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边疆岁月

阳承

  我是一九六九年四月离开北京赴云南河口农场南屏分场插队的知识青年，随着整个河口农场改编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十六团，我所在的南屏农场养猪场就成为十六团五营十二连（开始叫独立排）。

  五营十二连所处的位置可以说是十六团顺红河沿线最远的一个连，从我们连沿着河边国境线公路往上在走十几公里，红河就完全是中国的内陆河了。我们连只有两名北京知识青年，另外有三名昆明知识青年（都是昆明兽医学校的中专生），他们来的比我们早。后来又到了四十名重庆知识青年。老职工多为湖南支边的和当地沙族人，连干部也没有现役军人，副指导员姓张是一名贵州籍的老复员兵，副连长姓李是湖南支边来的，两人虽说文化水平不高，但对知识青年还可以，连里也没有发生什么虐待知识青年的事情（至少在我生活的那几年），尤其对我们两个北京知识青年都挺重视的，十二连成立不久，我就当了连里的文书，另一个成了连里小学的教师。

  边疆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生活的艰苦。先说住的竹篱笆茅草屋，四处漏风不说，晚上老鼠啊，四脚蛇啊，蛇啊时不时就掉落在你的蚊帐上。吃的更是没法说，几个月别说肉见不到，有时食堂炒菜连油都没有，辣椒干炒空心菜或者盐水木瓜汤、韭菜汤一吃就是十天半个月。那时大家就盼着过节，五一啦，十一啦，春节啦，因为过节就要杀猪、就有肉吃。连里老职工拖家带小的也一样，生活非常艰苦。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正是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职工个人这也不许种，那也不许养，过的是建设兵团的“部队”生活，大人都难以忍受，更别说年幼的孩子了。

  边疆给我的第二印象是生活的落后。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刚去时特别不习惯。晚上摸黑走路、特别是走山路，东倒西歪的，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邮政也不发达，寄一封信得走十几里地。那时营部（南屏场部）设有邮政所，从我们连到营部来回三十二里地。知识青年的信大都靠连里去营部办事的马车捎回，马车并不是天天去，碰到下雨公路塌方（经常发生），十天半个月马车也出不去。看病也非常难，连里虽说有个卫生员（连个赤脚医生的水平都达不到），药品少的可怜，如同虚设。营部有卫生所，但一去就要走十六里地，真有急病根本来不及。

  边疆给我的第三印象是“政治挂帅”。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政治挂帅”风及全国，边疆也同样。“早请示，晚汇报”雷打不动。白天无论干活有多累，晚上七点一到，全连必开大会。会上除了学习毛主席语录外，就是由副指导员宣讲大好形势，读报纸、念社论，从国内外到省内外，从团内外到营内外，再到连内外，小学都没有毕业的连首长靠一盏小煤油灯（也叫马灯）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不管刮风下雨、蚊虫叮咬，天天如此。

  边疆给我的第四印象是“刀耕火种”的劳作方式。我们连虽然是南屏分场的养猪场，但实际上没有几头猪（主要是种猪），所以成立连队后，负责养猪的只有一个班，另外三个班都是开荒种地。种的时候，在选好的山坡下放一把火，火顺风势将山上的茅草烧尽，然后顺着山坡一路锄下来，锄一下撒两三粒苞谷（玉米）或插上一节木薯苗，完后就不用管了只等收获。因河口属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常年温度在零度以上，炎热潮湿，雨水充沛，作物生长的很快，但缺乏田间管理，水稻、苞谷产量很低，栽种的木薯、木瓜、香蕉等还可以，也不用管理，完全靠自然生长。

  边疆艰苦的环境虽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正是它磨练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毅力。之后，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动，边疆生活的经历都永远激励着我，鼓舞着我，使我终生受益。我永远不能忘记，在我发疟疾、打摆子高烧到四十度的时候，副连长冒雨赶着马车连夜将我送往营卫生所抢救；在我还背负着“可以教育好子女”包袱的时候，连里发展我入团，做团支部副书记，党支部在我离开边疆的头一天晚上通过了我的入党志愿书。我当过班长，做过文书，最后是在小学老师的岗位上走的。我永远忘不了在即将离开边疆的那几天，学生家长（连里老职工）纷纷拉我去家里吃饭。就是为了这顿饭，有的把家里仅有的狗杀了，有的拿出留给婴儿的几个鸡蛋，有的上山采来野菜。记得临走的那一天早上，在连队入口的公路边，小学校的十几个学生列队欢送我，看到孩子们依依不舍的眼神，我再也忍不住了，面对奔腾不息的红河和四周高耸的群山，泪水夺眶而出。

  一晃三十六年了，边疆艰苦的岁月已成为永远抹不掉的回忆。离开边疆后，我当了工人，考上了大学，进了国家机关，作为驻外代表、派往国外工作了很长时间。无论我在哪里，在工厂，在大学，在机关，在异国他乡，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河口，眼前总是浮现出红河和群山，浮现出竹篱笆茅草屋，浮现出辣椒干炒空心菜、盐水木瓜汤、韭菜汤，浮现出那条走了无数遍的、从连队到营部的国境线公路，大概这就是不解的边疆情吧。我相信今天的河口农场肯定发生了变化，我期待着重返边疆的那一天，以便圆自己一个多年难以忘怀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