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局种种

又到春运时。看着电视里的报道，不由得想起几十年的出差经历。在新疆的后十几年中，我和出差似乎有不解之缘。在新华书店，经常送书下乡，在乡镇企业管理局更要经常下乡检查指导工作。更不提每年的口里考察，开会，自治区域内的开会、参观、学习等等。一年最少有三个月在路上。甚至于处于病态：一阵子不出门就心里难受，带上几个人就往乡下跑。跑的路多了，遇到的千奇百怪的骗术也就很多。

最早的一次是在由乌鲁木齐回天津探亲的火车上。最初，车上人不是太多，有少数空座，人们可以躺着。后来，陆陆续续上人，空座渐渐坐满人了。在我隔壁对面一个两人座位上有一个男青年，二十来岁，一直躺着，身上盖着一条毛毯。他给谁都不让座，无论男女老幼。大家对他很有看法，但都忍而不发。最后，上来一个年轻女子，看上去很漂亮。她走到这个男青年面前问能不能坐，这个男青年很爽快地答应了，女青年坐下了。两人有说有笑。

过了半天，女青年说道：“我要下车了，请把毛毯还给我吧。”

男青年诧异：“这毛毯是我的，怎么成了你的了呢？”

女青年说：“你看，我好心好意把毛毯借给你盖，怎么就变成你的了呢？”

男青年急了：“怎么会是我向你借的呢？我从一上车就盖着的。大家都看见了，不信你问问大家！”

可是，周围的人一直对他不肯让座而不满，又见他让座给漂亮女人而更加不满。因此，谁都不出声。男青年气急败坏，高喊乘警。一会儿，列车上的乘警过来，问问情况，然后问大家能否证明毛毯到底是谁的。众人均摇头说不知道。乘警只好问他们两个，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毛毯是自己的。

男青年说：“我是在乌鲁木齐八一大楼新买的。你看，这毛毯是新的。”

“有发票吗？”乘警问。

“没有，我个人买的，没要发票。”

乘警又问女青年：“你有证据吗？”

女青年说“有”

乘警问：“什么证据？”

“在毛毯的一个角上，有我的图章。”

乘警翻了翻，果然，一个私人图章印在毛毯的角上。乘警要过来女青年的工作证姓名一比对，相符。于是，毛毯归女青年，她就下车了。

事后，男青年嚎啕大哭。众人纷纷讥笑他：图人家漂亮，让她坐，什么便宜没沾上，赔上一条毛毯。

1987年到上海出差，时值8月，晴雨无定。一天出门，晴天白日的突然下雨。我急忙找到一个避雨的地方。周围有几个人，我认为也是避雨的。

一个人过来搭讪：“你是北方人？”

我点点头。因为我人高马大，在南方是很显眼的。所以我也不以为怪。

“我是某某纺织厂的业务员，专门给上海送呢子的”他开始自我介绍：“我们厂子生产的毛呢布料专供上海‘一百’。一卷子总有几米富余，不能便宜他们，我就剪了下来。如果你要，我便宜卖给你，25元一米，行吗？”

你信吗？反正我不信。于是我说：“对不起，我不要。我们阿克苏大光毛纺厂，15元一米，比你的还要便宜。”确实是15元一米。

如果这个还不能算是骗局的话，那么，在广州的遇到的，则千真万确是骗局了。

走出广州火车站，人山人海。我和同伴正在走着，迎面过来一人

“有电子元件吗？7.5元一袋我要，有多少要多少。”我们摇摇头，确实没有。

走了没多远，一个人走过来：“要电子元件吗？5元一袋，要多少有多少。”

我的同伴动心了：5元买，7.5元卖，一转手，一半的利润。我说：“我们刚出车站就碰上一个买的一个卖的。那么他们两个就碰不上面？非等我们来，发财机会让给我们？”我们没理，走了。后来在电视上了解到这是个骗局。等你买下以后再去寻找买家，是永远不会寻找得到的。

同一年，在重庆，我们一行两人从两路口到解放碑去玩，走着走着，碰到一个挑着担子卖橙子的。我们打听价钱，暴露了外地口音。他向我们换整钱。说是结婚，女方要整钱不要零钱。我是怕麻烦，说没有，我的同事说在旅社里，换不成。我们就走了。从上午溜到下午，在返回旅社的路上，我们又碰到了那个人。他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因为重庆多是山路，我们不敢随便换路，怕绕远，所以原路返回。可能正是如此，那人一直在等我们。一直纠缠着我们给换整钱。从上午等到下午，痴心可嘉，但也令人怀疑：诺大的重庆，何必专等我两人？我们拒绝。他又说：如果换给他，他可以用筐里的橙子相赠。反而更引起我们的怀疑，坚决不换了。后来，体委主任去广州观摩什么大型运动会，也碰到类似情况，他给换了500元。换钱的人拿了一大把十元钱，当着主任的面，数了五十张，交给主任，主任数了，确实是500元。这时那人又要回自己再数了一遍，是500元，然后就又交给主任。主任因为数了几遍了，再也没数就放进口袋。但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一会儿就掏出来再数一遍，发现少了七张，七十元。主任说，他两眼盯着看着，不知那人什么时候做的手脚。   

一年， 在乌鲁木齐车站，我上车以后坐着。车窗外一个人敲车窗在说什么。我提起车窗，一个中年男人对我说：他是八一毛纺厂的驾驶员，厂长让他给厂长的客人送几条毛毯，结果客人没找到，他不想把毛毯白白再拿回去，便宜卖给我。报的价格确实诱人。但是，我的逻辑推理是：即是给厂长的客人送的，如果客人确实没来，那么，驾驶员必须要把毛毯归还厂长。否则，驾驶员是无法交差的。而且，即是厂长的客人，又是送礼，为什么厂长自己不亲自送而是打发驾驶员送？是不是慢待客人？所以我不要，哪怕再便宜。车厢另一头的人买下了。开车后不久，买毛毯的嚷嚷起来，毛毯是混纺的，不是纯毛的。

以厂长的名义卖东西，不止这一件。1980年，那时我在新华书店做会计，我们地区全部十个会计一起到乌鲁木齐自治区新华书店搞年终决算。闲时逛街，在大十字那里，碰见一个卖手表的。据他自己说，他是八一钢铁厂的，他对厂长有意见，所以偷了厂长的手表，欧米伽的。现在厂长追查的紧，于是他要便宜卖，50元。阿瓦提县的会计买了下来。我们当时都劝他不要买，他就是不听。后来在我们的不停地唠叨下，他走进一家钟表店，请人家鉴定一下，结果说是塑料的表心。上当了。第二年，同样时间，同样地点，同样的我们，又遇到同样的卖表人，以同样的理由卖同样的手表。我们上去质问他，为什么他的厂长有这么多的手表供他偷来卖？他转身跑了。

1984年，我和我老伴去乌鲁木齐出差，闲时逛红山商场，她看化妆品，我看电器。突然她叫我，我没理，她跑到我身边对我说：在她身边，一个人捡了一个金戒指，说是要和她平分，要我过去。我说：这么好的事？别人捡的东西，主动和你分？别理他。到如今，捡钱包的骗局不是仍然在继续上演吗。近三十年了，依然有人上当。

1991年，我和老伴去西安，在鼓楼逛街，路上，一个中年妇女拦住我们，说是请我们帮个忙：她给男人买衣料，不知买多少，他男人的身量和我差不多，所以请我们进去量一量，帮个忙。我们进去了。一个人量我的尺寸，报了个数。这个妇女对我老伴说：他男人单位发的福利，够两套的。看在我们帮忙的份上，以便宜价让给我们一套。我一听，肯定是打托的。拜拜啦。

在新疆，碰到的骗局最多的是翻扑克牌，就是那种两张黑的一张红的，。庄家在那里倒来倒去，然后摆在地上让你翻，翻着黑的算你输，翻着红的算你赢。当然要有赌注。开始是十元一注，多了不限，后来发展到百元一注。1981年，自治区新华书店召开经理工作会议，阿克苏地区十名经理坐一辆北京212五座和一辆北京212八座前往。在翻越天山的干沟时在山顶道班处休息，就有人在翻扑克牌。一个人念念有词：黑的你给我，红的你拿去。旁边围了一群人。其中一个人下了十元的注，一翻，红的，庄家掏了十元给他。不一会，又一个人下注，也赢了，庄家又输了十元。这时，在一旁观看的一位经理（不点名了）忍耐不住，加入战斗。第一局，他赢了十元。第二局，他输了，十元。第三局，他下了二十元的赌注，又输了。想要翻本，赌注越下越大，钱越输越多。最后，把身上带的500元全输光了。那可是在80年代初期，人们一个月的工资恐怕还没上百元了吧。我记得我的月工资好像是60—70元之间。其实，前面那些赢钱的都是托，引你上钩的。旁观的人也不敢提醒，戈壁滩上，那些人谁知有几个，把你弄个好好歹歹的，然后一哄而散，你那里找他们。

最厉害的一次是在2001年，我在从喀什至和田的长途汽车上。一个维族在车上玩这个把戏。另外两个汉族，两个维族是托。一注一百元。结果他们钓到一条大鱼：一个带着一个小女孩的汉族中年妇女。同样，第一局中年妇女赢了一百，以后便是一路输下去。最后，这个中年妇女总共输了3000元钱和一副耳环，一枚金戒指，一对金手镯。最后这个中年妇女不乐意了，要求把钱和东西都还给她。那个维族庄家让汽车司机打开车门他下车，司机照办。他下车的同时，另外四个托也有说有笑地一起下车。这时那个中年妇女才反应过来是上当受骗了，说是要到和田公安局报案。结果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也有上当的时候：那是刚调回天津时，我老伴逛和平路，看见路边有卖项链的。叫唤着：“两元啦，两元啦！”老伴见便宜，说来一个。那人不容分说，咔嚓一剪子，然后一量，说道40块钱。老伴说，不是两块钱吗？两块钱一厘米，这是20厘米，40块，没找你多要。由于是刚回天津，人生地不熟，只好忍气吞声掏了40块。

我总结的经验就是，不贪小便宜就不会上大当。没有人会把好处主动白送给你。凡是天上掉的馅饼，都是有毒的。特别是现在，骗术不断花样翻新，逐步升级，而我们的年纪逐渐增高，防范意识更应该加强，特别是对那些打着关心老年人健康旗号，推销什么特效药、什么保健品的，更要小心。有病就去正规医院，哪怕排队，哪怕花销大一些。

   我更欣赏散淡的“散淡”，文章有点散，生活的经历、体会、见闻和自己的思想、内心活动一一淡淡地展现在战友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