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屏故人

    云南的知青战友们，还记得1970年1月5日的那场吞噬了1.5万条生命的通海大地震吗？

    当年，十六七岁的我们正是贪睡恋枕的年龄，加上不堪重负的体力劳动，别说听不到早晨起床的钟声，便是惊雷也难炸醒我们。但在凌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们一屋子的知青几乎同时被震醒，大家只觉得自己如同躺在秋千上被般晃来荡去，随时都可能被扔出去。

    “地震了！”知青们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可是，叫归叫，却没有一个人起床，也许是太过瞌睡，此时，睡觉的愿望似乎超过了逃生的念头。

    但我们再也睡不着了。门外，人喊犬吠，盆倒瓦碎乒乓之声，摔门奔走呼喊之声，各种嘈杂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早已乱成了一锅粥。

    当“秋千”的感觉消失，我们的屋里又热闹了起来：“喂，别是河对面的苏修打炮了吧……”

    “打你个头啊，制造混乱者要小心喽……”

    “哎呀，真倒霉，房梁横在我头上，要是掉下来正砸在脑壳上，我就见不到妈妈了……”

    “咳，你掉个头睡不就砸不到脑壳了吗？死心眼呀……”

    “这么好的机会还不美美的睡个回笼觉，非吵得鸡飞狗跳墙的，真讨厌！”

    “外边的，别吵了，死不了人，让我们安静睡一会，行不行啊……”

    我们的宿舍原本是间旧仓库，潮湿的土坯墙泛着霉绿，黢黑的茅草顶常有耗子光顾，没有窗户，墙头和房檐之间大约一尺高的空隙，便是屋子通气和透光的唯一通道。

    土坯房隔音，加上门外的混乱，没人听得见我们在屋内的调侃。那时，邢台地震的余悸犹在，但大家却满不在乎，好象地震是发生在和我们不相干的遥远的地方，这种超常的镇定和冷静是我至今所想不通的。

    “砰、砰、砰”，是指导员在敲门：“你们怎么还没动静啊，没事吧？”

    “没事，我们都挺好。”

    “快点出来，不要出什么意外……”

    能有什么意外呀。尽管我们极不情愿，但在指导员执著的催促声中，我们还是穿好了衣服来到外面的坪坝上。好家伙，全连的男女老少都出来了，黑压压站满了并不宽敞的坪坝，连坐月子的产妇都将婴儿包裹的严严实实站在那里。直到天大亮了，人们才惊魂未定地回到屋里。

    1月8日，上级下达了抗震救灾的命令，我们也不能在屋里过夜了，全连的知青和所有家庭都把蚊帐及铺盖搬进了一个临时工棚，我们女知青也被连队干部象轰鸭子似的赶到了里面。

    工棚内，汗味、烟草味、屎尿味扑面而来，男人们抱着竹筒，边吸烟边聊天，呼噜噜的竹筒水烟袋声不绝于耳；女人们毫无顾忌地撩开上衣，露着乳房，边奶着婴儿，边拉着家常；孩子们嬉笑着，追打着，连狗也来凑热闹，在人群间窜来跑去，整个工棚好似集贸市场闹翻了天。

    “妈妈，什么时候还地震啊？……”

    一个细伢子的话还没说完，头上就挨了重重的一巴掌：“鬼崽仔，说什么倒头话。”

    被打的伢子哭了：“不是说一地震就有飞机来送饼干吗？我想吃饼干……”

    “吃你个大头鬼……”伢子的话引来了更大声的怒骂。

    听了孩子的话，我们真是心酸：可怜的孩子，真把屋子震塌了，你连家都没了，到哪找饼干呢?

    实在忍受不了工棚烟熏火燎的恶劣环境，我们悄悄地溜回了宿舍。深夜，巡查的指导员发现了溜回宿舍的我们，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自然是免不了的。

    我们不愿回去，七嘴八舌争辩说：“就这土坯房，震塌了也砸不死人，都不用别人救，我们自己扒拉扒拉就出来了。”“我们年轻、腿脚利落，又不拉家带口，肯定比老职工动作快，您就别操心我们了。”……

    但那时的干部执行上级指示特认真，说破大天，指导员也不许我们在茅屋里过夜！没办法，我们只好悻悻地离开宿舍，又回到那个男女老幼混杂的工棚。

    为了照顾女知青，指导员在工棚边上围出一块地方，把我们与老职工的家庭隔开，但漏缝的竹篱笆又能隔住什么呢？混杂的怪气味和嘈杂的声音仍让我们无法入睡。看着指导员熬红的双眼，我们不再有二话，把被褥、蚊帐放到指定的位置，人也装模作样在蚊帐里躺着，等到周围呼噜声响起，我们又悄悄溜回了宿舍。后来，我们干脆白昼颠倒:白天在宿舍里养精蓄锐，晚上积极参与值班巡夜。

    余震渐稀，人们对地震的恐惧也在逐渐减弱。终于，被折腾得人困马乏的老职工们也吃不消了，大家吵吵着要搬回家居住，我们更是想早点离开这顶躺着能看得见星星的破烂工棚。

    震后，我曾给妈妈发了一封报平安的航空信，可没过几天，我却接到妈妈打来的电报: 速回电。我当时还很纳闷：都报了平安，怎么还问呀。直到半年后探亲回北京，从邻居刘姨那里我才得知，我那封报平安的航空信居然在路上走了半个月。而妈妈在看到邻居孩子的平安电报却不见我的消息后，便认定我出了大事。刘姨告诉我：“你妈妈当时象疯了一样，夜里12点走到电报大楼给你打电报，我们拽都拽不住啊，60多岁的人，出点事可怎么办?幸亏在电报大楼遇到位医生, 她告诉你妈妈，震中不在河口，你女儿不会有事，云南的交通落后,过几天她就会有信回来,你妈这才稍稍安静下来。”

    刘姨的话让我心酸流泪，其实，我又何尝不知“儿行千里母担忧”呢？当时，我曾拿着妈妈的电报跑到营部邮电所，邮递员告我：营部不通电报。我央求他给河口县邮局挂个电话，看能不能帮我给妈妈打个电报，邮递员依然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而长途电话在当时更是想也别想。

    不仅如此，当时，团里“逃兵”之风盛行，我拿着妈妈的电报去请假，当头儿的怀疑我要当逃兵不批。连队干部告诉我，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要抓革命促生产。可是，谁又真正相信群众、关心群众呢？当年云南的那场地震，让多少知青的母亲愁白了头，又让多少知青的母亲牵肠挂肚，彻夜难眠。

    回想当年的那场地震，再对比5.12汶川大地震后的神速救援行动，我深深感到三十年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祝福吧，祝福我们的人民生活更加美满幸福；祝愿吧，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难忘那个岁月：

本文不是我写的，作者是南屏农场一女知青，我不过是代她发表。

本坛子里，我发的帖子，特意写着：“作者　＊　＊”的都不是我写的，以后我还会继续发我们农场其他知青的文章。

记得河口那次百年不遇的冰雹中，最兴奋的是孩子，他们只知老天爷变脸时会下雨，从未见过天上往下掉东西，何况又是雪白的、圆溜溜的稀罕物。一个个冲出家门，奔跑在雨中，不顾一切地捡拾。待跑回家来时,每个人的小手中都攥着几个雹子，还问大人能不能吃。那里的老职工也没见过雹子，但他们认为：这些稀罕物一定是老天的赏赐。有人告诉孩子，可以吃，吃了会变得聪明。于是，在亚热带的河口，就出现了小孩子们手拿冰雹先是一点点地舔，接着就咔哧咔哧大口嚼的场面。不知这个场面是否算空前绝后，那些从不知冰激凌为何物的孩子，吃冰雹时大概比今天的孩子吃八喜、圣代、哈根达斯时的感觉要好几万倍呢！

当年云南的那场地震，让多少知青的母亲愁白了头，又让多少知青的母亲牵肠挂肚，彻夜难眠。

当年知青在边疆农村受苦，知青家长们的心与知青一起受着煎熬．．．．．．可怜天下父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