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克苏的杨柳青的赶大营人

古人写诗有云：“语不惊人死不休”，丁德芳的娶妻观是：“貌不超人终不娶”。所以蹉跎十年。终于在1974年遇见了我的爱人王桂萍。用新疆人不太礼貌的话说她是新疆“白侃儿”（其实这是蔑视当地原住汉民的称呼。平时说这个人说话不算数，信誉低，就说：他说的话，‘白侃儿’。既然与“说”有关，我就用与说有关的“侃”字写这个词）。其实按籍贯说，她是真正的天津人，杨柳青的，赶大营人的后代。现将她对在阿克苏生活了几代的杨柳青人的回忆在此发表。当然和我有关：一是我是他老公，二是她说我执笔的，三是供大家了解那时的风土人情。

至于我的老婆的貌是不是超人，以后发几张照片，以证明我言不虚。

我的父亲王子滨

父亲讳子滨，字起渭。取意姜子牙垂钓渭水河遇文王而腾达，同时也寓意是世居子牙河畔的杨柳青人。父亲是独子，世居杨柳青镇。两岁时就没了父亲，那时是光绪二十二年（1898年），满清朝庭正处于“庚子事变”前夜，风雨飘摇，百业俱废，民不聊生。孤儿寡母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父亲的母亲（我奶奶）就靠在子牙河上划船运货养活自己的妈妈和儿子。天不佑人，父亲六岁（1902年）时母亲又因劳累过度而撒手人寰，孤苦无助的父亲只有和姥姥艰难度日。1915年，父亲19岁，姥姥也去世了。镇上的乡亲看到父亲孤苦无依实在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对父亲说：孩子，听说你的亲舅舅在新疆伊犁。你要愿意去，我们帮你找个伴，搭伴去伊犁找你舅舅去吧。虽说故土难离，但走投无路的父亲思前想后，似乎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于是牙一咬、脚一跺，告别了家乡，踏上了漫漫的西去赶大营的无归之路。历尽千辛万苦，一年之后父亲到了伊犁，去商会一打听，舅舅已经不在伊犁，去了南疆阿克苏了。父亲茫然了。好在伊犁的商会对来到伊犁投亲无着的乡亲都会积极扶持，父亲得以在杨柳青人家开的商铺里学徒。依照规矩，学徒是只管吃住而没有薪水的。但当东家得知父亲要去南疆找舅舅时，便破例给父亲支了薪水，父亲才能够到阿克苏找到舅舅。要知道，从伊犁到阿克苏有三、四千里的路途哇。

阿克苏古称“姑墨国”，在现在的温宿境内。阿克苏是清朝时新疆设省后才设的“道”。俗称“汉城”或“新城”，而温宿则俗称“回城”（国民党时期将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统称为‘回回教’，直到临解放前几年，才由当时的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先生主持确定：汉族定名为‘黑达依族’；回族定名为‘东干族’；而维吾尔族才正式有了自己的正确名称‘维吾尔族’）或“老城”。温宿在阿克苏的北面，距阿克苏十余公里。温宿，维吾尔语。直译为“十个水”，意译应为“泉城”。因为温宿的城乡遍地俱是泉水潺潺，城中的一口“老龙泉”的泉水，不知流淌了几百千年，滋养着全城的人们。我姥爷、姥姥去世后，几经磨难，父亲便从阿克苏迁到温宿，我也是在温宿成长起来，并且从温宿随爱人调回天津的。父母也是长眠在温宿的土地上。那里寄托着我太多的乡情和思恋。阿克苏，维吾尔语。直译为“白水”，意译应为“清水”。温宿的再北面，就是巍峨的天山山脉。天山的冰雪夏季溶化后，沿着山坡潺潺流下，汇成小溪，汇成大河奔流向南，灌溉着千万亩良田，最后注入塔里木河。由于新疆的河床多为鹅卵石为底，所以，河水清澈见底，鹅卵石历历可数。故可谓“白水”更可谓“清水”，而且“清水”之谓，更贴切一些。（所谓“戈壁”，是指由大小鹅卵石、粗沙砾混合而成的荒原；沙漠则全是金黄的细沙粒儿。河水常年的运动，卷走了较小的沙石，只剩下冲不动的大鹅卵石了。细沙的河床，由于沙子有过滤的功能，即使大水能使沉沙泛起，只要水势稍缓，河水立刻变清。）顾名思义，“汉城”中的居民大都为汉族人而“回城”中的居民大都为维吾尔族人。杨柳青人绝大多数人都在阿克苏生活。我父亲的舅舅，也就是我的舅爷爷也在阿克苏经商。父亲到了阿克苏，见到了舅舅，互相倾诉了离别之情和家庭状况后，舅舅就把父亲介绍到一家杨柳青人开的金店中供职。

东家姓徐，挺和善、挺本分的一个人。东家夫妻俩只有一个女儿，漂亮、贤惠、文静。后来，东家变成了我父亲的岳父，东家的女儿成了我的母亲。我见过父亲十几岁时的相片：留着一条大辫子，戴着帽翅，浓眉大眼，笔挺的鼻子，特英俊、特帅气。母亲长的也不俗，是俗称“美人胚子”的那种女人，到去世，快八十的人了，背不驼腰不塌，没有一根白头发。夫妻俩相濡以沫，恩恩爱爱度过一生，生了我们兄妹五人，父母于1974年双双谢世，相隔仅仅半年。

父亲很勤劳、很勤奋、也很聪明。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不能读书，基本上是目不识丁。到我长大成人，父亲已经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毛笔字了。从父亲的讲述中我得知，这全是父亲刻苦自学的结果。父亲每天在铺子里时向帐房先生问几个字，店铺上板儿后就在地上铺上沙子苦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积月累，父亲写信居然也能“之乎者也”了。解放以后公私合营时，父亲的店铺合并到食品公司，父亲凭着才识，当上了会计。

父亲待人很友善、很大度。直到现在，无论尚在的老年人还是和我般般大的人，不分民族，说起我父亲，都是一句话：王爷，没说的，大好人。父亲鉴于自己幼年的不幸，特别惜苦怜贫。无论贫富贵贱一视同仁。遇有一时不便又需要什么货物，什么钱不钱的，先拿走再说。今年还不了，明年；明年还不了，后年；实在还不起了，不要了。就这样，
父亲结了不少善缘。父亲在维吾尔人中有很高的威信，无论是商务上还是家务中有了纠纷，他们最常说的就是：请王爷评理。父亲居中说合，双方俱都心悦诚服。父亲的诚心待人，乐善好施，使自己以后也受益匪浅：民国二十几年时，新疆大乱，也波及到阿克苏。叛军包围了阿克苏。守城的仅有一营的军队，苦苦支撑。城内人心惶惶，城外更是乱成一锅粥。叛军见了汉人就杀，见店铺就抢。父亲这时正在“回城”（温宿）做生意，恐惧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但不身历其境的人也是很难想象的。正当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一天半夜，忽然有人砸门，父亲战战兢兢地出去查看，原来是乡下的一个朋友，曾得到过父亲帮助。他是来接父亲到他家去避难的。父亲他们匆匆换上朋友拿来的民族服装，坐上驴车，到了乡下。朋友把父亲他们藏在地窖里，只有晚上才能出来活动活动。一直躲藏到事态平稳。

后来父亲对我讲述这些事情时，常用的一个词就是“起大头棒”。所谓“大头棒”就是在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木棒的粗的一头上钉满铁钉，用来当做武器。几棒子下去，就把人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有一个叫“李刀伤”的杨柳青人，脸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疤。小时候我一见他就害怕。他就是在起大头棒时侥幸拣回一条命的。叛乱起时，阿克苏关了城门，他没来得及进城，便寻思去库车县躲一躲。一是库车当时祸乱未起，二是阿克苏到库车虽说有四、五百里路，但一路全是荒漠戈壁，绝少人迹，反而比“回城”（温宿）安全。人算不如天算，谁知还没走出几十里地，迎头碰上叛军。他拨转马头催马就跑，叛军骑马就追。听着蹄声渐近，他一回头，叛军的马刀正好劈下，他应声落马。急中生智，他假装死了过去。叛军把他的财物搜索干净后懒得再费气力补上几刀便呼啸而去。否则，按着叛军“杀回灭汉”的惯例，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事后，他就落下了“李刀伤”的绰号。父亲每当说起这些经历，总要教育我们说：为人要厚道，不要太奸猾。老天爷长着眼呐，善有善报。

父亲在我的姥爷的金铺当了店员，按照规矩，东家管吃管住，平时零花钱可以预支，年底发薪。当父亲第一次拿到薪水时，舅舅对父亲说：你平时也用不着钱，不如我给你攒着，到时给你娶房媳妇。亲娘舅说了，而且冠冕堂皇的，父亲就把钱交给了舅舅，而且一交就是六年。等到父亲和母亲要成亲时，舅舅却把头一摇，不认帐了。我姥爷确实看上我父亲了，所以，情愿倒贴钱，将母亲嫁给了父亲。姥爷、姥姥去世后，金店由父亲继续打理，生意也还可以。平稳过了几年舒心日子，不想祸从天降。有一天忽然店里来了几个人，对父亲说是来盘铺子的，边说边拿出一张契约。父亲接过来一看，原来舅舅倒了买卖，无力还债，便把父亲的金店顶给了债主。那时节，父母不在了，亲娘舅就是天了。父亲无力、也无心与亲娘舅纠缠，眼睁睁看着债主将满店的金银宝石收罗而去。为了避免同住一城，让舅舅为难，父亲举家搬到了温宿，一直到去世。母亲去世前给了我一包东西，有珊瑚、翡翠、玛瑙、红宝石等等。算是父亲一辈子的事业的佐证吧。

搬到温宿以后，父亲无力再办大买卖，就开了个杂货铺维持生计。两间不太大的门脸儿，生活日用品应有尽有。我记得很清楚，一溜三间房，左边的门脸儿是日用百货；右边的门脸儿是食品日杂；中间是开堂门。进了院子一溜五间平房。中间是客厅，两边是卧房，东西厢房是库房和伙房。我小时候最喜欢去食品店里去玩。里面花花绿绿摆满了苏联的食品：方糖、水果糖、冰糖、各种罐头和糖果匣子。我最喜欢冰糖了。一尺多长的冰糖上粘满了五颜六色的小辣子、小葫芦、小茄子、小西红柿形状的水果糖，十分可爱。我经常趁大人不注意溜进门去抠冰糖上的水果糖吃。日杂也多为苏联货。五金、洋布不用说了，瓷器、玻璃器皿也大多是苏联货。我家现在还有那时的苏联出产的碗呐。（苏联那时已经很讲究商品的外包装和产品质量，糖果的外包装全是用马口铁做的，做工十分考究。我家现在还保留着一个圆的糖罐，一个方的糖匣子。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点儿没变形、没锈蚀不说，印的图案、花纹都清晰可见。1950年我大哥参加减租反霸时，买了没收地主老财的一张苏造钢丝弹簧床送给父亲，50块大洋，不便宜。父母去世前又给了我。在地主家用了不知多少年，跟我们家就小半个世纪。1994年我调回天津将它送给朋友时，仍然不摇不晃 结结实实）。

解放以后，除了有一年推行苏联花布，动员男的穿花衬衣、女的穿“布拉吉”之外，苏联货几乎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水的国产货，其中不乏天津货。大到铁牛拖拉机、五一手表、飞鸽、红旗自行车、蜜蜂缝纫机，小到天津蓝天牙膏、火柴，不一而足。父亲这种小商人也随着公私合营的进程而步入了社会主义的行列。一解放，军管会就把父亲带走审查，让父亲交代问题。父亲说：我19岁从杨柳青赶大营到新疆，一直在阿克苏、温宿营商做生意，跟官面儿上从不往来，有什么好交代的呢？听说你以前开金货铺，现在又开着杂货铺，住着这么大的房子，能说没问题？金货铺是我承受孩子他姥爷的，后来黄了。我现在的铺面房子是我每年五‘塔哈’（维吾尔语，麻袋之意）大米租金租的。经过多次审查，确实无懈可击，于是把六皮箱家庭财产没收后，定了个“城市贫民”的阶级成分。每当说起这段，父亲总要感谢自己的舅舅。要是一直开着金店，准得落个“资本家”的帽子戴。这就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阿克苏商会的会长姓王。也是杨柳青人，人称“王商总”。挺受同行尊重。解放以后被军管会叫去审查，不知因为什么罪恶，后来枪毙了。“文革”后，他的子女多次要求平反、落实政策，但因为年代久远，事实湮灭，案底也找不到，最后仍是不了了之。公私合营后父亲在食品公司做会计，因为父亲为人厚道，处世谨慎，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有惊无险的平安度过，直到退休。

我在家中最小，上面有俩哥哥，俩姐姐。大哥参加工作一直在法院。后来在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做书记，于1996年去世。有三男二女。其中长子和次子在威海工作。大嫂子和三儿子及两个女儿仍生活在温宿；二哥在温宿政府林业局工作，现已退休。有三男一女，均在温宿工作；大姐已经去世。有一男三女，大女儿在北京中央实验话剧院，其余都在阿克苏工作；二姐今年69岁，健在。二姐夫也是杨柳青人，是在阿克苏的杨柳青人中出名的“董家酱园”的后人。有两男一女，也在阿克苏工作。从我姥爷算起我们家在阿克苏已经是第五代人了。他们同祖辈一样，为阿克苏的繁荣和发展贡献着力量。我的两个女儿也都随我们回到了天津，大学毕业后都有了满意的工作。为建设天津贡献着力量。

回天津后我多次去杨柳青，抱着一丝的希望去寻根、寻亲。但都因我知道的太少而无果而返。听父亲讲，杨柳青镇最早只有一家王姓一家徐姓，后来象大树分叉一样分成许多家，但老祖宗是一个，也不知是真是假。我姥爷哥们五个。姥爷行大。二姥爷年轻时就去世了，三姥爷四姥爷也在新疆，五姥爷留在杨柳青。我姥爷只有母亲一个女儿；三姥爷的儿子叫徐恩奎；四姥爷的儿子叫许恩普；还有徐恩华。是按“恩”字排行的。我的表哥们是按“松”字排行的，如徐松元，徐松林，徐松静等。不知这一点线索对我寻亲有无帮助。

阿克苏的乡亲们

清末民初时，阿克苏城很小，东西和南北长度都不到一公里。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主要街道是通往四个城门的两条街，交汇处称为“大十字”，也是城中心。杨柳青人的店铺就集中东西大街的西面的南北两侧，是城中心的黄金地段。

南面临街的门脸是王商总的天津糕点铺，前店后厂，很大的一个作坊。专门制作京津风味的糕点，如大小八件、核桃酥、萨其马、槽子糕等，当然是清真的。不但汉族人买，连维吾尔族人也买。因为维吾尔人逢年过节，日常请客，招待客人，糕点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生意很好。王商总被枪毙以前，糕点铺着了一场大火。关于这场大火，轰动了整个阿克苏，各种传言都有。最有鼻子有眼的是有人亲眼看见火起时，有一对童男童女从门里走出来，手里牵着一根红绳，红绳牵到那火就烧到那，根本就扑不灭。糕点铺彻底毁了。从此阿克苏再也没有京津风味糕点不说，就连稍微象样的饼干也没有。我爱人1964年支边到阿克苏后，想吃点心，买了些饼干，一咬，差点把牙崩掉；江米条是用面粉做的，也是梆硬。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由内地人带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有了高级的中、西糕点，但是天津的大小八件却是再也不见了。

再往西包括糕点铺后面往南的一大片，就是董家酱园，也是前店后厂，以制作各种酱菜为主，也做酱油、、醋。规模很大。作坊里腌制酱菜的大缸就有一千多口。雇了十七、八个工人日夜生产。不但供应阿克苏全城，还批发到附近各县，生意很红火。1953年我二姐嫁到董家时我去看过，还在生产。董爷在解放后的第一年就因“动火”（脑溢血）而去世。董家酱园由其孀妇董二奶奶支撑着，她也算是女中丈夫，将酱园经营得有条不紊，直到公私合营。董爷娶妻两房。前面的妻子生了四个儿子；董二奶奶是填房，生有二个儿子。六个儿子没有一个是子承父业。我二姐夫董光诚大排行是老五，是董二奶奶所生，解放前十几岁时就在专员公署供职，解放后留用，仍在行政公署。最后在行署民政局福利院院长位置上离休（因为新疆是在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的率领下起义，和平解放的，所以留职人员都按离休对待）。二姐夫的弟弟董光和，大学毕业以后在阿克苏道桥处工作，后来调到武汉。这一段记述算是添补了谢玉明老先生《赶大营》一书中关于董家酱园中的阕失吧

从天津糕点铺东头向南拐是一溜小商铺，卖些土产日杂、小吃饮食什么的，全是杨柳青人开的。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一个是于大爷的贴饽饽熬小鱼，一个是周姥姥的松花蛋。于大爷的饭馆儿门外垒了一个大灶台，上面支着一口“八印锅”，从老远的地方就能闻到熬鱼的香味；周奶奶的松花蛋，最早我是喜欢看它的花纹，还挺纳闷儿，为什么鸭蛋上能长花纹而鸡蛋上就不长呢？还有一家饭馆的厨师也是杨柳青人，大人们管他叫“一马勺”，我问父亲为什么这么叫他，父亲告诉我“一马勺”以前在一个饭庄掌勺，红案上的师傅是个河南人，总受“一马勺”气，一次河南师傅配菜少配了一种菜，“一马勺”大发雷霆。河南师傅被骂急了，拿了个马勺就给了他一马勺，头上因此就落下个马勺型的伤疤，因此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一马勺”。由此也可以看出无论在什么年代、什么地方，天津人爱给人起外号的诙谐性格是改变不了的，其外号起的贴切、形象程度也是无以伦比的。

徐家因为在阿克苏的人口众多而成为大户，与天津糕点铺隔街相对。我姥爷的金铺就在街的金角位置，一个典型的京津建筑风格的店铺。除了经营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外，还兼营着金银收售、加工业务。三姥爷家的我的大舅，人称“徐老总”，是粮食交易行的老板，经营着很大的一个粮食交易市场。市场主要从事粮油交易，不收摊位费，买卖双方成交后由买家按购买数量交一定的佣金给主家。徐家哥们几个统住在一个三进的大院子里。门口有几棵白杨树，我小时候就已经很粗了，1994年我调回天津时专门去看了看，院子是在解放以后早就建成人民电影院了：粮食市场变成露天电影院，宅院建成室内电影院了。但那几棵树还在，一个人已经搂不过来了。随着父亲搬去温宿及三、四姥爷的去世，我的舅舅们也就分居另过了。随着时代的变迁，我的表哥们没有一个是子承父业，纷纷弃商从政、从工、从文了。后代子孙们渐渐融入主流社会，与解放后移居新疆的汉族人相对而言变成当地的“土著”了，也就是所谓的“新疆白坎儿”（这是对世居新疆的汉、回两个民族的人的一种蔑称，就如新疆民间称呼汉族人为“黑达依”、称呼维族人为“缠头”、国外称黑种人为“黑鬼”一般，是极不尊重、极不友好的称谓）。至今已传至第六代了，主要聚集在阿克苏，散布到全疆各地，从事各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