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芳草湖

孙连奎

       芳草湖的确是个好地方，虽然叫“湖”，可并没有湖，而是地处天山北坡、准噶尔盆地南缘的一块960平方公里的大平川，像是一块闪光的绿宝石紧紧地镶嵌在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据说这里原本叫黄草湖，清朝乾隆年间多灾的甘肃镇藩县（现民勤县）的几十户人家移居这里耕作，因土质肥沃，来的人家越来越多，得名镇藩户，解放后改称正繁户。因水源匮乏，人民公社时期仅开垦了几块有限的耕地，大部分土地被一人多高的芦苇和大片的荒沙所侵占。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自治区党委决定在这里开办国营农场，调来了一批解甲归田的军人和一些农业技术人员在这里垦荒种田，迎来了这块亘古荒原的新生。后来，屯垦的面积越来越大，全国各地支边来此的人也越来越多，成为了仅次于东北北大荒垦区的全国第二大农场，当时的农场党委书记张国栋同志给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芳草湖”。从此芳草湖农场的名字享誉四海，就连祖国的地图上都有了她的位置，在人们心中留下了越来越深的印象。

      18岁那年，在沙枣花香气袭人的季节，我从遥远的海河之滨支边来到了这个组建仅3年的农场，在这里一干就是23年。农场像母亲一样用甘甜的乳汁养育了我，我用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回报了她。如今40多年过去了，尽管我已经离开了她，却依然天天想着她、梦着她。每当闭上眼睛她就在我身边萦绕……人老了爱怀旧，终于有一天，我和当年支边的战友一起又回到了久别的芳草湖。

      2004年10月1日清晨，一辆中巴式轿车离开乌鲁木齐通往奎屯的高速公路后，缓缓驶上了通往芳草湖农场的呼芳公路。这里原本是车轧人踩自然形成的黄土路，后来修筑成沙石路，再后来就变成了柏油路，每一次路的修筑都凝结着包括我们天津知青在内的筑路人的血汗。经过几代人多少次的修筑，这条路已经变成了一条一级路面的现代公路，路面折射出的阳光形成了一条耀眼的光带，像是从岁月时空逶迤飘来，跨过准噶尔盆地边缘的戈壁向西流去。

      18岁那年，我们一行70几个刚离开校门的天津学生分乘四、五辆解放牌大卡车前往芳草湖农场报到。无际的戈壁滩上被汽车轮子压出了十几条弯弯曲曲的车痕，有的车痕重合在一起，不知被压了多少遍，变成了两条同等间距的沟；更多的车痕则分散开去，像一条条懒洋洋的蟒蛇躺在各自的位置上。都说新疆不下雨，可老天爷却故意捉弄起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孩子们，偏偏在我们来的时候没完没了地下起了小雨。我们坐在各自的行李上，身上淋湿了，行李也淋湿了。大卡车象一条牛，在泥泞的戈壁上缓慢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路；大卡车又像一条船，在到处充满泥浆的“黄河”里上下颠簸。老天爷阴沉着脸，没有一丝笑意，不时伴随着雨水送来瑟瑟冷风，把我们吹得浑身发抖，连牙齿都打起了架。有人开始哭了，雨水、泪水混杂在一起。老天爷却仿佛笑了：你们不是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吗？这才刚刚开始呢……

      “看，总场到啦。”不知是谁打断了我的回忆。很快，公路两旁的红柳和梭梭变成了成片成片的白色棉海，路边林带里高高的白杨树不时向我们挥手，像是欢迎我们这些当年的“天津娃”回归故里。穿过林荫大道和如林的楼群，轿车在一幢巍峨的办公大楼门前停了下来，这就是芳草湖农场管理机关所在地，这里就是我曾经工作了23个年头的地方。办公楼门前是一个美丽的文化广场，尽管围拢在广场周围的钻天杨树已经换上了秋装，可一块块几何图状的草地仍然是绿莹莹的，安放在上面的几个汉白玉梅花鹿雕塑活灵活现地在那里嬉戏，几条弯弯曲曲的鹅卵石小路从不同的方向通往广场中央的音乐喷泉。几位老人坐在弧形凉亭里边哄着小孙子玩耍，嘴里哼唱着他们喜爱的“眉户”小调……变啦，真的变啦！

      18岁那年，这里原本是一片一人多高的芦苇地，听老人们说，再以前这里就是一片洼地，水很多，后来水干了，可芦苇却坚强地活了下来。我们刚来的时候，就在现在办公大楼的地方已经盖起了一栋“T”字形坡顶平房，房屋坐北朝南，东西向横跨约有七八十米长，一拉溜的都是办公室。坐落在办公室中部后面南北向是一个可以容纳400多人的小礼堂，开大会、文艺汇演、放电影都在这里。平房的墙砖是红的，屋顶是铁皮做的，上面刷有绿色的油漆，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北京城故宫房顶上的琉璃瓦一样闪闪发光，可好看啦，这就是当时农场的指挥机关——总场场部。我被分配在总场保卫科工作。场部西侧第一间办公室是武装部，第二个门就是我们保卫科。保卫科6个干部中的3个人是天津知青，这是里外两间办公室，我在外面办公，里间既是办公室又是会议室兼宿舍，不足15平米的办公室放着三张办公桌和两个大券柜，仅靠窗户放着我的一张单人木床，迎门对面的火墙边还有一个砖砌的火炉，把个不大的房间挤得满满当当。开起会来，椅子上、桌子上、床上坐满了来自各分场的保卫干部。这些人总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手卷的莫合烟，满屋弥漫的烟雾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在我的床铺下面放着几箱崭新的手榴弹，床铺旁边的立柜里有十几只战争年代留下来的“中正”式、三八大盖步枪，还有美国卡宾冲锋枪、苏式圆形弹夹冲锋枪、大小德国驳克手枪、日本王八盒子、布朗宁左轮手枪等等，各式长短武器和几箱各式子弹把这个木制的立柜塞得满满的。每到晚上我还要把科长发给我的那把三号驳克手枪压上子弹放在枕头底下，以防万一。到了冬天，不管天有多冷我都要小心地把炉火撤掉，生怕这个“弹药库”把我炸上天。我就是在这间拥挤的办公室里伴随着这些武器弹药生活了整整8年。

      办公室对面是一片比人还要高的芦苇地，我每天都要在芦苇地里的羊肠小路上穿行六七次，因为羊肠小路的尽头就是机关食堂。这是一栋不大的一明两暗干打垒土屋，土屋面朝东，北面一间是女宿舍，住着两位同路支边的天津大姐。南面那间是食堂的操作间，操作间和堂屋的隔墙上有一个2尺见方的窗口，来就餐的人们很规矩地排着队从这里把饭盆递进去，然后把盛有八成满饭菜的盆接过来。那时候人们肚里的油水少饭量大，每个人的饭盆都像个小洗脸盆一样大小。每月到不了月底我的饭票就吃完了，只能另辟途径解决吃饭问题。那年月夏天吃菠菜、韭菜，冬天除了洋芋就是萝卜，连白菜都很少吃，就是手艺再高的大师傅也做不出什么新花样来。每逢食堂宰猪改善伙食的时候，小食堂就会像过节一样热闹起来，机关里不论是在食堂吃的单身汉还是自己起伙的家庭主妇，都会拿着大大小小的搪瓷盆排起长长的队伍，从食堂的小窗口一直排向被人们踩平了的羊肠小路。做饭的是一位山东老师傅，人们亲切地叫他高师傅，清瘦的脸上雕刻着岁月留给他的痕迹，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散射着慈祥和蔼的目光。时代的波折和阅历的坎坷造就了他少言寡语和处事谨慎的性格，他对我们天津学生很好，每次打饭总要多给一点，高师傅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

      一阵热烈的掌声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总场办公大楼的会议室里正在召开欢迎天津老知青回访的欢迎会，年轻的场长向我们介绍了农场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我们向农场工会和团委赠送了我们这些老芳草湖人用泪水写就的情感诗篇《那魂牵梦萦的地方》，这本书是我们老知青的心声，是送给第二故乡的珍贵礼物。

      第二天，场长陪我们参观了总场直属的几个工业单位后，用一辆中巴轿车拉着我们驶向令他们为之骄傲的棉花地。在两辆小轿车的带领下，我们穿行在乌黑的柏油公路上，路两旁林带里的钻天杨树呼啸而过。

      18岁那年，这条路还是用土铺设的，路基两旁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只有一丛丛的红柳、芨芨草和寥寥无几的梭梭在泛出白絮的盐碱硬土层上顽强地生长着。不久，土路铺上了鹅卵石子，为了保护路基、美化公路，转年初春，农场领导动员干部职工在公路两旁修林带。在大兵团作战的年月里，干部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作风体现得最明显，场领导给我们机关干部分配的那段林带的土层最硬，树坑最难挖。虽说已经进入了春季，可厚厚的冻土层仍然没有解冻，我们用足气力使劲将铁锨剁下去，土层只裂开一道细缝，手却被震得生疼。每个树坑要求30公分见方、40公分深，坑壁要修得光光的，如果挖得不合格就要返工。场里的几位领导除了要完成自已的定额，还要抽出时间去各个工地检查工程进度和质量，别人都收工了，他们还要再挖上几个树坑才肯罢休，他们干得最多、最好、质量最合格，这就是当时的领导干部。

      轿车在田边嘎然停了下来，我们走下车看去，白花花的棉田一眼望不到边，一辆棉花收割机在地里缓缓行走，跟在收割机后面的几位职工不停地摘捡着收割机收不净的棉花。我问场长说：“水是农场最悠久的历史问题，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场长领我到地边，扒开浮土，指着露出来的塑料管子说：“现在采用的是滴水浇灌，完全由电脑控制，定时浇灌，既保证棉花用水，防止了水资源的浪费，又解决了用水不足的问题，还节约了劳力。”我不由得从心底发出无限感慨，看来只有科学种田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定胜天。

      芳草湖人从种高粱、玉米、小麦、啤酒花、甜菜，到种棉花，一直在和大自然抗争，他们为了生存、为了富裕，一直在因地置宜地调整着农作物的结构，终于实现了今天的飞跃。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为生产建设兵团、为新疆、为共和国，默默无闻地做着贡献！这就是母亲，是无私无畏的母亲，胸襟博大的母亲。我是母亲的甘甜乳汁哺育成长起来的，没有母亲的昨天，哪有儿女的今天！

      捧起一把田边的深褐色泥土，吸吮着熟悉的芳香，我的泪水融化在泥土中。久别的芳草湖，度过了我青春岁月的芳草湖，母亲一样的芳草湖，你是儿女们心中最绵长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