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粱思成

  清明前，小伟听说北京植物园办“桃花节”，非要拉着我去赏桃花。我只好跟着她去了一趟北京植物园。北京植物园于京西香山与玉泉山之间，坐落在寿安山丘麓　成园时间是一九五五年，文革前，刚上初中时，每每去香山公园，总要从樱桃沟而登香山。顺路去卧佛寺、并且参观一二九运动纪念亭，文革时，才知道写作《我的前半生》朝末代皇帝溥仪晚年在此植物园工作。

        后来我去山西雁北插队，等文革结束，转回北京，一帮朋友相约去香山看红叶，才知道这个植物园内还有梁启超墓和曹雪芹故居，再去的时候已经是九十年代未。曹雪芹故居已经改建成曹雪芹纪念馆。

  这次跟小伟去植物园看桃花节，因为在一进园时，有一位外地夫妇跟我们打听梁启超墓，小伟竟问，“谁是梁启超？”那两个外地客人便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们，搞得我有些狼狈。我说，“梁启超是梁思成的父亲，就是咱们到四川宜宾时去的抗战文化之都李庄。”“噢，我想起来了，咱们去李庄吃李庄白肉，那肉切的可真薄。”  那对外地夫妇乐了，问：“你们去过李庄？”我说，“我的母亲是四川人，去年清明给母亲扫墓，我带她特意去了趟宜宾李庄。看到了梁思成的营造社。” 那个男客人似乎对梁思成并不陌生。他说，“梁思成也不简单啊，他是梁启超先生的大公子”。于是我和他，小伟和他的夫人我们交谈着来到了梁启超墓，并看到梁墓介绍。

 盘桓在梁墓园中，我又想起去年清明后我和小伟来到四川宜宾李庄，参观了很简陋“菅造社”，将粱思成的历史足迹一一寻觅。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他不但是新中国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并且，对这个由中共领导的政权寄于了满腔热情。象所有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希望这个新中国能屹立在世界之林。

在“粱思成传记”中，我知道他参加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及人大会堂、中国历史、革命博物馆及天安门广场改造的设计，并且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参与者。因为他是海内外闻名的著名学者建筑大师， 并且对中国古建筑领域进行过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可以称为“大屋顶权威”。 这源于梁思成自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使他对中国古文化有良好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当时是和庚子赔款以后，中国屡受外国欺凌，这种环境又培养了梁思成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

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新首都或新北京，作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经过深思熟虑，于1950年初，与都市规划专家陈占祥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北京城的西郊。他们认为北京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留有众多文化古迹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们主张尽可能把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保持她的传统风格。梁思成还专门写了《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建议把北京城的城墙、城楼、护城河都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一方面她们代表着古老北京的传统特征，构成了北京特有的体形环境与城市空间轮廓；另方面又可以加以改造，古为今用，为新社会服务。护城河加以疏浚可以调剂城市气候；城楼可以改为文化馆、展览厅供群众活动；城墙上加以绿化布置可以成为群众休息娱乐的大环城公园，梁思成还为此专门画了设想图。遗憾的是这些建议当时都没有被采纳，北京的城墙、城楼被拆毁了，城内的牌楼被拆除了，梁思成为此痛心疾首，四处奔走呼号，有一次遇到拆除北海团城的争议，梁思成在会上详细地陈述了团城是国内仅有的几座古代高台建筑之一，他不仅在建筑史上有重要价值而且也是北海整体景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对方坚持说因妨碍交通而必须拆除，梁思成生气地说：“照这样说，干脆推倒团城填平三海，修一条笔直的马路通过去。”他心急如焚，特地去找到周总理，总理亲自到现场勘察，最后采纳了现行的改建方案，既畅通了交通又保住了团城。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 后来，据说周总理知道这件事情后，眼里充盈着泪水说，他这是为国宝而哭！

  关肇邺《忆梁先生对我的教诲》回忆说：“在先生那朴素而高雅的书房里，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对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都有很充足精深的论据。”

  就是这样一位被国际上称为中国建筑宗师的人物在文革中竟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而且，梁思成怎么也没有想到，斗争他的是自己精心培养、视为儿女的学生,这些学生一夜之间居然变成了凶神恶煞般的革命小将，将斗争的矛头无情地指向自己的师长们。“文革”开始不久，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造反派们就贴出攻击梁思成的大字报——《梁思成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在极度压抑的政治氛围中，梁思成被勒令一遍又一遍“交待”自己的“罪行”。但由于没有按照造反派的意思去歪曲事实，他无论怎样一丝不苟地写材料，也不会被通过，只能一步一步加重“罪行”。7月的一天，已年逾六旬的梁思成被造反派们从建筑系馆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梁思成”三个字还打了一个大大的叉。梁思成踉踉跄跄地站在大门口，剧烈的疼痛几乎使他直不起腰。自从1923年他遭到了一次车祸之后，他的腰一度要靠穿“钢背心”来支撑。其实，疼痛的又何止是身体呢？文革对他的批斗与其说是肉体上的折磨，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侮辱，是对这位正直学者一生坚持的高尚人格的粗暴践踏。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梁思成只要出门就必须挂上那块黑牌子，他在曾经熟悉但眼前陌生的清华校园中吃力地蹒跚而行。工作干不了，工资停发了，住处也被勒令一搬再搬，最后全家老少被赶到清华大学北院一间没有水暖供应的小平房中生活。这样还远未达到造反派们的目的，梁思成的家成了他们肆意查抄、勒索的“反动堡垒”。梁思成多年以来收藏的艺术珍品损失殆尽。为了保护梁思成的文稿，包括《营造法式》的稿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林洙将它们交给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贫农的善良老人，最后使这些珍贵的稿子逃脱劫难，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原本已经在学术研究领域举步维艰的梁思成一下子被抛进命运的深渊，不仅学术生命戛然而止，而且人生之路也在无限的困惑和痛苦中走到了尽头。

   1972年1月9日这伟中国建筑界的巨匠离开了清华。

  林洙说：“在文革中他遭到了批判，但是他说，宁愿被打倒踏上千万只脚，也要死在祖国大地上。”

  有时，知识分子的骨气、情操、那种爱国以及家园的精神真的不能让人理解。但正是这种品质，证明了他们是真正的人、大写的人、高尚的人和令人尊敬的人。

 离开梁墓，在思粱思城的思绪中，我和小伟沿着路标指示朝“黄叶村”走去。去拜访另一个中国最伟大的古典文学家曹雪芹先生。带一份清明的悼念。

思粱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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