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人文精神

  文/ 清风出袖（作于2002年）                                          

 中国书法讲求点画之美，章法之美，意境之美，书法的古典主义色彩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决定了人文精神表现于书法作品的意蕴之中。中国书法在世界各类艺术中是独一无二的，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艺术之一，其所蕴藏的特质：形式美和抽象性反映出中国文化精神特征，就是“文以载道”。书法由技入道，道即最高境界。唐虞世南认为，“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1）这一经典论述说明了创作者（书者）的心理状态，为书学与人学的联姻作了最好的注释。书法艺术作为一种心智活动，我们有必要对书法的人文精神作一番探索。所谓人文精神，简言之，即人类精神的终极追求，它只会在人类精神发展中不断得到丰富。西方对人文精神的解释很多，在中国，张载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应该是我们传统大文化包括书法传统中孜孜以求的人文精神之常说。钱钟书谓：“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东海西海，心理犹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道义良心的承载，在开明之世即得发扬，在专制之世则受压制。正是因为它的不可改变性，不可转移性，才成为世世代代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不懈追求。

    纵观一部中国书法史，是集中地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审美理想发展的历史，而人文精神是领军的旗帜，也是书法艺术的灵魂和精髓。中国书法虽是以汉字为形象，以笔墨为语意，以阴阳为统领，但其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若探究个中堂奥则产生于字由技而艺，由艺而道。若不广博约取，于技则不能游刃有余；不明书论妙理，于艺则不能通达；总之，不以深厚学养作支撑，则不能上升为道，所以，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作为一种人文资源将书法的品位提升。事实也证实，书法史中涉及的大书法家都是大学问家，他们的人文底蕴自透出不可掩饰的浩然正气，作为书家自身安身立命的资本，他们将书法看作是一种文人雅玩，在优裕从容、无所用心的心境状态下，显示出它的独特魅力，从古今传世的书法作品中，无不一一表述了文人们“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气节。

   古往今来历史上，中国书法名人辈出，各领风骚几百年。从各个不同时代各不同风格的书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清新的人文精神风貌，也正是这千古不衰的人文精神造就了中国书法的极致美，它的产生，离不开传统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熏陶、提炼。探发其精微，从时代地域特征总体不难看出，“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势，”由各个不同时期历史背景及大文化环境的不同和各历史时期价值观念取向的差异，显示出各时期不同的人文精神追求的趋向。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汉代对人的重视是夹杂在儒家经学和忏讳迷信中的一些零星见解，还不能证明是人的觉醒的真正标志；到了魏晋，人的自我觉醒则成为一代风尚。由于受道家人格观念的影响，文人雅士大都放浪形骸，任情恣性，蔑视礼法束缚，汉魏书法的一般特点是质朴而重气，而晋代的书法则细腻而重婉丽的。张怀灌《书断》中评谓：（晋人）善书，妙于草制，观其体势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笔墨，若高逸之士，虽在布衣，有傲然之色。故知临不测之水，使人清神；登万仞之岩，自然意远。”（2）我们从中不难看到晋人从玄学出发的对“自然之和”、“平和”之美的追求。魏晋人追求完美、超凡脱俗的审美意识，用以求得心态的平衡。晋代书法强调的是一种如朝霞、如清风、如丽水、如春花、如美女的明丽之美，显露了魏晋时代书法的人文精神风貌的基本倾向，这也是在魏晋玄学崇尚“自然”影响下的倾向。

    在东晋耽于清淡的大书家中，王羲之是很重视实际社会政治问题的一名高士，这在当时亦是难得的，但由于东晋统治阶级的腐败和无所作为，王羲之一生也经历了好多忧患，有种种苦闷和不平，因而使他从玄学、佛学以致道学中寻求解脱，王羲之创造了一种不同汉魏的新书体、书风，在书法领域内最为完美地体现了魏晋风度，达到了儒家所要求的文质彬彬、中和的理想。这就是晋人尚韵的实质，也是书法史上倡导张扬个性的第一回。

   魏晋之前，文人士大夫对书法的技巧和法则虽然也是自觉的，但不及隋唐时代。盛唐的开明之治出于对政治文化、宗教信仰、道德情感方面社会作用的需要，可以说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唐代建立了书法的法度系统，其目的是通过文人士大夫的书法活动实现统治阶级倡导的“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致用的封建纲领。中国书法的一大特点是对法的重视，而这正是唐人所赋予的，这种突破的作用影响深远，一是使书法的艺术自律性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二是法度的完备使书法传统变成了一个活的存在，并决定后来发展的连续性。有关文人士大夫的审美价值观念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激不厉、志气平和”之间的对应关系，书法批评语中，就出现诸如骨、肉、气、神、血脉、筋等来源于人体生理上的术语，将书法与人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书法的人文精神自然得到张扬，书法也从古人的“书肇于自然”（蔡邕语）的自然观到“法度观”到“人学观”的变化，标志着书法艺术的成熟性格，人文精神与书法融为不可分割的一体。

   宋人论书，继承了晋人尚“意”的思想，把书法作为一种纯粹的艺术来看待，充分自觉地追求书法的美，并把这种追求引向主体内在的难于言传的“意”的表现。这种审美现象既是书法字审美构思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书法作品中所蕴含的审美意味的潜在根源——人文精神的具体体现。宋王朝强化中央集权，理学垄断、封建等级森严：历史正统，哲学论道统，散文文统，天下一统之立论统摄了宋人思想。个性被压抑，在严谨的法度下产生企图寻求轻松与随意是十分自然的要求，这时，对天真烂漫的追求是知识分子肯定自我、还我本性，以宣泄于笔墨来求得心态平衡的反映。当然，这种反映是曲折的，然而又是真实的灵性的流露。米芾强调“得自然之真趣”；东坡唱出“天真烂漫是吾师”；黄山谷自誉“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捍笔墨，退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评”。追求天真反对做作，遵循古法、却又不为古法所缚，是宋代尚意书家的创作思想。当然，支撑书法的永远是其深邃的内涵。东坡先生曾言：“人貌有好丑，然君子小人之心不可掩也；言有辩讷，然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3）足见书品的内涵即人品的再现。苏东坡喜好老庄、通佛理、精于禅说，集儒、释、道精神之大感，诗词散文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绘画以擅长墨竹开启了文人写意画派先河，于书他也独钟晋人的疏散之意，更以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成为尚意派急先锋。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被称为继《兰亭序》、《祭侄季明文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因在寒食节黄州遭灾后，百姓困苦不堪，东坡对百姓同情与痛惜，发之于心、宣泄于笔端，书中感情前抑郁后愤慨，东坡故有的襟怀旷达气质时时不经意流出，是感情释放的自然产物，“是一快也”。说明“意”从胸中自然流出了，“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4）是他对前贤追索后的甘苦之言，是其审美思想的集中表现。

祸之争层出不穷，内忧外患不止，社会动荡，外加高度发达的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双重影响下，由于长期的人性压抑使人向往自由与解脱，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对书法创作的艺术思维产生不可抗拒的影响。“馆阁体”的官方功能的确立，是由于明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政策，加强文化思想控制，皇室一味提倡帖学，上行下效，加上商品化、世俗化、大众化的因素，使书法成为全民族雅俗共赏的文明载体（5）。不论是明初“三宋”“二沈”、明中期的“吴门学派”及“晚明四家”突破了自元以来复古主义书风的影响，注重精神的自由，个性的解放，性情的表现，把书法引向一个全新的审美境界，表现主义的书家其书法不再亦步亦趋地随古人身后，而是纵横自如，肆意挥洒，专以抒情为己任，不但是晋唐法则，即使是宋人的新态也在他们的冲破之列。（6）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政治与经济，奠定了明代书法艺术独特的思想文化特色，掀起了一股表现主义的狂潮，走了一条与正统书派对立的叛逆道路，敢于破格创新和惊世骇俗，其审美倾向所示，人文精神是在表现自我的个体心灵，自我意识与个性、情感。宦官当政时，生于“东林党案”时期的徐渭、张瑞图思想上有着强烈的反叛意识，在创作中反对依傍他人，虽然主张师法魏晋，破除唐宋元人的“法”，就是师古亦强调不可依傍古人，实际创作中却大胆突破传统规范，异军突起，别开新境，在他们笔下表现的魏晋情怀也不那么“郁郁乎文哉”，而是恣肆雄浑，奇崛狂放，表现出一种人格力量与情感震撼，显著的特点是尚个性、尚表现、重情感、追求理想化反传统的创作思维，开拓了中国古典书法新的审美境界。如顾宪成所描述的“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况若拨云雾而见白日”。（7）吴门书派群体发源于江南，扬名于天下，是商品货币流通发展的产物。吴门书派作为明代书坛的中流砥柱，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书法名家把古代苏州书法的发展推向了高潮，而且也为书坛贡献了一种秀润雅逸的流派书风。“人人习字作画，天下法书归吴中”，一时成为气候，明代吴门派众书家在书法追求上特别讲究“士气”，崇尚淡泊、自然、字里行间透露出“书卷气”、“文人气”，文人雅士结社把书法的人文精神更推向了极致。

   综上所述，从书法与人文精神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可以见到，中国书法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之核心，高度概括起来说就是“书（法的人文精神）以载道”。书法是一门反映生命的艺术，我们要发扬传统，继往开来，以追求书法的人文精神为己任，“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让书法所表现的中国古典美学之人文内涵和艺术魅力思接千载，神与物游，我们必须反对当前一个有害的毒瘤：一种“有异于传统的平正之势、与通见的帖碑面目不同、另具一种面貌，另有一种意趣的书法形态”，也就是令人生厌的“丑书”。当今流行的丑书，其根本不能与历史上的颠张醉素、徐青藤、郑板桥、傅山等人的“丑书”同日而语，那是一种精能之至后的散缓舒淡，而丑书的美学特征不仅仅是所谓“散缓、轻松、自由”，更是“生拙、丑怪、恶俗”。（8）什么“尖锐斩伐的笔锋、颤抖扭曲的线条、夸张变形的结体，迅速跳荡的运笔、触目惊心的黑白对比，彻底颠覆了以中和之美的传统规范，所现的是一种粗犷、怪诞、狞厉的审美形态，掩藏着强烈的功利欲望和商业动机，逐渐抽空了书法的人文精神的内核，成为少数人牟取名利的工具”（9），一派喧嚣与躁动的众生像，在传统书法艺术面临着危机与堕落面前，我们呼唤人文精神，就是要摆脱精神文化领域这一灾难和荒唐。丑书家们正是失落了以宣豁怀抱、实现静心养气、由技入道的人生修养方式，装腔作势张牙舞爪地做派。针对这种名利场上的浮躁心态，我们必须重申：艺术的价值正在于其否定性和超越性，即通过创造一个审美的艺术世界，间接表达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否定，提醒世人不要一味地沉溺于现实琐屑的欲望之中，应从物欲的泥潭中适时抽身出来，借助艺术这面镜子来反观这个有缺陷的世界和我们自身的灵魂；生命存在的意义不仅是物欲的满足，而应有更高的精神需求。书法借助于汉字，直抒作者的内心世界。既然称之于书法，则创作者必然对传统书法有所感悟，想割断传统，重起炉灶，必然枯竭，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也无法获得中国文化的承认。“丑书”，怎一个“丑”字了得，在书法人文精神的感召下，“丑书”可以休矣！

注释：

1．  见虞世南《笔髓论》。

2．  见张怀灌《书断》。

3．  见《书法》杂志一九九九年第一期《亦对书风雷同作点反思》作者马治权。

4．  见《书法研究》二零零一年第二期101页《从声无哀乐到书初无意佳乃佳》作者金玉甫。

5．  见《中国书法》（大学生艺术素养丛书）蔡慧萍著。

6．  见《晚明书法风格论》，《书法研究》二零零一年第二期73页。

7．  见鲁屯裕《浙东文化概论》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

8．  见《书法》杂志一九九九年第三期第4页《丑书再议》作者吴有祥。

    谢谢八千里路副秘书长的鼓励！代表我们上海知青健康生活读书会和许会长向你问好！

    您太客气了！谢谢《清风出袖》老师及代许会长的问候！并转告我及中国知青网向上海知青健康读书会全体朋友与会长的祝福！祝贵读书会在新的一年里越办越红火！知青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我们多加强交流！

                        八千里路 敬上。

谢谢楼主的高论,向你学习.有时间再仔细读读此文.
我最喜欢的唐虞世南的一首诗:<蝉>
垂诿饮清露,("诿"应该是绞丝旁)
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
非是籍秋风.

  谢谢随缘版主！

 谢谢栀子插友！我们都得向你学习！
  学习你小小年纪就勇于学习，善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