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燃烧的岁月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中央在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同时，大力倡导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全国各条战线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先进典型和先进人物。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大庆铁人王进喜、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等，成为了全国人民学习的好榜样。

“学英模、争先进”的社会风尚很快便风靡了芳草湖。从总场到各分场，培养和树立先进典型的工作被提上了党、团组织的工作日程。

6分场党委结合科学种田、推广良种工作的需要，决定组建以年轻人为主的良种繁育队，并借新机构组建的机会，做好先进典型的培养工作。

在分场领导和农业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下，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１９日良种繁育队成立了，其中作为骨干力量的是从各生产队抽调而来的１３位年龄在15岁至18岁，各方面表现突出的女青年，分场党委命名为“红姑娘班”。同时分场政治处指定由我负责抓“红姑娘班”的典型培养工作。

满怀着对新生事物的激情，在“红姑娘班”命名之时，我和１３位女青年一起，为我们心目中的“红姑娘班”勾画了一幅未来的蓝图：科学种田的尖兵；朝气蓬勃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战斗队；移风易俗、新一代农民的代表。

但是，任何新生事物的诞生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首先，新单位需要为资金、房屋、土地和生产工具而四处奔波，其难度可想而知；其次，创业伊始，生活艰苦、劳动强度大、生产工具简陋，让这些十几岁的小姑娘们，一下子从幻想的泡沫中掉到严酷的现实中来，情绪有些低落；第三是流言蜚语的伤害。一些习惯于旧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人们，受封建保守思想影响，对于女孩子抛头露面，站在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第一线，看不惯难接受。有人讽刺说：“良繁队是凉饭队”，“只会说说唱唱，干不出啥名堂”……

成立良种繁育队和红姑娘班，极大地激发了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场奉献青春与才华的热情和积极性，我想通过一个先进青年群体的表率作用，促进农场的发展，实现我报效祖国的理想和人生价值。但是初出茅庐的我和红姑娘班的小青年们，确实太单纯、太幼稚了，对困难估计不足，所以遇到压力时，真有些不知所措。关键时刻，分场党委杨书记出面支持，一方面给农场各部门打招呼，督促尽快落实经费和物资的调拨；一方面组织良种繁育队党、团员和干部们座谈，鼓励大家坚定信心，艰苦创业。

为了鼓舞士气、弘扬正气，我们在“红姑娘班”开展了“比理想、比青春、比干劲、比贡献”的活动；为了提高人员素质，开阔眼界，又在全队掀起了学习文化、学习农业科学知识、争做“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青年”的竞赛。同时，在生活上，对红姑娘班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早上出操、上下工排队、点名、唱革命歌曲，节假日还请农场民兵组织的领导来训练队列、拼刺刀和打靶射击等等。

团结、紧张而又丰富多彩的生活，使红姑娘班的姑娘们较为浮躁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成为全班青年们坚守的信念。

在党、团组织的教育、培养和艰苦创业的磨砺下，红姑娘班渐渐成熟起来，成为6分场青年中的一面旗帜，生产劳动中的一支突击队。她们除了超额完成本队的生产任务外，在各个农忙季节还发扬雷锋精神，挤出时间支援其他的兄弟单位：夏锄时支援3队，创人均日最高工效5.3亩，质量名列第一；夏收时支援5队，吃住在田边地头，从凌晨2点一直割到天黑，日人均工效始终保持在2.5亩至3亩,连续18天夺得优胜红旗;秋收时利用晚上帮助2队收割高梁46亩,帮助4队脱粒玉米75亩……

红姑娘班不仅在生产劳动中是标兵模范，在移风易俗，与封建思想做斗争方面也走在前面。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的新疆农村，订“娃娃亲”还是较普遍的旧习俗，红姑娘班中的一些姑娘也被父母订了“娃娃亲”。如何引导她们争取婚姻自主，避免早婚，便成了团委和妇联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我与妇女干事联合行动，利用各种机会对她们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除了集体学习、讨论和个别谈心之外，我们还发动良种繁育队的党、团员骨干分子们主动与那些已订过“娃娃亲”的女青年交流思想，鼓励她们多回家做父母的思想工作，同时还以团支部的名义与几个男方所在的生产队团支部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配合与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红姑娘班的女青年们纷纷写了决心书，表示要与封建思想彻底决裂，做移风易俗的表率。

记得为了宣传婚姻自主，我在文艺宣传队中排演了一出眉户戏，是以红姑娘班的一位姑娘争取婚姻自主的事迹改编的。为了强化演出效果，我还在剧中加入了自由恋爱的情节，并亲自担任男主角。但是在排练时，因为大家都没有恋爱的体会，所以，总是拿捏不好表演分寸。后来，在正式演出男女青年单独约会一场时，我突然灵机一动，伸手抓住了女主角的手，放在胸前握了一会儿，又迅速地掏出了口袋里的一个小日记本，塞在女主角手里后转身跑下了场……

演出获得了观众的掌声。我也在刹那间感受了一把心跳的愉悦。

在风风雨雨中，红姑娘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1965年底，良种繁育队改编为武装值班连，红姑娘班也扩编成红姑娘排，下设2个红姑娘班和1个支边女青年班。不仅如此，在发展生产、农业科学试验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红姑娘班也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好成绩：她们参与试种的新疆花皮西瓜，多年后成为享誉全国的优良品种；在6分场、总场、自治州和全疆农垦系统的多次评优活动中，红姑娘班均榜上有名；在不同级别和规模的民兵大比武以及文艺汇演、体育比赛中，红姑娘班也多次获得奖励；

１９６６年３月5日，《新疆农垦报》刊登了红姑娘班的先进事迹，号召全自治区的农场职工向她们学习。

在红姑娘班成长为先进典型的同时，我也获得了总场“优秀支边青年”、呼图壁县“优秀团干部”和昌吉自治州“五好青年”的光荣称号。

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在党团组织的培育下，在从事基层青年工作的实践中，我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我和红姑娘班的青年们，在芳草湖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一起经风雨、见世面，健康、快乐地成长着……

杀猪风波

    1965年，由于“农业学大寨”调动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及实施科学种田、兴修水利、推广良种、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芳草湖垦区一派丰收景象。夏收丰产后，为了确保全年的粮食生产上“纲要”，平均亩产过“黄河”（400斤），奔“长江”（800斤），从总场到分场，特别强调要抓好秋粮的田间管理工作，做到丰产丰收。作为措施之一，6分场场部的一批干部被派往生产队驻队，协助队干部抓好“田管”的贯彻落实工作。

我被派往农业3队。6分场的1到4队，是前几年刚由人民公社划转到农场来的，一些职工身上还留有较多的自由散漫、集体观念差、自私、保守等旧的社会习气。因此，加强田间管理，不仅仅是个生产问题，还是一项移风易俗的思想教育工作。

来到了3队，我一头扎进青年之中，依靠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形成骨干力量。每天晚饭后，我即组织一帮年轻人在队部里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和《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并教大家唱革命歌曲，编排文艺节目。由于已经从事了一年多团的工作，我与队里的青年们早就熟了，还有几位已成了知心朋友，所以对他们，我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我向团员、青年们宣讲了做好秋粮田间管理的重要意义，并发动大家献计献策，提出保证粮食丰产丰收的措施。经过认真地讨论，大家摆出了一个已存在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即不少职工家里的猪，常年跑到生产队的地里啃庄稼，造成庄稼还未成熟，就被糟蹋了。

这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于是我向队里的各级干部，包括队长、党支书、贫协主席等提出来，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他们虽承认存在这种现象，但觉得这点损失，构不成减产，同时怕管得太严了会得罪人。见他们不以为然的样子，我反复地引用 “蝼蚁之穴可溃千里之堤”的典故，提醒他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在我的坚持下，队里终于正式颁布了禁止散养家猪的规定，同时还宣布了几条违规处罚办法。

规定颁布后的几天里，玉米和高粱地里仍然不绝猪的身影。我又找队干部们商议，他们只是摇摇头，叹口气，不置可否。怎么办？我不甘心，晚上便召集团干部商议，建议组织基干民兵巡逻，抓住吃队里庄稼的猪后，一律张榜公示并依照处罚规定，从严论处，格杀勿论。第二天，我让人写了个告示贴在队食堂门口，并利用开大会时进行宣讲。以后的几天，庄稼地里的猪还真少了，我暗自为自己的决策叫好。

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地里又传出了猪的哼哼声。眼看着令行不能禁止，为了维护公告的权威，我立即向团员、青年们重申了抓猪令。但命令好下，猪却难抓，一是有些妇女和小孩给猪望风，发现巡逻队来了，立即赶着猪走人；二是猪野跑惯了，个个身手灵活，抓起来挺费劲。但不管怎么难，我和青年积极分子们还是坚持与猪打起了游击战。

天公作美，工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巡逻队终于抓住了两头猪。这两头猪一大一小，小的是头猪娃，大的是头百拾来斤的“客郎”猪（正在催肥，长肉的猪）。经调查，小猪娃子是一户贫农家的，“客郎”猪是一户地主分子家的。怎么办？真格地都格杀勿论吗？全队职工这时都很关注我如何处置。

此时队干部们却不是忙得见不着面，便是大撒手，将处置权推给我。而一位当事人的儿媳妇又两次三番地跑到队部哭闹……第一次遭遇如此棘手的事件，让我这个参加工作刚刚一年的新人进退两难。我仔细地分析事件的经过，虽然惩罚比较严厉，但杀一儆百也是必需的，否则规定便成为一纸空文，而田间管理也会因此打开一个缺口。于是我召集团干部和民兵连、排干部们开会商议。起初大家的意见也不统一，但听我讲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解释后，一致同意“杀猪示众”。最后我又提出在处罚时要讲究一下“阶级路线”。 即：贫农家的小猪，经教育主人后放生；地主分子家的大猪，杀了让全队职工免费吃肉。对于这个我自以为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处理原则，大部分职工都默认了，但也有一些人表示不满。他们说我的思想和行为有些过激，也没有充分征求队干部的意见，第二天便跑到场部告状去了。

杀猪时，我和民兵连长站在食堂门口“监斩”，那位地主家的儿媳在现场旁撕心裂肺地哭，后来让一帮妇女给劝走了。望着地主儿媳远去的背影，我心中突然涌出了一丝歉意。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职工的生活都很清苦，每家只能养一头猪，这几乎就是一家人全年“活钱”的唯一来源。但是违规就必须付出代价，也只能是对不住她们了。

待煮肉的香味从食堂中飘散出来时，我却怎么也调不起食欲来。团支书刘志文在一旁见我有些发呆，可能猜出了我的心思，便小声对我说：“王干事，我屋里做了拉条子，一块儿去尝尝吧。”我默默地点了点头，跟着他回家了。

第三天上午，关殿元场长来到3队，听说他分别找了队干部和部分职工谈话，了解、核实了有关情况，然后利用午休时间召开全队大会。会议开始前，会场的气氛有些紧张，大家都不作声，静候关场长讲话。此时，我心里已做好了挨批评的准备。但出乎意料，会议一开始，他首先表示“杀猪”的决定是不得已的，也是应该的。随后又讲了许多职工应当自觉地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应当以场为家的道理。这下子会场气氛骚动起来，我也激动地差点掉下眼泪。散会后，关场长又和我单独地进行了长谈，除了表扬我办事认真，坚持原则的优点外，还指出了我工作方法简单、生硬，与队干部沟通不够，没有及时向分场领导汇报、请示的缺点和不足。最后鼓励我要多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一定要配合生产队把田间管理的工作做好。至此，一场杀猪风波算是平息了。当然，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谁家的猪再敢跑到生产队地里吃庄稼了。

过了不久，我奉调离开3队。当我背着行李，路过被杀了猪的那个地主分子房前时，看见那家的儿媳妇和孩子们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站在门口，目光呆滞地望着我。

此刻，我心中五味杂陈，便扭过脸不再瞅她们，加快了脚步径直向场部奔去……

事过多年，我一直反思自己当年坚持杀猪的行为是对还是错？但客观地、历史地去分析，又很难下评判。不过在我的心中总存在有一种歉意，毕竟猪被杀后，那家人的生活就会更加困难了，而这些却与我有关。           

                                        (待续）

       “红姑娘班”颇有大寨“铁姑娘班”的影子，无疑浸透了楼主的心血。

很浓很浓的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