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新疆知青的悲惨遭遇
    新的一年又来到了，在迎新辞旧的时刻，不由得又想起了昔日的新疆知青战友，其中有少数知青因为惨遭迫害被过早剥夺生命，他们的灵魂和躯体被永久地留在了天山南北的戈壁和大漠中。只有胡杨、红柳、罗布麻长年守护和陪伴着他们。还有一小部分因为各种复杂、特殊的历史原因还留守在新疆的和散落在他乡的兄弟姐妹们。过去他们曾经和我们在一起风雨同舟过，今天我们更不能将他们忘记。下面讲几个真实的新疆知青的悲惨遭遇。
    农二师33团有一个叫赵国民的18岁男知青，在进疆不到半年的1964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因吃不饱，饥饿难忍去团部食堂偷玉米馒头，被事先埋伏的警卫开枪打死。这个惨案以警卫调离岗位而不了了之。据说其父还是当时上海梅林食品厂的副厂长，虽然人赶到了师部，领导只告诉他事因，说：“你儿子因偷东西被人打死了。”这位父亲碍于面子没有出面追究。在库尔勒待了几天就回上海了。

 原农二师35团渠灌站年仅21岁的周亚鲁，在文革期间的1969年被冤假错案迫害致死，草草落葬。直到1978年平反，其母专程从上海去新疆为他收尸，推土机推了两天，连尸骨也没找到，也没有任何经济补偿和完整说法。一个老人只能满怀凄楚地只身返回上海。

 原农二师35团值班连女战士孙裕梅在1970年因违反了不准谈恋爱的纪律，在连队领导的强大压力下服毒自尽，因发现过晚、不幸身亡，没有棺材、没有仪式、没有亲属，只是在几位姐妹的泪眼中草草埋葬。年仅22岁的她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28岁的男知青徐鸿根，出生好、根子正。因为人老实，不善言语，在文革中被部分群众和领导利用，从普通职工到三结合领导小组副组长，不久又任命为排长，不到半年又以能力差为由，宣布免职并安排到远离连队的一个羊群放羊。在这种一落千丈的打击和孤寂、艰苦、烦恼中，他更加沉默寡言了。在1976年度连队庆功大会的聚餐中，不会喝酒的他借酒消愁，因高度酒精中毒，不幸身亡。
        20岁刚出头的潘培强是一个长得不太出众的小伙子，因有和老班长漂亮女儿谈对象迹象，有人向连队领导作了汇报，班排长派人用铃铛刺和砖块将其毒打了一顿，并以严词给与警告和威胁。当天午睡后，有人发现他自缢在连队一个班长家的小伙房里，舌头拖到下巴根，惨不忍睹。领导吩咐木工钉了一个窄小的薄皮棺材，硬塞进去后悄悄地埋掉了。
    王礼仁，1964年5月分配到35团原学生二队，还不满15岁的他，幼稚、调皮、好动。他有一副爱唱歌的好嗓子，算是一个开心果。但是，在当时这种艰苦复杂的环境中，他经常被人欺负。他十分孤独、又非常思念上海亲人。因病住院期间，在病房里结识了一对没有子女的老职工，对他倾注了一种父母的关爱。这一来，更勾起了他思念父母的强烈愿望，在一个严冬的黑夜，他竟徒步沿着公路往上海方向跑，又冷又饿昏倒在近32团的公路上，巧遇一位好心的司机，把他送到塔管处医院抢救。由于治疗及时，身体康复了，但是，他从此患了精神分裂症。这时领导通知他的家人，他父亲火速赶到团场把他接回了上海。折腾了一阵后，将他长期安排在精神病医院。事后几经打听他的消息，有人说曾经见到过、也有人说他已经死了。但至今他的音容笑貌还记忆犹新。

李爱玉，一个患有遗传性精神分裂症的16岁少女。也穿着军装被凑数加入了援疆知青的行列。来到35团学生二队不久，就单恋上了一个长的较帅的小伙子，一发不可收拾。随后一次比一次严重，虽然有时会送到卫生队住几天，但大多数时间被安排在营房西北的一排废弃的地窝子里。在她的隔壁就住着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唐疯子”。她经常赤身裸体、四处乱跑，无数次被连领导和业务干部带着衣物，把她从野外找回来。就这样她在新疆过了二十余年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后来被家人接到上海，在一家医院里结束了她不到四十岁的人生。

蒋同福，是一个弱智人。1964年5月，19岁的他俨然也像一名军人一样，被光荣批准加入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战斗行列。在新疆兵团农场的连队里，有他打毛渠埂子那慢动作身影，有他头裹白纱巾、手端煤油灯跳《白毛女》的可笑场面。由于他孑然一身，按“特照”调回了上海。老母亲死后，随他妹妹生活。由于他喜欢到处乱跑等原因，家人把他送进了一家养老院。

农三师48团6连1966年进疆的上海知青陈志华，在领导和职工眼中是一个较本分、能吃苦耐劳的人。因此选派他担任责任重大的武器库保管员，多年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就在知青回城风大起的1980年春节后的一段日子里，耳闻目睹了“双顶”等回上海知青的必备条件和事实。心想自己找的是外地配偶，并已有了一个5岁左右的女儿，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他经过了失落、迷茫、彷徨到绝望，酝酿出了一个离奇而残忍的“魔鬼计划”。1980年4月30日夜里，他将事先准备好的枪支、武器弹药全部装在一辆胶轮车上，然后到牛圈套牛、取东西等过程中，他在严重心理失衡的状态下，连续枪杀了八个不同身份的人。事发后，他赶着车猖狂出逃，找了一个制高点，卸下了所有的武器弹药准备决一死战。天亮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值班战士在团连领导的指挥下，将其死死包围住。经过多种方式的喊话、对话，都无济于事。最后一声令下，百枪齐发，将其击毙。收尸时，他已千疮百孔，连半个脸面也不知了去向。
        35团六连先后有两名女知青（拖拉机手）惨死在工作中，远在上海的父母痛失花季女儿，没有任何人给他们经济补偿和安抚。任彩珍1964年9月进疆，1968年六月中耕作业下班途中因疲劳过度，碾死在拖拉机大轮下，经抢救不治身亡。年仅20岁。 韩明珠1964年5月进疆，1971年一个寒夜的冬耕工作中下车解手时，不幸压死于重型拖拉机的链轨板下。
    35团有一个叫金根根的知青，自幼是脑损伤者，1964年9月进疆，1978年被安排在9连赶胶轮车运肥料。一天，他站在榬杆上过渠道，不慎翻车，摔得鼻青脸肿。远处几个女工见状，开玩笑说：“金根根是不是干小花牛了？”这事在几百号人的连队里传开了，有人向连团两级领导反映后，团保卫科派人将金抓了起来，起初金拒不承认，一顿毒打后，在一份《证词》前只得签字认账。后来由尉犁县人民法院以流氓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此后截止到1988年的十年时间里，金根根碾转在四十里城和喀什的劳役中，吃尽了苦头。1988年刑满释放，正值实行土地承包新政策，不予安排工作，只给45元一月的最低生活补助（现增加到200元一月）。现年70岁的一个老知青只身一人，没有养老金、没有医保、没有住所，。二十多年来，多次向连团有关领导提出口头申诉和最低生存要求，屡遭驱赶，各层领导无人问津。2008年金开始擅自住进了原35团医院住院部的开水房，用一辆好心人送给他的破三轮车给人家换液化气欑钱贴补生活。去年冬天他经不住零下20度室温（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折磨，饥寒交迫的他终于病倒了。一个有心人想着几天没见到金根根人了，摸到金的住处。走近一看，他已奄奄一息，一双小腿从膝盖以下全部发黑，全身麻木无法动弹。经抢救，人缓了过来，但两条腿再也无法正常走路了。用破三轮车勉强代步。寒冬又已来临，残疾缠身的金根根还能熬过这个冬天吗？

      崔白英，毕业于苏州蚕桑专科学校。1963年10月和35团蚕桑二队的一百多名上海知青同一列火车进疆，担任技术员。80年代初，由于国务院91号文件的严格规定，使大部分上海新疆知青不具备回城的条件。其中有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双知青和一部分找了外地配偶的单知青，不甘心长期留在新疆。为了子孙的前程和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不惜一切代价拉关系、通路子，到其他城市甚至配偶的老家县城或农村落户。除了极少部分能如愿外，绝大部分都适得其反，陷入了无穷的烦恼和痛苦之中。在这里仅举发生在35团的三个实例，以佐证。

     上海女知青贺胜华1964年5月去新疆，67年与河北转业军人陈秋福结为夫妻，生有两女一子。尤其丈夫援巴筑路回国后，被团里安排当了汽车驾驶员。这个美差，在塔里木深处的兵团农场算是除了当团长、政委外的最诱人的岗位了。

不久，领导又照顾贺胜华到新华书店当营业员。虽然儿子因小时候发烧打针损坏了脑子，其他什么也不愁，人缘也不错，日子十分美满。老陈开车把一家又一家的送上火车走了，突发奇想：咱回不了上海，应该想法回河北老家呀！接着就给弟弟写了信，回信说：“回北京郊区不行，我承德县有路子，但要化销，落户没问题，工作名额只能给一个。”于是回信、寄钱、等调令，一阵折腾后全家五口满怀欣喜地到了承德县。他被安排在县橡胶厂工作，还给了两间临时住房，孩子们也都上了学。贺胜华操持家务，老陈被安排推销打包带，前两三年中他硬头皮、走南闯北，克服了重重困难。靠有限的收入和原先的积蓄，给残疾儿子娶了媳妇；大女儿也成了家。刚想喘一口气，厂子又倒闭了。他又托弟弟在北京郊区借了两间路边房，想利用原有的技艺为往来的汽车做一些小修小补的服务。谁知，刚到几天就遇到了寒流，因缺乏经验，夫妻俩用蜂窝煤炉在小屋里取暖，双双一氧化碳中毒，直至第二天上午他儿子来上班，叫不应；再喊人破门而入，赶紧送医院抢救，老陈不治身亡，贺胜华大脑严重损伤、两腿不能走路、说话困难、记忆力损伤。事发后，脑子不健全的儿子又吓出了精神分裂症；媳妇带着孙子一去不复返。无奈之下，大女儿陈燕担当起供养、照顾妈妈和哥哥两个残疾人的生活起居。日子一久，不堪承受的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使生活在一起的婆婆有了怨言，一度夫妻还出现了危机。得知这个情况后，远在上海的都感到十分同情和惋惜。2009年6月，有十二个男女战友结伴去北京旅游，他们还专程打的赶到离承德市还有40公里的承德县探望他们这一家人。当看到上述残酷事实时，都流下了眼泪，哽噎着语不成话。旅游结束那天，他们又往返打的80公里，在县城的一家较好的饭店请贺胜华吃了一顿大餐。并把几家人凑起来的1000元钱交到她的手里。

       回到上海后的第二天他们中有的同志开始各级相关政府部门，讲诉实际问题、咨询有关政策、寻找贺胜华的亲属，并耐心地和他们一一沟通。（贺在上海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没有一个能接纳她和她的孩子到上海入户，只有二姐还有往来。）有的开始用电话联系在上海的熟悉贺、陈两位的老同事、老战友；通报上述情况，动员大家伸出援手，用爱心温暖贺胜华这一家人。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他们将募集到的5200元人民币、三大箱衣服、一辆轮椅邮寄和托运到他们家。经过知青战友们的共同努力，向上海市民政局为贺胜华争取到每月300元的生活补助；了却了大家的心愿。

        35团原蚕桑一队华世珍，1963年进疆。1966年与湖北知青杨富金结婚，生有两子一女。杨一直担任连队业务干部，1989年调到团机关当干事。面临1980年回城风，不具备回上海条件的这一家人，通过关系于1982年调回湖北老家。杨属调干，华无法安排，只得持家；虽然没有在新疆时日子过的那么顺畅，还算过得去。谁知十年前，杨被查出早期肺癌，经手术和药物治疗勉强生存至今。2004年华世珍突发脑溢血，撒手人寰。已成家立业的大女儿接受不了这种现实，抛下丈夫和年幼的孩子离家出走。几年来四处寻找，渺无音讯，生死未卜。小儿子杨华1994年按知青子女入户政策到上海投靠舅舅、姨妈，三家亲人都拒不接受。此时，老邻居魏爱强看不下去，挺身而出当了他的监护人。母亲华世珍的突然离去给这个从小较自闭的孩子以沉重的打击，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至今靠药物维持，经鉴定已丧失劳动能力。现在享受上海社保部门每月560元的残疾人最低生活补助。（其中必须开支的自费医药费每月也要200元左右）三年前，他空挂户口的魏家纳入动迁，杨富金因行动不便，让健全的大儿子带着杨华到上海。对政策和行情均不太了解的弟兄两，不知和动迁部门及房东怎么商议的（详情待调查、核实）分文未得，更不用提房子了。只是他的户口开始空挂在原派出所。现在七十二岁、每月拿1200元养老金、重症在身的老杨与杨华共居一处；大儿子因下岗，在黄陂的大街上摆修自行车摊，自立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这一条路的尽头到底是什么，谁能说得清楚。

        已故老战友姜祥华，1964年5月26日和我们一起到35团的。在新疆当了二十年班长，他个头瘦小，却很勤奋。他的爱人是一个有20年教龄的小学老师。生有一双可爱的女儿.。回城风刚起的1980年初，他们两家的父亲正好同时退休，可以办“双顶”。谁知老人如实填写了女方是教师，按当时的文件规定是不行的。于是，就让双方分别在黑龙江和江西插队的弟妹顶替了。不料，后来又可以顶了（只要办理退干）。但这时已没有了顶替位置，一贯老实本分夫妻两坚守工作岗位；连80年大篷车发户口也没有回上海。对此事双方父母兄妹十分愧疚，于是，姜的父亲几经周折到祖籍江苏宜兴通路子。终于在1987年将一家四口迁移到宜兴老家，但均未安排工作单位。期间姜在老战友的帮助下先后打过几年工；其爱人也间隙性的到当地农村学校代过课。1996年姜祥华突发疾病，不幸离世；终年49岁。期间大女儿在当地成家，小女儿按知青子女入户政策于1992年到了上海；不久在朋友的帮助下落实了工作。十年前已与一位上海青年工人成家。由于姜的爱人一直没有工作，加上她个性比较内向，没有走旁门邪道。错过了不少机会，至今没有养老金和医保；属于“零收入”。鉴于她的现状，知情的战友都比较着急和同情。希望她能把户口报进上海，可以享受“零收入”待遇。可是在入户问题上存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障碍。按现行政策，老龄知青入户必须投奔子女，她小女儿和女婿住房、户口均和他们的婆婆在一起；不要说女儿，连女婿的名字也不在产权证上。是户主的婆婆，无论谁怎么做工作，几年来横竖都是拒之千里。就这样今年已65岁、身体羸弱的朱老师。眼巴巴的看着政府给的好政策无法享受。只能靠女儿们或明或暗的接济，节俭度日。还时刻担忧身体，千万不能生病。

    我们陪着她走访了不少部门，都表示同情，都表示没有办法。有的战友建议求助《新老娘舅》节目组来协调。朱老师怕影响小女儿的婆媳关系和夫妻关系，也婉言谢绝了。每逢此时，她总是长叹一口气说：“我只好认命了。”

 由于新疆的生存环境差，又加上积年累月多重污染（大面积使用农药、高氟量的饮用水、未经加工的岩盐、个别地区的放射性微尘）；相当一部分常年工作在农业、机务、野外放牧等一线人员比其他二三线人员遭受的隐性侵害要多得多。为此，从八十年代初至今近30年的时段里从塔里木盆地出来的上海知青；因患各种疾病离世而去的有几千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癌症患者。其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孤儿寡母、重组家庭的实例不胜枚举。仅35团就有近百例。

       35团唐志兰、郭小妹夫妇] 1984年1月几经周折刚报进上海户口几天的郭小妹因脑溢血，突然死亡；时年36岁。不到一年半的1985年夏天，唐志兰因肺癌晚期病逝，享年37岁；抛下两个十岁左右的女儿。（在亲人和生前战友的多重关爱下，都能健康成长、为人其母了）

      姚学勇，1964年进疆；1980年他“特照”调回上海。他在新疆16年，绝大部分时间从事的是野外抓鹿、开拖拉机耕地等工作。回上海后成了家，生有一个女儿。2004年单位体检时偶尔查出患有肝癌病灶，及时做了手术。谁知时隔四年重新复发，于2009年病逝；享年61岁。不久，才五十几岁的妻子也患癌症随他而去；留下尚未成家的女儿

源源：你好！

  在凤凰网知青频道传递着新疆兵团上海知青张维敏的博客。对于我们插队的知青对新疆兵团的事情了解很少，在张维敏的博客中反映一些事情，令人十分纠结！

  请问源源，他们好像是在新疆退休的知青回到上海，对吗？他们在维权，但现在张维敏的维权出了问题，不知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是张维敏的博客地址：

http://xinjiangzhiding.blog.163.com/blog/#m=0

博文中我们得知他们这么小就远离他乡与新疆兵团战士的艰苦生活环境：

60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动员16周岁以下童工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刚满18周岁的青年人在1963—1966年组成十万大军.身穿黄军装，为国分忧。

只因一个号召.我们毅然远离父母，远离故乡，奔赴荒凉无际的戈壁沙漠新疆担负起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重任。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他们对我们实行的是高压政策和军阀管理,因这些领导人有的是原国民党的起义人员有很大一部份是管理犯人的。

当初.我们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发了霉的玉米馍，和粑籽馍，加一勺无油的咸菜汤这怎么满足得了我们重体力劳作后对食物的渴望，更无法承担我们发育着的身体急需的营养。     

有些男知青忍受不了饥饿就偷猪食吃，被抓后被人用皮带抽打了半死，还有的他们认为干活不买力的,他们惯使的惩罚手段是,只给吃半个包谷镆.本来一个包谷镆都吃不饱的知青,这样的惩罚在当时是够重的,有些人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被迫逃离新疆,由于没有通行证半路被人用枪杆子押回来，有的被逼得甚至走上绝路.上吊自尽。

 我们喝的是含氟量严重超标的盐碱水，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衣衫，干的是超负荷重体力劳动，披星戴月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无保障的10天休息制,农忙时半年没有休息天。我们拿的工资是，第一年3元，第二年5元，第三年8元（以下简称3.5.8），我们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活。沉重的担子严重摧残着我们的心灵和肉体。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急促的哨子声经常会在某个人们熟睡的夜晚突然响起，这意味着我们又要开始一次长途跋涉的“拉练”,

我们如果犯错误由军事法庭处理。当时有规定知青三年内不能谈恋爰，否则开会批斗。尽管如此，广大知青在艰苦中没有退缩，相反，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你追我赶的争当劳模,五好工人,劳动能手等光荣称号,为稳定新疆建设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我们这一代人对党的信任和忠诚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政府对我们这一代知青又怎样呢?。 

我们是一批十六周岁以下的新疆知青,09年收统计表格1841份中，16周岁以下童工: 计475人，其中13周岁2人,14周岁60人 ,15周岁413人，总去新疆知青中16周岁以下可能有千人左右,一进疆就对我们实行的和成年人一样的高压超负荷重体力劳动,摧残着我们的心灵和肉体,我们奉献了一生收获的却是一身疾病。

（博文中附有年龄统计表，一份03-09年知青死亡登记表）

张维敏博客的目录编辑不清楚，看起来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