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杰

  又一个“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一批曾经的青年频繁联络，兴致勃勃地期待着又一次相聚。

  现在50岁以下的温州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50年前，在温州乃至浙江省，有过一次规模庞大的行动——浙江支援宁夏。

  宁夏位于祖国的西北部，毗邻内蒙，地广人稀。1958年，党中央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同时决定从内地抽调大批知识青年和专业人才支援宁夏。1959年初，我省各地开始动员各行各业的有志青年，到宁夏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温州地区首批共有13644人。

  弹指一挥间，当年带领我们去宁夏的随迁干部陈忠（原乐清县副县长）和吴云森（原温州市支宁先锋团政委）已先后去世，护送我们到达宁夏的市支宁先锋团团长吴祖熙也已年逾古稀，当年风华正茂的小青年，如今健在的，也多为70岁左右的老人。

  回溯岁月，记忆犹新。许多亲身经历过的人和事，仍不时浮现在脑海之中……

  开往宁夏的“专列”

  1959年“五·四”青年节那天，被批准支援宁夏的青年每人佩戴“浙江省温州市支援宁夏建设先锋团”的胸章，带上统一发放的棉衣、棉被和一袋供旅途作干粮的年糕，从温州出发坐汽车到金华，再坐火车到宁夏。一听说坐火车，大家都很兴奋。当时多数人没有坐过火车，一路上有说有唱到了金华火车站。可是一看 ，停在那里的是一列列黑乎乎的闷罐车，大家顿时傻眼了。上车一看，车厢很高，用木板临时隔了两层，上层安排女的，只能坐或躺着，但有小窗，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下层安排男的，可以伸直站着。但上车后，铁门一关，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们坐的是输送支宁青年的“专列”，但却没有专列的优先权。车上没有卫生设施和供水，开车、停车均要看沿途的行车情况。每逢停车，大家忙着下车挤厕所、找开水和洗脸。要将自己带的水壶灌满，供吃干粮时用。一路上，吃饭就靠离开家乡时带的一袋年糕，什么时候饿了就吃一点。头几天大家还吃得津津有味，可是连着吃几天，就难以下咽了。然而，大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谈天说地，也就慢慢地咽下去了。就这样，时间很快过去，直至火车开进甘肃，停在一个车站时，大家打开车门一看，站台上已经准备好饭菜，有人高兴地叫喊起来：“快看，鸡蛋炒饭！”等打到碗里一看，哪有什么鸡蛋，原来是我们从未吃过的黄米饭！

  我们坐的“专列”5月5日从金华火车站离开，途经杭、沪、陇海和通车不久的包兰线，一路上见站就停，见车就让。从金华到宁夏只有3000多公里，如果是快车，最多只需3天，而我们这趟车却开开停停走了8天8夜，终于在5月13日到达目的地——宁夏。这是艰苦锻炼的第一课。

  边远小城开始沸腾

  温州青年的安置地——石嘴山，是一座正在筹建中的城市。当时，还是惠农县，除了矿务局、钢铁厂、电厂等几家稍有规模的工矿企业和一条不足200米长的老街外，商店、医院、学校、剧院、机关大院以及居民住房，几乎全是低矮的平房，很难见到有楼层的建筑物。

  支宁青年到达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根据行业对口，除少数安排在机关、团体工作外，其余很快分配到工业、商业、文教、卫生等单位。农村来的青年则安置到周边的公社生产队。他们把南方的水稻插秧技术手把手教给当地农民，使其在宁夏得到大面积推广。

  当地的环境、生活习惯和南方差异很大。这里冷的时间特别长，气温在零下10—20°C是常事，室外滴水成冰。我们这些在老家连绒裤都不穿的小青年，到这里只得乖乖地穿上棉衣棉裤，甚至戴上帽子围巾。由于天冷，白天烧炉子，夜里睡炕床。这炕床是用砖砌成的，下面有洞连通着烟囱，能烧火取暖，很暖和，就是夜里像烤饼似的难受。虽然很不习惯，但当时木床极少，自身又没有办法解决，大家只好忍耐。当时还没有自来水，喝、用的水都要到黄河边去拉。一到冬天，黄河结冰，用水更加困难，尤其是女同志生活上碰到的事更多。

  那时，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单身青年，几乎全部在集体食堂就餐，每天吃的都是面条、实心包，副食品极少，天天如此。偶尔吃顿米饭、油饼或肉包、糖包算是幸事。一到冬天改做两餐，还间断搭配吃些杂粮，尤其是玉米、荞麦做的窝窝头，我们从未吃过 ，实在难以下咽。那个年代，人好像特别能吃苦，在这些困难面前，大家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宁静的边远小城随着浙江和全国各地支援者的到来，开始沸腾了。首先是城市基本建设拉开序幕，在空旷的土地上，商场、工厂剧院、学校、医院等先后破土动工，并很快拔地而起，城市有了雏形。那个年代习惯于搞大会战，一声令下全体出动，基建工地拉土制砖，黄河汛期“虎口夺食”，寒冬季节贮菜运煤……浙江青年洒落了汗水，留下了足迹。

  宁夏生活虽然艰苦，但年轻人在一起朝夕相处的集体生活和同志间的互相关心照顾，使生活仍然充满色彩。随着时间积累，往日的情感逐渐升华，出现了一对对恋人。他们相亲相爱，结为终身伴侣。其中有来自同一地方的，也有一方是支边青年，另一方是宁夏当地人。爱情是没有界限的。当年，还有几位温州籍的女青年冲破世俗偏见，和当地青年结婚。我曾参加过第一个温州女青年和当地男青年结婚的婚礼，双方是同一个学校的教师。所谓婚礼，实际上只是大家坐在一起，喝喝茶，吃点糖果而已。新郎没有婚房，新娘没有嫁妆，只是两个人将自己的生活用品搬到一个宿舍。这些情系宁夏的青年，将自己的整个生命交给了宁夏。

  异乡的艰难岁月

  到达宁夏后的第二年，3年自然灾害开始了。当时，在南方普遍以“瓜菜代”渡过难关。可是在宁夏，因气候严寒，粮食作物一年一收，且产量很低，其他作物又不易生长，很难找到能吃的食物，唯一可代替的是挖些野菜充饥。那时，大家还在集体食堂吃饭，就凭20多斤粮食定量吃完为止，个人没有丝毫可充饥的食物。不少人还吃过老鼠、猫和骆驼的肉。那几年，谁若有老家寄来的食品包裹，晚上就邀请平时关系最好的同伴一起分享。

  1961年春节，我在宁夏度过。当时，我支宁前的工作单位——温州市水产公司经理黄银滔在舟山渔场，特地给我邮寄来一包大约有5斤的螟甫干须。这稀有的水产珍品，即便当时在正常年景也是无法吃到的。这件事至今已经40多年，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那年月即使口袋里有钱，上街也买不到吃的东西。个别与当地有关系的人，则以钱物和近郊农民换些土豆等临时救急。寒冷、饥饿、营养不良，使不少浙江青年得了浮肿病，四肢无力，连走路也很困难。

  在贺兰山下，还埋葬着支宁青年的忠骨。死者薛大义，乐清白象人，原是石嘴山市煤建石油站职工。他死得实在太冤。那天上午，他离开商业局大院，乘车到新建区报到。据说单位新房潮湿、取暖设施通风不好。当晚，一个身强力壮的小青年，因煤气中毒，不幸身亡。没有亲人告别，没有朋友吊唁，第二天就埋土黄沙。

  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加之当地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生存条件，支宁青年远离故乡和亲人，使不少人，尤其是那些遭到厄运的青年对继续留在宁夏失去信心，滋生了返回老家的念头。当时，各地陆续有一些支宁青年离开宁夏返回原籍。那时还是计划经济年代，个人的户籍、住房、工作等一系列实际问题一时无法解决，日子十分艰难。因事情涉及浙江全省各地，后来省里根据实际情况作了安排，直至中央下达文件后，不少问题才得以解决。

  扎根宁夏的温州人

  1959年和1960年，温州连续两批支援宁夏的温州青年约2万人，现在仍有一部分人继续扎根宁夏。50年来，他们将自己的一生无私地献给边疆的建设事业，其精神十分可贵。他们是温州人的骄傲。

  在纪念支援宁夏建设40周年时，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浙江人在宁夏》一书，记录了118位浙江人在宁夏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动人事迹，其中温州人就有23位，他们中有出色的公务员、工人、农工、厨师，有优秀教师、高级工程师、女会计师，还有爱国侨领张曼新。

  林昭聪是第一批来宁夏的。她是1958年的温州中学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在温州师范附小当教师。1959年5月，她和温州中学同年级毕业的吴兰苏、管雪琴（已故）、项棣生、徐素芬、夏丽华、周时义、吴昭容、戴秀冬、郑玲玲等10位同学一起来到宁夏，9个分配到教育战线。她从教师到校长，后来又调到教研室，一直没有离开教育事业。她曾是石嘴山市的优秀教师、自治区的人大代表。现在她和老伴都已退休了，两个女儿在当地事业单位工作，全家人都在宁夏生活。

  在温州支援宁夏建设的优秀人才中，瑞安的蔡竹林是最突出的典型人物。近年来，他多次应邀参加温州的有关重要会议。2001年，陕西省人民出版社发行了他的著作《信言集》一书。书中是这样介绍的：“他是农民的儿子，种过地，做过工，当过大队书记、县委书记。1983年进入省级班子，先后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青海省政府常务副省长、青海省委常务副书记、陕西省委副书记、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他是一位在西北三省区有影响、有政绩、有群众基础的领导干部。”

  50年过去了，当年的支宁青年如今已全部退休，而他们的子女生在宁夏、长在宁夏、在宁夏结婚，并活跃在宁夏的各条战线上。如今，第三代已茁壮成长。我在宁夏旅游时，接触到他们中的三代人，都是一口纯正的宁夏话，穿着、举止及生活习惯早已入乡随俗，与当地的宁夏老乡没有什么两样。回温时，余协华（退休前任石嘴山市供销社主任）的三小子，开车送我们从大武口到银川机场。在车上，我以当年宁夏人对我们浙江知青常说的口头语对他说：“你是吃宁夏的米，喝宁夏的水，死了是宁夏的鬼！”他很坦然地笑笑。这些温州籍的宁夏人，不辜负当年父辈们的选择，将在宁夏大地上一代一代地生活下去。

  穿梭往来两地情

  浙江—宁夏，相隔遥遥几千里。由于支援宁夏，将这两个分别位于祖国东南和西北的不同省份联结在一起。

  1959年、1960年，浙江10万青年响应党的号召，成建制地来到宁夏。1965年、1966年和1968年，数千名杭州、舟山的知识青年到宁夏插队落户。改革开放后，又有10万浙江人来宁夏发展，从事商贸服务行业，其中有不少是当年支宁青年的后代。曾在宁夏承包万亩沙漠荒滩的范敏，其父母都是平阳鳌江人，1959年支边来到宁夏，在石嘴山市粮食部门工作。范敏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他在陶乐建设高科技生态林业园区，重造“塞上江南”好风光。他们沿着父辈们走过的道路，在宁夏创业发展。

  当年支援宁夏的青年，经历了初期的艰苦创业和后来的风风雨雨，如今天各一方。但无论身在何处，谁都不会忘记当年在宁夏时结下的情谊。几十年来，宁夏—浙江，相互之间邮电通讯、商贸交往一直在持续着。每年的“五·四”青年节，成为老青年们难以忘怀的日子，至今已成惯例。那一天，大家欢聚在一起，谈今忆昔，儿女情长，离不开当年在宁夏时的话题。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在温州的支宁老青年，陆续结伴到宁夏观光旅游。前年，远在美国经商的林长松在回乡探亲治病之际，特地来到宁夏故地重游。在宁夏生活的，也陆续有人回原籍探亲访友。还有人在宁夏退休之后，落叶归根。如原石嘴山市文联主席胡煜泉和老伴一起回到温州，其子女仍在宁夏工作生活；原石嘴山区区长戴长清，两个儿子，一个生在宁夏、长在温州，现在孙子已上大学。另一个儿子生在宁夏、长在宁夏，在当地结婚、工作并有了孩子。他自己退休后，则两地走动。那些生活条件好的人，在温宁两地都有住房，视气候和子女情况来回走动。

  宁夏今非昔比

  50年来，宁夏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昔日贫穷落后的情景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塞上荒漠绿树成荫，平地高楼林立，人民丰衣足食，处处繁荣景象。同时，宁夏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和旅游业，也有了长足发展。宁夏日报主办的《看天下》和《博客天下》杂志，以讲故事、说新闻、看天下，畅销全国各地，张贤亮开办的西部影视城、拍摄的影视剧，吸引了众多观众；集江南水乡与塞上风光于一湖的国家级风景区沙湖和六盘山风景区及西夏国遗址，迎来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宁夏杞子和健康国酒“宁夏红”畅销全国。

  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两旁道路宽广，高楼林立，古城保护良好。著名的步行街——新华街，商店鳞次栉比，顾客熙熙攘攘。

  当年温州青年的安置地石嘴山，早已从过去的边陲小城发展为拥有煤炭、电力、冶金、化工等体系的工业城市。如今漫步街头，昔日沿街低矮的平房，早已被一幢幢新建的楼房所代替；昔日简陋的商店、工厂、医院、学校，旧貌换新颜；昔日过黄河靠渡船，如今横跨河面的黄河大桥直通对岸的陶乐县和内蒙的毗邻县。虽然还没有飞机场，但铁路、公路交通十分便捷。现在的石嘴山市辖大武口、惠农两区和平罗、陶乐两县，地域面积4454平方公里。原来的石嘴山，自市级机关和直属单位搬迁大武口后，已改称惠农区。

  宁夏的发展，也凝结着温州人的心血。特别是那些已经逝去的支宁青年，更令人无限缅怀。

  ——纪念温州知青支援宁夏建设5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