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下乡

     这应该是我的第二次下乡了。
     1969年5月30日十二点四十四分，北京赴云南知青专列原定的发车时间。

     那天，我刚到站前广场就被告知不走了，四处打听才知道站内火车翻了，因为怀疑有阶级敌人破坏，整个车站都被封锁了，我们的行期也只能拖后一天。

     还没出发就不顺，是否预示着我的滇南之路将是崎岖坎坷，充满变数呢？
     第二天的同样时间，火车终于拉响了出发的汽笛。

    由于大部分老三届都到“广阔天地”去了，留在北京的学生已是寥寥无几，月台上来送行的多是知青家长。依然是上山下乡之初那种红旗如海歌如潮的场面，依然有一些人在敲着锣鼓吹着号，大喇叭里也依然播放着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火车开动了，一串串挂满泪珠的脸从我眼前闪过，送行的人们依然哭成一片。
     我，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落泪哭泣，一切都习惯了。
     记得一个多月前，在北大荒走投无路时，一个极要好的同学写信给我：学校有一批去云南农场的下乡名额，如果在北大荒真的呆不下去，是否可以考虑去云南。

     接信后，我没有犹豫，打点行装离开了北大荒。
     只在家歇了一天，我去了学校。冷冷清清的校园里看不到一个人影，虽已是春天，却甚觉荒凉，因为，除了极个别还未分配的学生外，同学们都已去了山西、陕西、内蒙古和北大荒。
     推开办公室的门，见到管分配的老师，没有寒暄，直奔主题：“现在分配去哪？”
    “云南，河口农场。”
    “走了吗？”
    “已经走了一批。”
    “还有名额吗？”
    “还有最后一批。”
    “什么时候出发？”
    “大概五月底，六月初吧。”
    “我报名。”
     就这么简单，整个报名过程不到三分钟。我不需要别人动员，我原本就是要下乡的，只是北大荒不要我，现在不过是换个地方，至于是北大荒还是南大荒，我不在乎。再说了，不下乡，我又能去哪呢？
     听说我要去云南，大院里一个叫小英的女生找到我，她是因身体不适从北大荒被退回北京的，和我一样，也是一腔热血要扎根边疆，她让我帮她把关系转到我们学校，想以我们学校毕业生的身份报名去云南。我当然希望有个熟人和我一路同行，我办成了。
     我又一次踏上了下乡的征途，不用再扒车了，拿着乘车证大摇大摆地走进车厢，在我，好像也是一种“权力”。我想起了自己的第一次下乡，想起了一年前的那次扒车经历。

     1968年春末夏初，一个塌天的消息象晴空霹雳把我打蒙。母亲告诉我，父亲被定性为叛徒，理由很简单：皖南事变中，父亲指挥的连队为掩护主力突围被打散，只身突出重围的父亲又不幸被皖南的土匪抓住，直到两个月后，侥幸逃离匪窝的父亲才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组织。本来，这一段历史已经对组织讲清，但造反派却抓住父亲所述无人证明而大做文章，硬是把父亲打成了叛徒。

     母亲让我做好心理准备，在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代，父亲被打翻在地，儿子也就永世难以翻身了。

     当时，我们68届的学生还没有开始分配，但我受不了昨天还得意洋洋，明天就低三下四的耻辱，我必须给自己另找一条出路。我决定扒车去北大荒。

     没迁户口，也没要档案，已分配去北大荒的同学以他们的名义托运了我的行李。

     出发前的一个星期，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母亲，母亲从墙角的小包包里掏出五十块钱和三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到北大荒后别再争强好胜耍脾气了，和人家搞好关系，争取留下……”话还没有说完，母亲的脸色忽然变得苍白起来，汗珠从额头上渗出，母亲摇摇晃晃瘫在了地上。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刻：公元1968年7月15日的北京车站。

    我和掩护我扒车的同学从车头走到车尾，找寻着可以溜上车的机会。不幸的是，为了阻止象我这样未经批准而私自扒车的学生，每一节车厢门口都有人严防死守，知青要凭乘车证上车，送行的人一律不准进入车厢。

     既来之，必走之，无论有多大难度，我的北大荒之行都不可逆转。

     车门上不去就钻车窗，送行的同学围住窗口，将陌生人挡在圈外，我双手把住窗棱，在车窗内外同学的一片欢呼声中，我成功了。

     可惜，我的行动虽然瞒过了军代表，却被其他学校的知青给告发了。离开车还有十几分种，军代表急忙招呼来七八个学生，不由分说，抻胳膊拽腿强行把我扔下了火车。

     此时，任何语言的解释都是苍白的，望着“砰”的一声被关闭的车门，我和他的同学没有半点犹豫，他们帮我挤开人群，朝着原先的那个窗口奔去。不能放弃，不能失败，我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就在开车铃声已经响起的霎那间，我在同学们的掩护下，又故技重施从原来那个车窗钻了进去。

     我成功地踏上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但却无法摆脱命运铐在我身上的枷锁。荒唐的年代无处讲理，荒唐的年代道理也荒唐，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在我不拿工资白干了十个月后，我还是不得不离开了北大荒。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无奈地告别了北大荒后，云南就成了我实现青春理想的另一块梦幻之地，我决心凭借自己的努力，在那块蛮荒的土地上，开辟一条通往理想主义的路。那时的我，就像后来自己在一首诗中所写的：未曾立足北大荒，再下滇南欲逞强，岂知前程多歧路，不信此生不辉煌。

     我们坐的那趟开往云南的火车，应该是北京老三届的最后一趟上山下乡专列。与我第一次去北大荒不同，这批学生没有了响应号召，扎根边疆的万丈豪情，绝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因家庭出身有“问题”被打入另册，又在多次的分配中被筛剩下来，赖到如今，也只能很不情愿地被扒拉到云南。车上多刺儿头，一路上抓挠喊骂，踢打拳捶，还听说有人动了刀子，当然，伤者也是些“好斗”分子。
     因为是运送知青的临时专列，我们这趟车没有固定的行车时刻表，火车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不但在稍大一点的车站要停留很长时间，有时在荒村野店也要停下来避让其它列车。在成都车站，两个穿将校呢的学生跳下火车，潇洒地向大家挥挥手便消失在月台出口处，是啊，有路子，谁愿意到“广阔天地”去呢？也就是我，一个傻乎乎的理想主义者，非要做出点什么给别人看。
     火车经过攀枝花后便驶入了云贵高原，我至今还记得那里的令我惊叹的壮丽景色：群山重叠，深谷险峻，远远望去，铁路象飘带一般盘旋环绕在峰峦之间，险要处，我们甚至能同时看见三层线路，火车也要用两个车头连推带拉才能把车厢从山脚拽到山顶，虽然车速甚是缓慢，但那景致却蔚为壮观。
     四天四夜后，我们终于到了昆明，所有知青的双脚也都无一例外地似馒头般肿了起来。但我们还是利用在昆明停留的一天，登上了西山龙门，眺望那清澈的百里滇池，此后，我虽数次途径昆明，但再没心思去观山赏水了。

     去河口的知青算是幸运的，殖民时期法国人修的滇越窄轨铁路由昆明直通那里，虽然只有465公里，但小火车却要开行一天一夜，旧中国，云南只有这条“不通国内通国外”的铁路，河口也就逐渐成了中越两国的商品集散地，虽比不上广西友谊关的繁荣，但也是商贾聚集，人口渐稠。
     滇越窄轨铁路洞连洞，桥接桥，极为曲折，摇来晃去的小火车不但开的很慢，而且很脏很破旧，车头冒出的煤烟不时钻进车厢，呛得人喘不过气来，飘落的煤灰还经常把眼睛给迷了。云南十八怪的“火车没有汽车快”说的正是这种情景。不过，沿途的景色还是挺美的，奇峰峭壁，瀑布如帛，特别是那座架设在绝壁上的人字桥，全桥无一桥墩，车行桥上，鸟瞰百米深渊，湍急流水，确实令人击掌称绝。

     我们在开远住了一晚上，于6月5日下午到达河口，这是一座很冷清的边境小县城，据说全县人口只有4万出头，县城背依连绵叠嶂的四连山脉，前傍浑浊的红河与清澈的南溪河，河口之名便因这“红白两水之交”而来。当时，越战未息，常有美国飞机越界掠过，我们到的那天，正赶上拉响防空警报，我们都很紧张，但当地的老百姓已是习以为常了。

     在河口街上，常能见到了一些从越南回来的军人，听他们讲在越南的战争故事，既新鲜也有些伤心。有个军人曾在装满空棺材的县礼堂对我说，在越南，除了水和空气是当地的，中国军队所用的东西，小到一根辟材一粒米，大到成殓烈士遗体的棺木，都是从国内运去的，更别提我们给越南数不清的枪炮弹药，粮草物资，但越南人还嫌我们给他们的援助太少，矛盾日深一日，也许有一天，两国会闹崩的。十年后，历史不幸被此军人言中。

     那时，河口农场还叫红河公社。我们在公社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便坐着卡车，沿红河溯流而上，驶向了全农场最偏远的南屏分场，我的第二次知青生涯就此开始。

  青年时期经历的坎坷、曲折与人生信念之坚定，具在“如歌”的各篇文中多有体现。

  望十六团的战友们都多看一看“如歌”的文章。也许就能悟出更多的东西来。

我也有"如歌"的行为策划----扒车去内蒙兵团,但是因是女生,根本无法有太大本事,只是混入车厢,但在开车前便被驱赶下来了,无奈.后来等到云南农场,才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红土地.哈哈,上帝的安排.

      文章写的送别时的情景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