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在新疆

１９６４年，我初中毕业，优秀的学习成绩、优越的家庭生活，没有挡住我的激情，７月２日，我随天津千余名支边青年一道，奔赴祖国西北边陲———新疆。

由于年纪小，我被分配到农垦厅训练班接受两年技能教育。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农垦厅修配厂开机床。

一天，我在宿舍为车间板报撰稿，突然一阵清脆的广播操号声从窗外飘来，是厂子弟小学的学生在老师的号令下做课间操。我不禁想起，常听车间工人们议论，厂子弟小学惟一的女教师是位无锡籍随军家属，人标致漂亮，被誉为修配厂的一枝花。“我在女孩子圈里也不算丑啊”，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驱使我循声而去。啊！果然气质不凡，典型的江南美女。她见我痴痴地看着她，友好地朝我笑了笑，主动与我搭话：“你是天津的吧，我姓卞。”“卞老师，你好，你真漂亮。”我指了指围拢在她周围一群大小不一的孩子问道：“这是几年级的学生？”她略显不好意思地说：“１～４年级。”“啊？你要教４个班！”我吃惊地问。“不，只有２６名学生，一个班就行了。”她平静地回答。见我仍显吃惊的样子，又解释说：“是复式班。”我更糊涂了，上了这么多年学，知道有全日制，二部制，可没听说什么是复式班。她好像看出我的迷惑，把我领进教室，指着黑板说：“最右边的是一年级的内容，中间是四年级……”只见并不大的一块黑板被板书分成四部分，有拼音、有生字、还有习题。所有的板书都写得工工整整，字体娟秀，远远地看去，犹如印上去的一般。我被眼前的一幕感动了，心潮起伏，这哪里是板书，全然是这位美丽少妇的爱心啊。

从此这间偏僻的教室，好像生了魔力，常吸引我去坐坐，有时兴趣上来，还会帮卞老师批几本作业，我和卞老师也成了好朋友。

一晃３年过去了。小学校已发展为拥有横竖２排６间教室、４个老师的全日制初小了。卞老师当然是校长。

一天，厂领导找我，以商量的口吻说，根据职工们的要求，决定厂子弟学校设立高小班，问我是否愿意去教书。我想，我这不安分的性格和多少有些狂热的心态，能当好小学老师吗？猛然间卞老师和那块４个年级内容的板书从我的脑海深处闪现出来，我竟莫名其妙地点头应许了。

当卞老师把一叠五年级教科书递给我，并郑重地告诉我：“今后你就是五年级班主任和他们的语文、算数、自然常识以及体育老师了。”我虽有负重之感，但却无为难之举。也许你会问：一个人怎么能承担这么多课程，怎么个教法啊！我会告诉你，如果３年前没有与卞老师邂逅那一幕，我会与你同样不解，但我现在懂了，这就是边疆一个落后地区的现实，干起来总比没人干要好。

那时教科书内容简单，又没有任何教学参考资料，老师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五年级学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作文，学生们的知识面窄，也常闹出一些笑话。有一次，我告诉他们学校要举行田径比赛，他们竟告诉家长，我要带他们到天津比赛。孩子们的现状让我焦虑。为了拓宽学生们的知识面，我求助于老爸从天津寄来一大箱小画书和少年读物。什么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全套《西游记》，《杨门女将》……我每天总要抽时间给他们讲，学生们爱听极了，有些学生还要求拿回家自己读。渐渐地我发现，课下同学们经常聚在一起交流故事里的内容，还不时地向我提问题。我开始感到自己的初中水平有些招架不住了，进而萌生了深造的念头，而且越来越迫切。当时正值恢复高考，可是学校教师的紧缺让我难以启齿脱产学习，别无选择，只有走业余教育这条路，边教边学。我报名参加了自治区第一届广播师范大学。白天没有时间收听广播，就挤到晚上，夜深人静时是我最理想的学习时间，常常不知不觉中东方已发白。丈夫默默地承担了所有家务活，看到我日渐消瘦的身体，心疼地劝我说：“没有金钢钻，就别揽瓷器活，干脆回车间吧。”当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又赶上小儿子哺乳期。学习的压力、工作的劳碌，加上营养不良，使我患上了贫血和低血糖，两次昏倒在讲桌旁。生病期间，学生轮流守候在我的床前，几分几角的攒钱给我买水果罐头，有的还把自己养的兔子拿来给我补身体。班上的男孩子不让我干重体力活，自发地组织起来，帮我卸煤、运冬菜。看到学生们渐渐地成长起来，一个个开朗、活泼、有爱心、解人意，我心里充满了甜蜜。没有困难能难得住我为他们付出。如果说，使我步入教师队伍，是卞老师的感召，那么让我爱上教育事业，是这群充满生机的孩子们。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由于厂职工人数的增加和工厂周边不断有新的单位扎寨，我们的小学校也壮大起来，已是拥有近５００名学生，２０多位教师和十几个班级的“戴帽”子弟学校了（有初中编制）。１９８１年学校派我去兵团师范进修，一年后回校，被提升为校长，卞老师担任教务主任。我明白是卞老师让贤，但我没有推辞，因为我要担负的是我们共同热爱并为之奉献的事业。

进班子后，面临第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因为学校承受能力有限，致使邻近单位不少需要入学的孩子不能被接收。家长们班上、班下的来找我们，有的孩子甚至跪下乞求，我们何尝不焦急，可是工厂规模小，资金短缺，没有力量给学校投资。怎么办呢？孩子们乞求的目光搅得我彻夜难眠。经学校领导班子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先从解决低年级孩子入学的问题入手。没有钱，去周围单位化缘。没过几天，捷报竟从四面传来，一所部队工厂答应从部队砖窑联系处理砖，兵团建工团支援槽型板，我们厂提供水泥……只剩下沙子了，那就更好解决了，脚下的戈壁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要有力气筛。

我自荐组织几个年龄大的学生完成筛沙任务。坚硬的砂土地一镐下去，金花四溅，两臂震得过电一般，镐三五下就已经气喘吁吁了。８月的太阳似火盆，汗水出了一身又一身。骄阳加热汗炙得学生们的脸通红，我的脸也灼灼地作痛。就这样，我们不停地镐，不停地挖，半天下来，已经刨出一个大坑。人蹲在坑下干活，闷热如在蒸笼中，热气挤压着周身，汗水如洗澡一般。就这样，我们一直干到天黑。我们累得已经精疲力竭了，我被学生连拉带拱出了沙坑，不知是怎么走回家的。

第二天早上，全身疼痛难忍，肩膀肿得像两个大红馒头，手胀胀的，手心磨掉了几块皮，红红的肉露在外面，火辣辣的痛。我试着起床，但连翻身都动不得，我哭了，又怕丈夫看见，赶快又用枕巾擦干眼泪。学生们的身体怎样呢？他们会不会有累倒的？想到这，我的心一阵揪紧，不行，我一定要起来，在丈夫的帮助下，咬紧牙，挣扎着，终于坐了起来。

开工了，大工全是建筑队的学生家长，小工自然是我们。奋战了整整一个暑假，两间大教室威风凛凛地站了起来。收工那天，我送走了最后一批老师和家长，却久久地舍不得离开新教室。我用自己那双粗糙黝黑的双手，不断地抚摸着洁白的墙壁、光洁的黑板，想着开学后能有上百名笑逐颜开的孩子们坐在这里，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作者 杨逊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