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书的故事

读书看报是每日必不可少的，只可惜看的是旧闻而不是新闻。新疆日报三天以后才能够看见，人民日报则需一个星期以后。收音机买不到。唯一了解信息的是有线广播。市、县和人民公社都有广播站，每天定时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和当地信息。图书也是很难买的。特别是内部发行的图书，比如：《金陵春梦》、《我的前半生》、《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等等。根本买不到。而我自小就喜欢看书，小学四年级就捧着《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看。凡是当时出版的书几乎全部看过。记得五年级时上课时偷看陈登科的《五子登科》，写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在上海大发“劫收财”的事。不幸被老师发现，没收了。书是借河西图书馆的，要还的。没办法只好请家长去讨，挨了一通臭揍。买书是买不起到的，一般是到租赁铺去租，一本书一个星期一毛钱。有一点钱就去劝业场，几楼忘了，卖旧书的那，买上一本，一两折的。如《普通一兵》、《铁流》等。去新疆时宝贝一样都提溜去了。后来陆续买了不少，如《红楼梦》、《施公案》等很多。可惜文化大革命时被军宣队盯上了，非要我烧。我力辩：毛主席批判的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没批《红楼梦》就是不听。最后下通碟：再不烧就把我揪出来批斗。在书籍和性命之间，我只有选择性命啦。后来力主要我烧书的人又管我借《红楼梦》，尽管我又踅摸到了就是不借给他。再后来渐渐解禁，新华书店有书卖了，为了能买到我喜欢的书和其它原因，我放弃了银行的工作，调到新华书店做会计去了。

当然当时大部份人是鄙视知识，瞧不起知识分子的，就连我，为了去新疆连初中毕业考试都没参加，只是靠在农垦学校培训取得中专学历的人，都被列入“臭老九”之列。那些人颇以政治上的无能、学识上的无知为荣，动辄：我是大老粗。颇以为傲。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军宣队组织银行职工学习。每人都要谈认识，我也谈了最高指示的意义和我的认识，可是军宣队的头，一个姓杨的排长非要我针对我自己的情况谈。我一听就是来者不善，于是我说，我是从天津来的支边青年，已经到新疆参加工作也算上山下乡，先走一步了吧。这条最高指示是指还没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而言的，不太适合我吧。杨排长顿时跳了起来：你说最高指示不适合你？你反对最高指示？这个罪名可大了去了，该千刀万剐了。可见当时入人之罪，是连“莫须有”也不需要的。断章取义、直截了当。我一看大事不妙便以攻为守，连夜写了三十几页全开纸的大字报，抄录马、恩、列、斯、毛对于知识分子的有关论述。可了不得了，全县的军宣队都来了，观看议论，用人如潮涌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后来听说姓杨的又给我加了个罪名：反军乱军。幸亏军宣队的总头，团级干部，有些水平，不像姓杨的那样，不学无术，混蛋透顶。最后不了了之。不要怪我至今愤愤不平，那时的情景真是可怕：人的命不知捏在谁手里，说没就没的。幸亏邓小平，他执政后宣布不搞阶级斗争不搞大规模群众运动，让全国人民的心稳定了踏实了。古人有云：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有体会。自由是要要的，民主是要要的，人权也是要要的，但是一定要遵循一定的轨道，一定的程序，不能乱来，更不能受外人挑拨、煽动，利比亚怎么样？战乱一起，倒霉的还是老百姓自己。

在那个年代一些人把愚昧无知当做骄傲的资本，把交白卷当做英雄，可悲啊！

知识就是力量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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