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姐姐是一对孪生姐妹。继姐姐（陈朝嫦）的《上山下乡姐妹情》发表后（见纪实文学栏目），红土地的情素就一直萦绕着我，思念之情溢满心间。蓦然回首，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已过去四十年！虽然我们已青春不再，但第二故乡的千山万壑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足迹，于是我写下了这篇《思念》，作为《上山下乡姐妹情》的姊妹篇发表在这里，愿与知青朋友们共同分享。

　（作者系原云南河口农场槟榔寨四条半北京知青）           

思  念

这个梦我做了无数遍，当我从云南河口回到北京，这个梦就开始了。

梦境中我坐在摇摇晃晃的小火车上，随着汽笛长鸣，一股浓烈的煤烟味儿扑鼻而来，那种熟悉的味道弥散在我周围。火车慢慢地停了下来，我走下车，外面一片漆黑，朦胧中我看到了月光下闪动流淌的河流，看到河边绵延起伏的山峦和树冠。

不知不觉我已经赤着脚走在漆黑的山路上，一簇簇亮闪闪的萤火虫在我面前飞舞跳跃，它们带领着我走出了弯曲的山路，淌过了山间小溪，走进了寨子，阵阵狗吠声此起彼伏。我浑身热血膨胀，为什么这条路径和周围的景物是如此熟悉？这是什么地方？猛然间想起,我不是已经回到北京了吗？我迷惑了，一次次地问自己：我身在何处？到底在哪里？

就这样，我在反复的求证中梦被突然切断，一阵心悸袭来，梦醒了。我竟一时搞不清梦里梦外哪个是真实的。梦又一次把我带回那片热土，让我心中荡起无限思念。云南河口——这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无数次地追回梦里，让梦带我穿越时空，去重温我的青春时光。

离　别

1969年4月我登上开往云南的列车，经过千里跋涉，来到了河口。当双脚踏上河口这片土地时，有人告诉我：“对面的山就是越南，脚底下的河就是南溪河。”，我的心情并没有为之兴奋，而是茫然无措。也就在此时我才顿悟我已身处异地，确确实实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家。这里已距北京十万八千里了，仅跨一步就是另一个国度。此刻我脑中浮现出北京火车站离别的场面：母亲在站台上眼巴巴地望着车上的我们（我和姐姐），那种无助和不舍的眼神再一次的出现。1968年底母亲在送别哥哥时，也是这种眼神，望着哥哥离去的背影，母亲双眼噙着泪，内心无比的歉疚和伤痛。我们能体会到母亲当时的心境，那时老三届中毕竟有一部分学生留在了北京，或者去了部队。在那黑白颠倒的年月，家庭给不了我们“优等”的政治身份，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无条件地服从。父母觉得对不起我们，内心倍受煎熬。其实这哪是他们的错！母亲把她的三个孩子都送走了，她的心在滴血！望着车窗外的母亲，凉风撩起她的头发，我看见母亲头顶上隐约显露的白发，刹那间我眼前的母亲老了许多！当列车启动，徐徐开出北京站的时候，望着母亲逐渐远去的孤单身影，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夺眶而出。再见了，我的母亲！再见了，北京！随着列车开动的节奏我内心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呼唤。从此我们全家天各一方，何时才能团聚？……

       四 条 半

我和姐姐一起被安排在河口槟榔寨前锋队（四条半），也就是后来兵团编制的四师十六团一营七连。

前锋队位于铁路沿线，因距离河口四里半路程，所以前锋队的地名按当地人习惯叫法又称作“四条半”。

四条半居住的大部分是沙族，据说是壮族的一个分支。大概因为人数太少的缘故，在新华字典中找不到这个民族。

我们队主要从事农业耕作，种植水稻和上山开荒砍草。

基本安顿下来，沙族杨队长用刚学来的生硬的普通话向北京知青交代劳动分工，并把劳动工具分发给大家：长把砍刀、锄头（锄铲两用）、锯齿镰刀、扁担和粪箕。从此我们开始了繁重的劳动，身体和身心接受着严酷的裂变和洗礼。

我和姐姐脱下了鞋，和沙族老职工一样赤脚走山路。我们翻山越岭去开荒，一米多高的茅草把我们的胳膊和双腿划得伤痕累累，还有蚂蝗蚊虫的叮咬，不出几日身上就长满了黄水疮，淋巴也肿胀起来疼痛难忍，我们没有退缩。不知哪来的毅力，我和姐姐使出了全身的劲儿，我们的双肩被扁担磨得淤血红肿，不知脱了多少层皮。我们在闷罐车箱里卸过砖、石灰和水泥，因流汗过多而虚脱；曾深入原始森林去砍伐龙竹，受到毒蛇的袭击。当时的劳动环境十分险恶，稍有不慎随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那时的我们毕竟太年轻，根本不懂怜惜自己，对存在的危险全然不顾。生命对我们来说好象并不重要，即使为此付出也会在所不惜。

劳动的艰辛和身体所受的伤痛我都能忍受，惟独思家的心情难耐。田间休息时，沙族妇女唱起了山歌，原生态的曲调在田间山林悠悠回荡。可在我听来却是如此的哀婉忧伤，我深吸了一口气，抬头仰望蓝天白云，任凭思绪随着白云自由漂浮。我梦想腾空驾上白云，飞到北京，飞到父母身边，去重温团聚的欢乐，但“团聚”在那时已变成了一种奢望。想到北京的“家”已人去楼空，父母下放到河南干校，“家”已没了着落，心中不免又增添了一份凄凉。

沙族有位何大妈，儿子在蒙自工作，她非常挂念儿子，经常找我代她写信。在煤油灯下，我听着大妈的诉说。有时她边说边摸泪，望着她满面忧伤，我也为之动容，想起我的父母，他们不仅承受着政治压力，还要为远方的儿女牵肠挂肚，这种身心的付出是多么巨大。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何大妈的儿子回信了，她高兴地拿来让我念。她静静地听着，神情放松，看得出儿子的信给她带来莫大的心灵慰藉。我们又何尝不是呢，那时我们和父母彼此都忍受着思念的煎熬，频繁的家信往来就成了我们精神的团聚和寄托。父母信中的嘱咐和叮咛让我感受了家的温暖，儿女来自远方的平安祝福，使父母的心得到暂时的安宁。

南溪河两岸

四条半坐落在南溪河河滩的缓坡上，河对岸就是越南，沿着南溪河岸是越南的一条公路，它通向越南老街。公路上有一所地方办事处，隔着南溪河与四条半相望。旱季时，南溪河河面不宽，离越南就更近了。由于这独特的地理位置，让我切身感触了两岸边民的生活相互影响融合，至今令我难忘。

那时我在连队食堂做饭，每天早晨四点多就要起来熬稀饭。五点钟从河对岸就会传来越南特色的晨乐（办事处每早定时播放），那飘然而至的幽幽绵软的乐曲把我们寨子的人从睡梦中轻轻唤醒。这时我已做好早饭就要敲钟了，这个挂在食堂门口的“钟”其实是铁路废弃的一段铁轨。队里上工、开饭、开会都要敲它，用一把生了锈的砍刀去敲，它们碰撞在一起的响声极具战斗力，既紧迫又提神。这种急促的没有乐符的响声穿过南溪河传到对岸，两种截然不同的音响在两岸遥相呼应，绵软的曲调和铿锵有力的钟声相互交融在一起，融入了我们彼此的生活，并成为双边每天不可缺少的一部交响曲。

我每天要到南溪河去挑水、洗菜。清晨，南溪河上弥漫着淡淡的晨雾，我挑着水桶和箩筐来到河边。望着越南公路上疾驰的摩托车，男的带着白色南洋帽，女的带着斗笠，还有来往骑着单车（自行车）的妇女。对岸办事处三三两两的男女也会站在公路边上向我们这边张望，我会向他们招招手，他们也会友善地挥手回应。他们每天做晨操，随着喇叭里放出的音乐，有人喊着口令：“莫-嗨-吗”（越南语）就是一二三的意思。晨操的乐曲回旋在南溪河两岸，让我想起中学时代每天必做的课间操，性情所至，我也会跟着节奏做一遍自己的操，对岸传来喝彩。久而久之，和陌生的他们似乎有了一种超越国界的亲切感。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北京我家居住的那所大学，文革前曾有越南留学生就读。我隐约还能记得几个留学生的模样：友好和善的面容、频频向我们点头微笑的神情。有一年春节，父亲带我们去参加了留学生和教师的联欢会，越南留学生演出了一幕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活报剧，幽默搞笑。最后他们合唱了中越友好之歌：“中国－越南，山连山，水连水……”。文革开始不久，他们便离开了学校，离开了中国。像是命运的安排，几年后，我竟然来到了云南边陲，和越南仅一河之隔，让我感同身受。中国越南山水相依，静静流淌的南溪河见证了中越人民的友好情谊。

回到北京若干年后，每天早晨越南的晨乐依旧会在我耳边回响，脑海中就会呈现那原生态的边寨异国风情，让我荡气回肠，泛起无限思念。

河 口 街

我们连队的北京知青经常去河口街，不管收工回来有多晚，有多累。我们沿着铁路，踏着枕木，径直地往河口赶，为的就是吃一碗米粉，或买一些算做“零食”的东西回来压肚。我们经常光顾的有米粉店。酸菜辣子米粉，里面有一点咸肉丁，很够味儿。北京的面条这里见不到，多数是吃米粉。如果想吃米饭，那就只有“盖浇饭”（当地读音：给椒反）。一大碗米饭，把炒好的菜扣在米饭上，饭、菜合在一起吃也挺省事的。河口只卖一种点心，红糖和粗面做的大饼子，比北京的糕点大出好几圈儿，在当时也算是好吃的东西了。凉粉皮和红糖冰水做的防暑饮料，味道有点特别，喝不惯。

河口有一种小吃至今让我回味，那是一家越侨开的卷筒店，这是每次必去的地方。店是用竹蔑笆围的墙，里面既干净又凉快。越南婆（当地人对越南妇女的称呼）很有礼仪，每逢北京知青光临此店，越南婆很高兴地款待我们。卷筒是现做现卖，是一种精细的手工制作。看着她们熟练地把用水调好的米粉上蒸笼滩成圆形的米皮，然后把肉末和鸡纵类的碎末卷入一张张米皮中，上蒸笼蒸一会儿就可食用。越南婆笑盈盈地把小碟蘸料送到我们面前，然后把刚出笼的卷筒端上桌，盘中白嫩嫩的卷筒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让我们食欲大增。越南婆抿着嘴端坐在一旁，看我们吃的有滋有味，她觉得特别地享受。有时她关切地会问我们吃饱了没有，还会问到你们的父母来这里看过你们吗？从她脸上我看到了母性的温存，仿佛看到母亲慈善的面容，体会了家的温馨。                     

河口还有一家越侨开的钟表店，它的门脸是玻璃镶嵌的，橱窗里摆着各类挂钟和手表，这在当时的河口算是比较另类和时尚。有时我们在街上走累了，就顺便进去坐坐。店老板是一位男士，礼仪又亲和。看我们进来，微笑着把一摞画报送入我们手中，这是越南出版的画册。彩色画报中的图片，不仅有各式钟表，也有越南妇女的民族服饰，还有越南风光的图片，尤其吸引我的是越南首都河内的景观：城市中幽深的街巷，田园中绿色的安宁，以及越南胡志明主席和儿童在一起的合影……，透过图片让我读到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幸福。使我心中升腾起无限的思念：“多么想念你啊，北京！”，遥望北京，多想感受一下北国的雪，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的雪花、银装素裹的天安门广场，北京古都的园林：千年古松、绿色垂柳、红墙金瓦……，这一切让我浮想联翩，沉浸在幸福美好的回忆之中。

那是在文革前的暑期，父亲在颐和园渡假，我们去看他，登上佛香阁，眺望昆明湖，湖面波光粼粼，湖边垂柳婀娜多姿，小船悠闲地摇摆着……少年时代的我们无忧无虑，憧憬着未来。每逢节日父亲会携全家去四川饭店吃饭，四川饭店坐落在西单西绒线胡同的一座古朴的四合院里，它典雅、别致，很有特色。饭桌上父亲给我们讲古都的文化，娓娓道来，全家其乐融融。那时的北京就像这四合院式的饭店一样充满着祥和、宁静。记忆中的北京如诗如画。

钟表店的摆钟“当、当”的响声把我从遐思中拉回到现实，不免心中一阵惆怅。当时文革的阴霾还远未散去，传统礼仪被废弛，我们中断了学业，以后的归属在哪儿？前途十分渺茫。为什么美好的东西顷刻就瓦解了？一种悲哀弥漫全身。每想及此，我的内心就在呼唤：北京，你何时才能恢复原生态的和谐，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重新回到你的怀抱？

我们起身要走了，钟表店的老板总要挽留我们多歇会儿，他知道我们是来自北京的青年，为了表示对我们的友好，他伸出双手，翘起两个大拇指，意思是：中国——越南，同志加兄弟。表达他的友善情谊。

当我拥入北京的怀抱后，回首河口街，它留下了我深深的眷恋，它带给我们青春远离父母孤独时的寄托，是我们身心舒缓和依憩的港湾。在我困惑迷茫的时候，发现美好的事物并没有泯灭，人性终要回归，坚定了我追求美好的信念。

        山腰火车站

    山腰车站距我们连队仅一里半路程。火车站具有一定规模，南来北往的火车在这里加煤。依山整齐地排列着红砖瓦房，是铁路职工的宿舍。车站有一个边防卫生检疫站，还有一所仅一个邮递员的小邮局，我们寄信取包裹十分便利。车站附近驻扎着部队。山腰车站很有人气，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经常放电影。

　　我们队有个沙族少年叫阿辽斋。他爸是司务长消息灵通，一旦得知有电影了，阿辽斋便满寨子地喊将开来：“山腰有电影放喽！”喜讯传开，那天的心情就甭提多高兴了，好象日子有了盼头特别地轻松。

　　山腰车站放映电影是在一个篮球场。这里的天黑得晚，早早的篮球场上就挤满了人。熙熙攘攘的人们说说笑笑，好一番热闹，真像过节一样。

　　有些影片在当时的北京都无法看到。我们看过的电影有越南故事片《琛姑娘的森林》《雍姐》，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阿尔巴尼亚影片《海岸风雷》《宁死不屈》；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看不见的战线》《南江村的妇女》；当然还有国产影片《英雄儿女》《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等。这在当时文娱生活匮乏的年代，我们能在边远的山村有这番精神享受，现在想来确是一个奇迹。

我看过的每部影片都深深地打动过我。影片中的一首插曲，一句台词都曾让我感动。《宁死不屈》这部阿尔巴尼亚影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除了女游击队员的顽强不屈外，还有穿插电影的主题曲，至今不忘。每当唱起它，我脑海的图象中反复闪现的并不是电影的情节，而是山腰车站放映电影的篮球场的场景，它烙下了时代的印记，记录了我们当年的电影情怀。

山腰车站也是我们回家探亲的往返站。记得第一次探亲，我和姐姐登上北去的列车，心情特别愉悦，如果就这样一去不复返该有多好。但短暂的团聚后，和父母又是一次离别。

每逢我们探亲归来，四条半的老职工、他们的孩子都会到山腰站接我们。第一次回来时很不巧，火车误点了，到达山腰车站天色已漆黑。我和姐姐肩上背着，手中提着６个旅行袋，吃力地从车厢走下来。突然听到喊声：“她们来了，来了！”只见阿辽斋、阿扁、小华子迎面跑了过来，不由分说接过旅行袋扛起就往连队跑，一会儿就消失在夜幕中。我俩被大家簇拥着回到队里，那天晚上，我们的屋内彻夜通明。这一天就像过节一样，我们给乡亲们带回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北京布鞋、塑料凉鞋、的确良衬衫，还有五光十色的北京奶糖。当地沙族从小就光脚走路，鞋对他们来讲是很奢侈的，平时不穿，留着要去河口赶街时才穿上。我们把物品纷纷递到他们手上，他们对北京的东西爱不释手。孩子们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我们给他们带回了北京奶糖。那个年月在边远的山寨，别说奶糖了，就连没有包装纸的块糖都很稀罕，河口街也只有红糖做的碗儿糖卖。那时我们经常因流汗过多而出现低血糖现象，碗儿糖就成了唯一的滋补品。

记得我和姐姐刚来河口不久，在山西插队的哥哥返京探亲，他专门去莫斯科餐厅食品部买了牛奶糖给我和姐姐寄来，这在当时的北京算是最时尚和顶级的糖了，我们拿出来让沙族大妈和她们的孩子分享，他们一边品尝一边惊诧的说：“哦—呦！你们伯京（北京）糖好吃得很呐！”。品着奶糖香甜的味道，北京在他们眼里那真是人间天堂！捧着哥哥从北京寄来的糖果，兄长的牵挂和温暖，一种无法挥去的思家之情油然而生。何时才能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再也不分离？

　　这一天终于来了。1974年我回城的手续办妥，就要离开这块土地了。学校的孩子们到山腰车站为我送行（当时我已在小学任教）。我用扁担挑着行李，学生们抢着替我挑，我执意不肯，并对他们说：“还是让我自己挑吧，回北京后怕再也用不上扁担了。”我抚摸着使用过的每件劳动工具，对它们依依不舍。我曾用它们挥汗如雨，学会和掌握了劳动技能。　　

　　望着孩子们一张张淳朴的脸庞，想起指导员对我的嘱托：“革命工作只是分工的不同，不要轻视非体力劳动，把你的知识传授给边疆的孩子，意义会更大。”我曾一度认为体力劳动才是最光荣的，对连队领导的决定不已为然，表示不愿意教书，想继续留在劳动岗位上。当得知我存在轻视非体力劳动的思想时，指导员耐心地给我分析、讲道理，让我感触颇深。终于我接受了教书的岗位，当我带着揣测不安的心走进教室时，我被一双双渴望求知的眼睛说服！

　　站台上，我和孩子们拉着手，“陈老师，你什么时候再回来？”“老师，你会回来吗？”，我强忍着泪水，不停地点头答应着：“会回来，会回来……”此时我才感悟我的心已融入了这片土地，有了难已割舍的情感。

　　火车开动了，孩子们追着火车，跑着，喊着，挥手向我道别。看着他们单薄瘦小的身影，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哽咽了……。

　四十年了，那片土地留给了我永久的思念。

（作者：陈朝娥）

2009年9月

    我一字一句的阅读，沉到了文字中，字里行间浓浓的思念之情像潮水一般把我整个拥裹起来，心头漾起了一缕缕离情别绪，双眼被泪水充盈。

  “离别、四条半、南溪河两岸、河口街、山腰火车站” 这些都是牵动生命记忆的关键词。就像一坛陈年老酒，当盖子打开时，酒香四溢浸入肺腑，飘散出那个远去年代的气息。四十年前一幅幅图像，清晰的呈现在眼前，恍如昨日。情景交融的文字、时空转换的表达，将“北京——河口”编织成一条思念的情带。

    岁月悄然逝去，许多东西已是物去人非，但在红土地上的青春，一直留存在我们记忆深处，深深扎下了根，只因为“那片土地留给了我永久的思念。”

以下是引用风雨人生在2009-11-21 15:51:00的发言：
山腰火车站——遥远的记忆。四季常开不败花的扶桑花。即使来去匆匆但只要瞥上一眼，就会深深的记入你的脑海令你趋之不去。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ffa74cc5e2823770fb345ad(1).jpg：

扶桑花真是好看！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总会让人记住的。

南溪河的文章，拜读了！

　　感谢战友的支持！

　　谢谢“第二故乡”！

　　我也有此同感。你那“蕉不过三”真有趣，你的文笔很流畅，望能读到你更多的趣事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