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兵团的几年，还不知道考虑自己的一生究竟怎么安排。现在想起来，那时常常挂在口头上的豪言壮语“扎根边疆”可能只是一种简单重复的嘴部动作，而并不清楚它的实际意义。记得连里的成都知青曾经“点拨”我们“要想离开河口，一定得找个当兵的老倌（丈夫）”，当时因为年龄太小，完全没有开窍，所以根本听不懂这话说的是什么。直到陆续听到有知青离开兵团返城的消息、看到自己认识的知青办回北京的现实，才萌生了离开云南的想法。

  离开云南，谈何容易！凡事总得有个由头，由头何在？正在迷茫时，机会来了：父亲所在单位从北京下迁安徽，徒然增加了许多“王老五”。为了照顾这些身边无子女的职工，单位决定通过省劳动局以招工的方式招收四十个知青子女，进入单位后勤部门工作。这消息令人激动不已，只是此事从申请到批复，历尽周折，轮到最后一关——回云南办调动手续时，已临近年底了。

 那年月，招工指标是不能跨年度使用的，也就是说错过了年底，一切都前功尽弃了。因此必须严格按照下面这个倒排时间表行事，任何一处出错，都会导致全盘皆输：

    12月30日       到新单位报到，交上调动手续（那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12月26-29日    从河口到安徽合肥的旅途

    12月25日       到十六团办调动手续

    12月24日       到十一营办调动手续

 我的任务是：24号一早坐火车从河口上十一营，一天之内办妥调动手续，当天晚上坐火车下到河口。没想到这原本并不复杂的事情竟由于一个星期天的缘故演变成“夜行七十里，生死大逃离”的惊险经历。

 24日早六点半才被团部招待所外的大喇叭惊醒，眼看就要赶不上火车了，一路狂奔，坐上小火车的硬板凳时，冷汗热汗一起流，虚惊一场！

 到了营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找营长，希望我的调动能得到他的批准，谁想到他没在家。继续找其他的干部，竟然都没在家。尤其是关键人物军务参谋老熊，听说他一早就到很远很远的山上割木料了。这时本来就悬着的心越发紧张起来。

 中午时分，营长朱大炮回来了。在了解了我的情况后他表示“照章办事，我没意见”。他的态度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不久前他还到我的林地里察看了那棵实验树（是他特别培育的一棵粗大胶树），埋怨我的出胶量只有他期望的一半，要求我继续精心试验。在我突然提出调动时，他是这么开明，没有丝毫刁难，这使得我绷在弦上的心稍稍放松了一点，接下来只等熊参谋回来就办手续了。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去，太阳一点一点地偏西，我不停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地张望，希冀早些看到熊参谋的身影，直到眼睁睁的看着小火车喷吐着白烟向河口方向呼啸而去！平时我们每天傍晚都端着饭碗在铁路边守候，看着开往河口的火车通过，仿佛那是我们与外界的唯一通道，看到它就使我们看到希望，而今火车带给我的却是彻底的绝望，因为在我们连队和河口之间，只有铁路没有公路，错过了今天这趟火车就只能明天再说了，而我的时间表根本不允许我等到明天的那趟车。为了离开河口，为了和亲人团聚，横下心来走也要赶在规定时间之前走到河口去。

 将近晚九点时，熊参谋割木料回来了，他的意思是今天这么晚了，明天再办吧，营长提醒他明天再办依然要走去河口，到那时团里也下班了，就活活把人家的事情耽误了，所以熊参谋用最快的速度给我办好了行政转移手续，但是在转移工资关系和报销探亲假车票时，又遇到会计的质疑，我被迫在会计、出纳和营长之间来回送话，最后惹得营长大怒，当即决定召开营干部会，那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营长说：“……这次调动，本该让孩子愉愉快快、心情舒畅地离开这里，可是在临走前还闹了三件不愉快的事，一是一年半载吃不上一次肉，今天正好分肉，司务长还不给（其实司务长只知道我正在探亲，不知道我那天回去了，这纯属错怪）；二是本该干部抓紧时间今天办好的，结果给孩子耽误了，还要让她走去河口；三是对干部教育不够，政策交代不够，弄出今晚的不愉快……”营长的一席话让我吃惊，也让我感激涕零。在我的印象里，营长是一个脾气暴躁、武断专横的人，没想到他竟是如此似水柔情。我这样一个从来不敢也不愿接近各级领导的小知青，突然得到最高领导的同情和帮助，这才真叫受宠若惊！营干部会后，一切都进行得顺顺当当。由于不知道这一天的苦等的结果，我没敢贸然收拾自己的行李，所以连里答应负责在我走后替我把行李托运回家。另外，为了保证我能安全走到河口，营里还专门安排了两个值班战士武装护送，出发时间定在夜里十二点。

 就在准备出发时，负责护送的一个战士忽然身体不舒服，他肚子疼得很厉害，看他那痛苦的表情知道不是一般的小毛病，也不是一时半会就好得了的，赶紧把他送到卫生所（后来听说他得的是“绞肠痧”，我至今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病），回头再找营里增援，最后确定了由重庆知青杨忠义和广西籍复转军人黄品义承担护送任务。夜里一点整，我们上路了。

 平时我们有过不少次在铁路上行走的经历：从427下车到营部得走铁路；上山割胶得走一段铁路；从老范寨赶街回来也得走铁路。但那都是在白天，并且距离都不超过10里地，如今要在夜里走上70里地，别说我心里害怕，就是那两个值班战士恐怕也得心里打鼓。不过凭着重庆人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凭着部队里练就的一身硬功，还凭着手里的两杆真枪，想必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既然是护送，就得有个护送的架势，杨忠义在前，黄品义殿后，这样的队形能保证无论前方遭遇什么野兽坏蛋，后面尾随什么鬼神魍魉，我始终处于最安全的位置。三个人步调一致，按照木枕或者铁枕的距离一步一步的迈出自己的步子，在黑暗而沉寂的山林里发出规律的“跨”、“跨”、“跨”、“跨”的声音，偶尔也会因为踼到路基石头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但是这种规律的节奏不能保持很久，因为步距和轨距不完全一样，走着走着误差就大了，于是出现一阵稀里哗啦的混乱，之后又恢复常态。

 忽然，走在前面的杨忠义感到前方有些异常，赶紧停下脚步，大家瞪大眼睛、屏住呼吸，警惕的环顾四周，不知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先是觉得远处有点微弱的光亮，并且能听到些声音，但是声音断断续续，时响时停。慢慢地又能辨出像眸子一样的亮光。真是怕什么什么就来，莫非是碰上野兽了！这黄杨二人从来没有打过猎，也不知道那远处的动物是什么，对方好像也发现了我们，远远地窥视着。不知道双方对峙的僵局是怎么打破的，只记得当我们看到被疑为野兽的竟是打猎归来的卫生所张大夫时，大家不约而同爆发出的开怀大笑震得山林中的叶子都沙沙作响！原来先前看见的光亮就是张大夫戴的头灯！

 接下来的路没再碰上什么插曲，只是大家都被困顿烦扰，不得已机械地迈动双腿。我们曾试图转到路基下巡道工走出的小路上去，但是因为路太窄而且长满杂草，感觉还不如铁路上好走些。走到山腰时，天色已亮，这是25日的早晨。我考虑再让他们护送下去意义不大，就建议他们搭乘上行的火车返回营里，然后独自一人走到河口。当我把怀揣着的我的命根子——我的调动手续交给单位派来招工的老师后，累不择处，在老师那张床铺上倒头长睡，直到别人帮我办好了全部调离手续。

 26日一早，小火车轧着我头一天一步一步踩过的每一根枕木载着我永远离开了河口。

（还有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