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和火化那天，我听从了晚辈们的话，乖乖地待在家里，没有去送葬，我只是吩咐孩子们，天气太热，不要惊动高龄亲友，简单处理了一切就好了。我想，形式不重要，对张允和最好的纪念，是出版她的遗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记》。我编辑好了她的书，又用两年的时间，终于感动了上帝，使两本书得以出版，我很欣慰。

　　对亲人的死如此，对自己的生命我也用这样的态度:一切应顺自然。85岁那年，我离开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读报、写杂文为消遣。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应该反过来想，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赚的。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写道:“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我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过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被有人戏称为“四朝元老”。这一百多年，我遇到许多大风大浪，其中最长的风浪、也是最艰难的时候，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颠沛流离二十年。但不都过去了吗？我年轻时候，身体不好，健康不佳，生过肺结核，也患过忧郁症。结婚的时候，算命先生说，我们婚姻不到头，我活不过35岁。我不信，结果早就活过两个35了。可见生死不要太在意，每一天好好活着就好。

心宽室自大

　　1956年，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很幸运地逃过了反右斗争。我当时住在沙滩原来北大校内，一所民国初建的小洋楼里，小楼原来是给德国专家的，算是“名胜古迹”，但年久失修，很不合适居住。我住其中的两间半，两间半房子住了五口人，我为此写了篇《新陋室铭》：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的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的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房子小是小，我照样过得开开心心，改革开放后才搬进了分配的“新简易房”，也不大。人家都说我的书房太小，我说，够了，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我是有书无斋，却不在意，我是宁可无斋而有自由，也不要有斋而无自由。老伴去世后，我晚上就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再回卧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