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下乡人
-- 发布时间:2009/9/2 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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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南极队
1969年6月1日上午,天湿漉漉雾蒙蒙夹杂着微小细雨,一辆苏联产的“嘎司”敞棚卡车(启动时用摇把摇),沿着南极河上的山涧小路慢悠悠的、左右摇晃着、嘎吱嘎吱地向山里爬行着。车上不时地发出年轻人惊吓的尖叫声和开怀的大笑声。汽车不知开了多长时间到达了河对岸是一个村寨的路口。24名16、7岁北京知青(其中7名男知青)各自拿着自己的行李下了车,顺着路口边的斜坡下到河边,踩着河里的石头过了河(河宽约4-5米)。这就是云南省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红河公社曼峨农场南极队了。
南极队是建在一座山下的斜坡上的,前面是南极河。南极河水不深,清凉透底。凡是到南极队的人都要过这条河。南极队居住的大部分是少数民族-沙族、苗族。全队共八十多名职工(加上北京知青),女多男少。队里的会计统计男女比例基本上是1:3。
南极队职工住的房子都是竹篱笆茅草房。就是在山坡上平整一块土地踩平,用树木搭成房架,竹子划开编成的竹篱笆一围就是房屋的墙了。房顶是用竹条把茅草(茅草是山上野生的一种草约一米多高)编成一片一片相互迭压盖上的。在亚热带地区住茅草房还是比较凉快的。队里每户人家基本都是单独一排茅草房,有3间到4间,每间15平米左右。会客、吃饭都在一进门的那间,两旁是卧室。草房都是按地形盖的,没有规律。盖房可以自己选地址,木料、竹子山上多的很,可以随便砍伐。
整个队里没有电,晚上照明用的是煤油灯。
女知青住的是队里新盖的一排竹篱笆茅草房(四、五间)。草房门前有一米宽的小路,小路下面是南极河。草房后面紧紧依靠着山体。男知青住的地方比较分散。一位(当炊事员)住在食堂边一户人家临时用竹篱笆隔开的一间草房约八平米;两位住在山坡最高处当了一户人家的邻居;四位住的地方和女知青正好相反的方向,是队里另一头,地势较低的一间竹篱笆草房(旁边不远处就是水稻田)。房顶上的茅草和周围的竹篱笆墙都发黑了,屋里较阴暗(估计原来是队里放杂物或某人家淘汰的房)。一条小水沟贯通茅草屋的中央(房内水沟用竹篱笆盖住,上面放了一层土),直通房后坡上的几户住家。原来是一条污水沟。污水顺着满黑绿苔的小沟流向南极河。屋内的每张床的床腿都是用四根丫状木头埋在地下的。丫状木头上放两根两米长有横撑的竹棒,铺上竹篱笆就是一张床了。床板离地面高度约30~40公分,由于气候潮湿,每隔3~5天被褥就得拿出去凉晒,每逢阴天下雨,褥子最底下那一层就潮湿了。后来知青们上山各自砍伐丫状的树木更换了床腿,这样床面离地约一米高了,被褥的湿度相对就好多了。
由于天气潮湿与闷热加上水土不习惯,有的知青腿、脚可能是被蚊虫叮咬后开始溃烂。有的知青阴囊也开始发痒、溃烂,行走困难。
生活方面是集体食堂(食堂也是竹篱笆房)。一年四季都是吃大米饭。所谓大米饭就是那种北京人叫做机米的大米,和玉米、玉米心一块儿搅拌成颗粒状的玉米茬共同和大米混在一起蒸成的、散状的,吃起来有点划嗓子的大米。定量是每人每月36斤(农业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所以经常到猪圈里偷木薯烤着吃。在蔬菜方面,主要是空心菜(当时我们叫钢管菜)、竹笋和竹笋做成的酸笋(煮熟的竹笋和草木灰混合后密封2、3天就酸了)。还有就是茄子,茄子都成了茄子树了,有人高,一年四季老长,越长越小。再有就是木瓜和菠萝做成的木瓜菜、菠萝菜。菜里看不到一点油珠。要改善伙食,只有等逢年过节队里杀口猪了。少数民族有时上山打个猎物野猪、马鹿、麂子、果子狸等等。
在工作方面南极队是以水稻为主。水稻一年两季。队里的稻田有三处,最大的一处地名叫“中寨”。其次是“石头田”、“龙鼠田”。每年的3月份、6月份、9月份是犁田、耙田、插秧、收割的季节。收成的稻谷晒干后用队里的马车送往农场。最累就是水稻的脱谷、运送。稻子脱谷是用打谷机。打谷机上除了一对传动齿轮是铸钢的,其余都是木头的重量有50~60斤比较原始。一般是两人操作,赤脚踩动打谷机的踏板带动前面跟狼牙棒似的圆柱体转动使稻子脱穗。脱穗的谷子装入麻袋(每袋约50~70斤)人背到路边等待马车运输。石头田、龙属田的稻谷人背扛需要过7道小河约两公里路程才能到路边。
农闲的时候上山开荒种木薯、玉米等。山上的土壤都很好,挖个坑,种上玉米、木薯锄上两回草就丰收。特别是木薯,产量还挺高。第二年再换一座山开荒种植(当地人讲这样产量高)。开荒是用象月牙状的弯刀(有点像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家丁用的那种长把刀)。开荒碰到大点的树就用平刀砍伐(当地人上山腰后都跨一把短刀)。开完荒后晒两三天就可以从山下点火烧山了。火烧到砍伐的地方慢慢地熄灭了(亚热带雨林气候湿润,没开发的山林是烧不着的)。再过两天就可以挖坑下种了。
1970年中下旬,南吉队搬家了。离大围山近了,离公路更远了。红河公社也改编成建设兵团。即: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公社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建设兵团四师十六团。我们队改编十六团三营六连。
1971年3月大批的重庆知青、成都知青来到了农场。六连来了60名(其中10名是成都的)。年龄都是16、17、18岁。几乎没有大“个子”。男知青大部分都会抽烟。整个连队活跃了,沸腾了。
但问题也随之慢慢出现了。
首先是整个农场领导层发生了动荡。如:军人的领导能力;军人与地方领导的矛盾;军人强奸女知识青年;知青看不到未来的繁重体力劳动等等。
其次是昆明知青首先回城。紧接着北京知青也开始陆续的以各种理由返京。他们走得是那样迫不及待,那样匆忙。随着返城的高潮,又有一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心里。再没有人想到当年的豪言壮语,再没有人想到那些“父老乡亲”,更没有人想到包一把“第二故乡”的泥土。汗水、泪水、血水洒落在了红土地上。
他们走的时候了,连队已经由茅草房改变成了砖瓦房(连猪圈都是砖瓦房)。煤油灯换成了电灯。有了自己的蔬菜地。有了自己的小学校。有了满山遍野橡胶林。改变了边疆少数民族常年赤脚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他们的思维。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尤其是孩子们学会了流利的汉语。
最后云南建设兵团又改回红河农场。
历史跟人类开了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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