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疆  随  笔

作者；丁德芳

   有位诗人曾写到：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南疆，不知新疆之广。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要想了解新疆民风民俗，那就要深入到南疆才能体会得细致入微。我有幸在南疆阿克苏工作了30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时时和维吾尔族兄弟接触。 时值进疆40周年之际，写一些随笔，聊以回亿逝去的青春并将逸闻趣事讲来，博大家一笑；同时把我觉得有意义的东西讲一讲，以供没到过南疆的朋友有个大概的印象。既是随笔，则无甚规矩。想到那里写到那里，想起甚么写甚么。

 离   别

     在农训班学习了不到两年，于1965年10月初分配了。我记得这是大家积极努力争取来的。本来是在10月以前分配的，我们要求在庆祝了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大庆后再走，学校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十一刚过，大家就匆匆奔赴工作岗位了。送走一批同学，心里就多一份伤感。终于轮到我们了。我们一共五人：王炳育、曹文力、白坚茹、张海珍和我，分配到阿克苏红旗坡农场。10月21日早晨，我们到了碾子沟汽车站。送行的只有分配到巴楚土木秀克的宋慈义、张爱君、董淑珍等寥寥数人了。在寒风瑟瑟中，一遍又一遍的握手，一遍又一遍的互道珍重。汽车徐徐开动了，白坚茹不尽失声痛哭；我也流下了眼泪。汽车在峡谷中盘旋，翻越过天山既可称为南疆了。其实南北疆真正的分界，似乎以快到库尔勒市的塔什店西边的一条河为界 。从乌鲁木齐到阿克苏距离1000公里。我们走了6天。每天早晨三四点就出发，到下午一两点就不走了，一天只走一百多公里。公路路况很不好，又窄又弯曲，全是用石头铺的，高低不平。汽车走起来不但很颠簸，而且卷起很大的尘土。和北疆的柏油路相比，给人很不好的第一印象。

      10月26日上午，到了阿克苏。这是一个南疆小城镇，石头路算是高级的了，大部都是土路。大部分建筑都是土坯盖的平房，还有一些是歪斜欲倒的笆子墙房子。最高级的建筑是大十字路口的农一师司令部和人民饭店两座三层的楼房了。红旗坡农场在阿克苏有个饭店。李进学师傅接待了我们。还摆了一桌，六个菜，招待了我们。对于我们来说，这是进疆两年以来最丰盛的一顿饭了。下午，正好农场新任场长由乌什县搬家经由阿克苏，到农场去。场长老婆坐驾驶室里，我们几个坐在堆得高高的家具上，摇摇摆摆直奔红旗坡农场去也。阿克苏到红旗坡农场，走国道十二公里；走小路六公里。当汽车由国道拐入农场的场路时，一阵寒意袭上心：一条小路，三尺厚的土。 路两旁疏疏落落立着几棵钻天杨、远处星星点点几座小屋。这种景象，对于我们游遍五一、三坪、军户、八一等农场， 见过大阵仗的农训班的人来说，未免太寒酸了

      到了红旗坡农场，我们几个似乎不太受欢迎。管人事的对我们说：我们没向农训班要人啊。既然来了，就留下吧。一些老职工和无锡、镇江的知青也不服气：天津来的不经过劳动直接就当了干部，凭什么呀。王炳育、张海珍分到财务科；曹文力和我分到供销科；白坚茹分到副业队。不受欢迎的人处境是不会太好的。不久，王炳育下放到基建队，张海珍下放到机耕队，曹文力下放到只有三个人的小食堂，我下放到仓库，白坚茹仍在副业队。文革开始后，白坚茹第一个受到冲击，以贪污的罪名被监督劳动，整得好惨。一个漆黑的夜晚，她悄然离开了农场，不知去向。据说她跑到甘肃农村嫁人了。我也因为不受党委书记和场长的待敬而被甩包袱推给了温宿县人民银行，曹文力不久就调到了天津大港，王炳育也于1976年调到山东福山。只有张海珍坚守红旗坡农场的阵地，1982年我回农场去看了看，感觉十分不好，就把她调到温宿县贸易公司财务科。我们五人彻底离别了红旗坡农场。1994年我调回天津。我们五个人各奔东西彻底离别了。

第  一  印  象

      南疆和北疆的差异是很大的。首先是气候。10月的北疆，树叶已经落光，寒风凛冽，很可能已经下过雪了。而南疆仍然秋意浓浓，绿意葱葱。在乌鲁木齐上路时，我们穿着棉衣服。一路行到南疆，棉衣脱了，绒衣也脱了。其次是干燥。北疆雨雪常年不断，而南疆呢终年难得见一场雨或雪。当我回天津探亲时，碰到下雨，别人往屋里跑，我往屋外奔，去感受久违了的大雨淋头的感觉。至今仍是家人的笑谈。经过多年的植树造林，特别是阿克苏柯柯牙工程的实施，人工改变了小气候，阿克苏的雨雪逐年多了起来。

      再有是质朴或者叫落后。初过库尔勒，看到路边卖水果的，都是摆成一堆一堆的。葡萄大堆两毛钱，小堆一毛钱，西瓜也是论个卖。呆得时间长了才知道，南疆卖任何东西，都是论个论堆论捆，从不用称称的。到果园去吃水果，更新鲜，论脚卖。一毛钱一脚。交上一毛钱，你可以挑选任何一棵杏树踹上一脚。不管落下多少杏子，就是这一毛钱的。后来先进一些了，数杏核。比如一毛钱20个杏子。你先吃。吃完了以后数数有多少杏核，然后算钱。有的人就一边吃杏子一边到处扔杏核，肚子都吃饱了，身边也没有几个杏核

      再有就是淳朴。我有一个馕，哪怕身边有20个人，掰碎了，一人一块，人人有份。决不会一个人躲到一边吃独食。我卷上一棵莫合烟，点着后抽上几口，就交给下一个人，他抽几口再交给下一个。最后传回我手里，还能抽上两口。

刻  骨  铭  心

          当时，红旗坡农场吃的粮食都是用原粮去农一师面粉厂加工。有一天科长对我说；你去拉上两马车包谷换包谷面去。说完转身走了。我是第一次做这件事，又是刚工作不久，不知道应该把注意事项主动向科长问清楚。 我没问就去了。等我辛苦了一天，拉着两马车包谷面回来后，科长一看加工单就火了，指着我的鼻子大声训斥道： 为什么扣这么多的杂质和水分？我只有干瞪眼。 因为我不但不知道为什么扣这么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要扣杂质和水分。 没人告诉我。 事情闹得党委书记场长都知道了。 我莫名其妙地犯了一个错误，而科长则立了一功 。我当然不服气。 但委屈冤枉还得自己受。 古人云：“子不教 父之过”。 那么，由于科长没有告诉下属应该怎么去办一件事而出现错误时，主要责任在谁呢？ 我认为责任在科长；而科长肯定认为在我， 要不然他也就不会向上级反映了。 揽功诿过 ，这类人有的是。

      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太深刻了，刻骨铭心。以后我每办一件事前，都要把该问的事问清楚。 当我走上领导岗位之后，每当我指派下属去办不太熟悉的事情时，总是不厌其烦地将注意事项交代清楚。我不愿事情办错，更不愿意是因为我没交代清楚而使事情办错。凡是中层向我反映其下属如何如何时，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了吗？如果没告诉，那你回去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如果类似的事情告诉了他几遍 ，他办起来还是出错 ，处罚就要加重了”。 我不愿下属受委屈， 更不愿工作受损失。 分水岭就在于事先我告诉你了没有，应该怎么去做；而你又是怎么做的。 如果是按我说的去做的、 或是因为我没讲清楚而出错，我负全责。

语  言  谐   趣

       在南疆工作，不掌握维吾尔民族语言会很不方便。不但思想交流困难，有时还会闹出笑话甚至发生误会。那是在我刚有一点小权力的时候，一个民族职工有病要请假休息。我那时刚刚学习了一点点维语，特想卖弄，就说：部鲁多。斯孜，它玛夏，部鲁多。 我的意思想说，你可以休息。谁知那个职工急了，结结巴巴半个维语半个汉语地说，我病了，我不它玛夏。我说，你病了，所以才让你它玛夏呀。两个人脸红脖子粗地争了半天，谁也说不清楚。翻译过来问清了，哈哈一笑，对我说，休息是呆买力西。“它玛夏”虽然有一点休闲的意思，但是主要是玩耍的意思。“巴扎它玛夏”是浪巴扎的意思。 同时也有一边玩去的意思。 所以他跟你急。我听了直道歉。

      还有一回，我在巴扎看到一个汉族人和一个维族人吵架。我走过去一问，那个汉族对我说：我问他柴火怎么卖，他就骂人。我问：你怎么说的？“ 胡桐，康大克，洒提都？”我一听哈哈大笑，说“哎，柴火叫乌桐，胡桐是老婆。你问他老婆卖不卖，他没和你打架已经很不错了”。那个汉族人赶紧道歉 。花一块五毛钱买了一毛驴柴火走了。

      为了学习维吾尔语，我也编过不少顺口溜，至今记得一些： “ 头上戴的是吐玛克（帽子），腰上系的是布鲁瓦克（布腰带），里边裹的馕是昆那克（包谷），手里提着卡巴克（葫芦），里面装着阿拉克（酒），脚上穿的是玉退克（靴子），靴子里插着皮加克（匕首），骑的毛驴叫玉些克，来到地里艾木盖克（劳动）”。经过努力，基本上掌握了日常的而不是专业的维吾尔族语言。 工作起来就方便多了。

      维吾尔语里的政治、科学、技术词汇，大部分是从俄语、英语及汉语借用的。 比如拖拉机、机器、铁路等，和俄语十分相近。稍有不同的地方，是重音不重读造成的。 至于一些词汇到底是谁借用谁的， 我也搞不清楚 。比如：“ 巴扎”。 维语是集市的意思。并且一般人都认为是维语独特的词汇。 但是俄语里，“ 集市 ”也是发“ 巴扎 ”的音， 而英语里 “巴扎”， 特指东方国家的市场 、集市。 到底是谁借用谁 ，只能靠学者专家去考证了。 语言这个东西 ，不用则废。 回天津十余年没说维语 ，好多词汇都开始忘了。

“老    支    青 ”

      这里的老是真正老，老到清末民初。，主角同样是天津人。当年他们到新疆，身份虽不是“知识青年”，但总是青年时代到新疆去的，也算是支援新疆建设去的。所以谓之“支青”。

      言归正传。刚到乌鲁木齐，在人民电影院附近的街上，有许多小饭馆，主人操杨柳青口音。他乡听得故乡音，自是十分亲切。一问果然是杨柳青人。交浅自然不会言深，只是知道新疆有许多杨柳青人这件事情。直到认识了我的爱人王桂萍，我才了解了在新疆的杨柳青人的来龙去脉。因为她就是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的杨柳青人的后代。

      我的岳父是清末光绪年间去的新疆。当时是去投奔他舅舅去的。他舅舅呢则是随着左宗堂换防的军队去的新疆，有一个专用词叫“赶大营”。也就是挑着担子，装些日用百货随着清军部队走，部队宿营，他们就在当地做些生意，赚些盘缠，第二天再接着走。要走一年多才能到新疆。写到这里，想起一个笑话：刚到单位第一天的晚上，一个人走进我们的宿舍“你们是天津的？我也是。我是杨柳青的。想当年我爷爷挑着担子，一头挑着我爸爸，一头挑着我，走到新疆的。我叫韩金魁。”老乡见老乡，自然谈得热火。但是，当他走了以后，我们才发现问题：一头挑着他爸爸一头挑着他，不可能啊？爷爷劲儿再大也挑不动已经当了爸爸的儿子吧？换句话说，爸爸和儿子总不会坐在一副担子里让爷爷挑着吧。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再问韩金魁，他才说实话：“那时还没有我，我是瞎说。”

      在新疆的杨柳青人大部分都在北疆，其影响力是很大的。我爱人在自治区党校翻译班学习时，许多维吾尔族同学都操着一口标准的杨柳青口音，连杨柳青土话都会说。一问，：“我们那里说汉话都是这个调”。一次我到乌鲁木齐出差在宾馆里，同一房间里一个人操着浓郁的杨柳青口音和我交谈。我问他：“您是杨柳青人？”他说：“我是甘肃人。”“听口音是杨柳青的？”“打小我就和杨柳青的孩子一起玩，我们那杨柳青人有的是。当地人说话都是这个味”。我完全相信。因为农一师的团场里，河南人占优势的，上海知青都说河南话，而上海人占优势的，连河南娃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阿克苏的杨柳青人，人数不多，但影响力也不小。比较大的家族有徐、王、萧、李四大姓。我岳母就是徐家的女儿。酱货、糕点、百货、金货等行业都被他们垄断了。那时，阿克苏主要商业区几乎全被杨柳青人占满了。解放以后公私合营，老一辈的人养老赋闲，下几辈的人都参加了革命。我爱人家，从我岳父上一代算起，在新疆已是第六代了。从饮食习惯到说话称谓，都保持着天津的传统，当然也融进了浓浓的新疆特色。我岳父家一直保持着三十口左右的人口，加上姑表亲，二百多口人，如果连姻亲再加上，没一团人也差不到那去。有个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满满一饭厅，不分老幼，不论辈分，推杯换盏，吆五喝六好不热闹，其乐融融。

      我岳父人很精明，很奋进，很本分。做金货生意，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自学的。当地人很尊敬、很爱戴他，尊称他“王爷”。不是皇上的亲戚，是姓王的爷爷的意思。民国二十二年，起大头棒时，乡下的维吾尔朋友半夜赶着马车把我岳父一家人接到农村，换上民族服装，藏在地窖里才躲过一劫。而其他人则没这么幸运。我爱人的一个舅舅在由阿克苏骑马去库车的路上碰上了劫匪，从此就再也没有音信。还有一个人，外号“李刀伤”。跑反时，几个人骑马在后面追，他骑马在前面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听着马蹄声近，一回头，“刷”地一刀砍在脸上，应声落马，再也不动。追者下马，搜完钱物呼啸而去，这才敢爬起来。检得一条命回来，落了个“刀伤”的外号。“任何一个朝代，有坏人也有好人，”这是我岳父总爱说的话“关键是看你自己怎么做人。得意时不要太张狂，要夹着尾巴做人，要善待别人。这样你落难时才会有人舍命搭救”。

      老人家常常流着泪回忆着老家杨柳青，盼望能够回家乡看一眼，看一看家乡的天，家乡的地，家乡的水，家乡的人。遗憾的是终其一生，没能实现。不过，后代子孙们，只要有机会到口里去，不管多远，都要绕到天津，到杨柳青去看一看，尽管已经没有什么亲戚了，但杨柳青毕竟是老家，是“根”。

（未完；待续）
 

     丁德芳和我是新疆农垦学校的同班同学，前几年曾见过面，看了你写的这篇文章，如见其人，不知你近来如何？祝你全家一切都好！

    读了丁德芳的文章，使我回想起在新疆农垦厅培训学校的岁月，那时候我和丁德芳是同一个班的同学，住在一个宿舍，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大家都是初到新疆，互助友爱，团结得像亲兄弟一样。那时丁德芳给我的印象是朴实热情而不乏幽默的青年，好像那时就总爱写些什么。

    读了此文，又让我想起了《那魂牵梦萦的地方》一书中所收丁德芳君的同名文章，那是我对那本书中印象最深的文章之一。朴实真切，读后还放不下，总好像有一根无形的线把你的思绪又牵回到文章中去。期盼见到丁德芳君续写的文章。

    顺祝德芳君身体安康，全家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