，当时，农场的一切生产活动已经完全停止，早年来的外省支边人员和大多数知青，也都假各种原因离开了农场，就连走不了的当地沙族职工，也急急的把自己少的可怜的家当搬到大山深处躲藏了起来，整个农场冷冷清清，没有鸡鸣狗吠，不见炊烟四起，只有来往的军车和休整待命的军人，加上偶尔响起的冷枪声告诉人们，这里并不是无人区，冷清的背后正酝酿着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战。

    为了配合正规部队打击越南小霸，农场按上级指示组建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排。步兵连配发的是全自动步枪，开始每人只给了不到十发子弹，随着紧张局势的迅速升级，配发的子弹很快便增加到了三百余发，沉甸甸地装满了每个人的军用挎包。

    而我则被分到了迫击炮排，炮排下辖三个班，每班八、九个人，一门八二迫击炮，其中有四个人是专门扛炮弹的，都是身强力壮的沙族人。我是二炮手，战时负责炮弹引信的安装和装填发射，是全排为数不多的知青之一，也是南屏农场参战的唯一的北京知青。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迫击炮.jpg：

     装备领到手，接下来就是没日没夜的训练，或是迫击炮的分解组装，或是阵地的选择构筑，即便是端着饭碗，睡在床上，也要相互间考问几条操作要领。大家都明白“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很快就熟悉了手中的武器，几次实弹射击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训练中，我们也吃过经验不足，自以为是的亏。一次，我们在阵地构筑临时洞穴掩体，我们选择的地形不符合战时要求，头头提出了批评：“你们在这地方挖洞，一下雨还不被淹了？”我们不愿意重挖掩体，辩解说：“河口这月份哪会下什么雨呀。”没想到，就在一次例行训练时，一场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我们急忙钻进掩体，但只几分钟，倒灌进掩体的雨水就淹没了我们的膝盖，不得已，我们只能又钻出了掩体，无奈地站在大雨中。

    开战之前，除了训练，我们还担负着执勤巡逻的任务。

    那时，南屏农场沿红河国防公路周边二十多里的地带，除了部队和民兵，已无闲杂人等，我们的驻地同时还驻扎了一支解放军的侦察部队，他们经常渡过红河到越南那边去摸情况，我们和侦察兵们混的挺熟。

    一次夜巡，天很黑，我和一个刘姓的昆明知青沿公路正走着，忽觉前方影影绰绰有队人影，我大喊一声：“口令”，对面毫无反应。

    按当时的规定，此时，我们完全可以开枪射击，但当我的第二句话“再不回答就开枪了”还没说完时，对方的枪先响了，密集的子弹划破了寂静的夜空。遇此情况，刘姓知青立刻返身跑回去搬援兵，我则赶紧卧倒在公路边的沙堆后面，也顾不得瞄准，只管朝着枪响的方向射击，当时，我倒也不害怕，因为这是我的地盘，而且在这漆黑的夜里，对方是不敢贸然露头进攻的。

    枪声惊动了山头上的侦察部队，他们先是用一阵猛烈的火力压制住了对方，俄而大叫：“都不要开枪了，是自己人。”原来，侦察兵们居高临下地发现了双方，这才避免了一场可怕的伤亡，但对方一个十几岁的新兵蛋子，却因为枪支走火误伤了自己，我看见他的军裤上满是鲜血。

    枪声停止，那支隐蔽在黑暗中的部队走上了公路。不知为什么，这队军人没有乘坐汽车，他们是徒步向目的地开进的。

    天亮了，在清理昨晚发生误会的战场时，我见到了不少被那支部队丢弃的东西，甚至还有一支步枪。后来，在查看资料时我才知道，因为文革的影响，我们的军队盲目强调精神而忽视了军事训练，加之有不少新兵刚刚入伍，部队的战斗力被打了折扣，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接续）

     对越作战打响前，红河边仅有的那条国防公路上，夜夜都要通过无以计数的坦克和各种军车，因为巡逻，我们常站在高处俯瞰这动人心魄的场景。有时我们也很困惑，上半夜刚刚开过去的部队，下半夜又折返回来，也许这就叫兵不厌诈吧，要知道，即便车辆实行灯火管制，对岸的越军也能看到我们这边的行动，我们就常听到对岸越军清晰的政治喊话。

    最难忘的是2月16日夜，那一晚，天刚刚擦黑，我们便接到上级命令，携带全部武器装备，占据了红河边的一处山坡高地，那是我们事前修筑好的迫击炮阵地，河对岸是越南黄连山省者兰街，是我们锁定的攻击目标。

    从入夜开始，望不到边的坦克和军车便如长龙般驶过山下的公路，向着河口方向开进。所有车辆一反常态，打亮了所有的灯光，漆黑的公路被照的如同白昼，滚滚烟尘遮蔽了天上的星辰，巨大的坦克轰鸣声响彻耳畔。看不到步行的队伍，全部是摩托化开进，钢铁洪流既望不到头也看不见尾，明亮的灯光比天上的银河还要壮观，且没有片刻间断，这情景一直延续到后半夜三点钟。面对此情此景，谁能不激动？谁能不为我们祖国有这样强大的军队而自豪？

    钢铁巨龙过后便是死一般的漆黑，死一般的静寂，红河两岸见不到一丝灯光，周边静的连一声鸟鸣都听不到。我从没有经历过如此骇人的静寂，那是一种大战前的能让未经历过战争的人感到瑟瑟发抖的静寂：你渴望战斗，却又不知即将打响的战斗会是什么样；你知道敌人就在你前方，却又不知道前方敌人的战斗力如何。我只觉得身上有些冷，双手也紧张的颤栗起来。

    我们就在这焦虑和不安中等待了两个小时。五点多钟，坝洒方向传来了连续不断的枪炮声，接着，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象烈焰燃烧，象山崩地裂，我方阵地上万炮齐发，一道道曳光划破夜空，无数发仇恨的炮弹呼啸着越过红河，狠狠地砸在越军的阵地上。

    真是奇怪，刚才还紧张得不得了的我们，战斗一打响，全都跟换了个人似的兴奋异常，没有丝毫胆怯的表现，全排人员呼喊着坚持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我也和大家一样，迅速就位，将弹药箱中的引信包取出，小心翼翼地安装在战友递过来的炮弹上。

    “目标，者兰街，越南小霸，开炮！”

    随着班长的口令，我把第一发炮弹从炮口顺进了炮膛。“轰”！炮弹在一团烟雾的裹挟下飞向了河对岸，我身边的另外两门迫击炮也同时喷射出愤怒的火焰，加上友邻阵地的炮火，者兰街立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炮战在继续，阵地上烟雾弥漫，火光闪闪，汗水和着硝烟在脸上流淌，战友们的呐喊声，炮弹的呼啸声浑成一片，使人根本顾不得考虑战争的危险。我们以平均不到十秒一发的速度向着对岸猛烈轰击，一口气便打完了配发给我们的一百二十发炮弹。那时，一发炮弹的价值就是一块上海牌手表，我们还真是有点心疼，因为，仅我们一个排，就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里就消耗了360块当时全中国最时髦的手表，那可是四万多块钱啊。

    炮战期间，不断有土块和树枝落在我们周围，但我们却毫无察觉，其实，那是久经沙场的越南炮兵发现了我们阵地的火光，用炮火还击时溅起的泥土和炸断的树枝。

    多亏我们选择了一个极好的炮阵地。

    我们的前方是一片向下倾斜的坡地，背后一米处便是悬崖，越军打过来的炮弹只有当面爆炸才能伤及我们，若打在身后，则都落入悬崖下边，根本碰不到我们。但当我们的炮弹刚一打完，指挥员并不容我们“隔岸观火”看热闹，果断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真要感谢这位指挥员。部队渡河后，当我们重返阵地察看时，只见阵地上除了炸飞的树枝土块外，还有几个弹坑，而我们身后悬崖边的大树，也已被炮弹炸得枝残叶落，伤痕累累。

    其实，战争的危险并不仅仅来自敌人，自己的失误同样可能造成致命的损失。我身边另一门炮的二炮手就曾因紧张，误将没装引信的炮弹填入炮膛，炮弹没有打出去。而这位老兄竟忘了炮膛里的这发哑弹，又接着把一发装了引信的炮弹装填了进去，结果还是哑火。更要命的是，情急之下，这家伙竟然抱起炮筒，炮口朝下，倒置着将两枚炮弹倒在了地上。战后总结会上，他受到了严厉批评，因为它的危险举动很可能导致装了引信的炮弹发生爆炸，如果那样，我们可就全报销了。

    炮火过后，浑浊的红河上，十几座浮桥横亘其上，坦克、军车和全副武装的军人正通过浮桥，源源不断地杀入越南的丛林。此后，我们虽然也曾过河执行过一两次小勤务，但更多的任务则转为了警戒巡逻。我曾在浮桥边站岗放哨，也曾在红河边接应解放军侦察兵归来，我还曾亲眼见到一袋袋印有“中粮”字样的“战利品”经过浮桥重又运了回来。我庆幸自己在结束知青生涯前经历的那场战事，因为，我已经用我力所能及的方式为祖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感到很欣慰了。

    再后来，当中央的撤军命令下达后，我离开了南屏农场，并迅速在河口办妥了回城手续，四月中旬，我一个人登上了北去的小火车，告别了那片我曾生活了十年的，浸满了我的汗水和泪水的红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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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陶保存的中央慰问团的慰问品，塑料盒是迫击炮引信的保护套，皮带是用来捆绑迫击炮三角支撑架。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09_08_18_4771 副本副本.2.jpg：

 老陶保存的及其珍贵的纪念衫和纪念章。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09_08_18_4773 副本副本.2.jpg：

   图中是老陶扛迫击炮的护肩，背包带上的“五八”是兵团时期老陶所在的连队：五营八连。长城形状的城垛共有十个，象征着老陶在云南的十年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