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下关于挖“内人党”的背景资料：

内人党冤案前后

作者：白音太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华北局前门饭店会上，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乌兰夫就被打倒了。1967年，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将军去内蒙古执行支左任务，成立革命委员会，当了主任。1968年滕海清发动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这个“挖肃”运动的中心要害是，挖所谓乌兰夫的“暗班子”——“反党叛国”的“内人党”。
　　“内人党”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审判林彪、“四人帮”两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说“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三十四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说“康生、谢富治等挖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造成惨重后果，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总结这场冤案的报告中说：“滕海清等人采取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凭空捏造手段，用尽骇人听闻的极其野蛮、残酷的各种刑罚，大搞逼供信，造成特大冤案，共打成四十八万多人为新内人党分子。”这里所列受害者人数超出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十四万多人。而这些数字仍不够准确，实际受害者不止这些。
　　挖“内人党”，作为一个集团冤案，以民族斗争取代了阶级斗争，把一个少数民族整体怀疑为将要叛国投修，无限夸大了敌情，走到了“左”的极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
    这个“叛国的内人党”是怎么挖起来的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引导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人们感觉到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可是，就在此时“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发表了“挖黑线”的讲话。1967年11月9日和12日，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建国十七年来，贯穿着一条黑线，文艺界必须大乱。”滕海清从北京带回江青讲话录音带，于11月17日在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播放了江青这个讲话录音。江青的讲话点燃了一把火，从而在内蒙古刮起“挖黑线”的邪风。先是从文艺界开始，然后是波及党政军社会各界，推向全区。1968年2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内蒙革命委员会主任滕海清时，江青说：“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康生说：“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1968年12月31日《内蒙古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同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之间的斗争，是我区两年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根主线。乌兰夫盘踞内蒙古整整二十年，他不仅完成了反党叛国的舆论准备而且组织了一套明班子和暗班子。经过二十年惨淡经营，一股股反革命势力，拧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乌兰夫黑线。”从而，滕海清将这场运动叫做“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1969年2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滕海清听取汇报时，谢富治讲：“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康生讲：“军队里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江青说：“内蒙古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1968年11月，滕海清在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上讲，“新内人党”上有中央，下有支部，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是苏蒙修情报机关。党政军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他还说，乌兰夫这个暗党是掌权的一套很强的班子。这个内人党很危险，他比叛徒、特务还危险。叛徒、特务们不会组织一个支部，组织一个党委，组成一个特务党委，叛徒党委。他的“内人党”有党委，有支部，有领导小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里通外国的，专搞民族分裂、破坏祖国统一的反革命组织，实际上已成为帝修反在内蒙古的情报组织、特务组织。
    内蒙古历史上曾有过“内人党”
    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委派内蒙古党务特派员、喀喇沁人白云梯，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GCD北方区书记李大钊赞助支持，共产国际派员指导，“内人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大汉族主义，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革命政党。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分裂，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也随之发生分裂，形成两派，部分右派叛变投蒋，加入国民党。鉴于大局逆转，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内人党”总部迁到了乌兰巴托。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侵入满蒙地区，建立“满洲国”。在日伪强固统治下，“内人党”接受共产国际东方部指示，转入地下，蓄积力量，以待时机。1945年8月8日，苏蒙红军向满蒙边境推进。8月11日，内蒙古革命者举事，迎接解放。8月16日，苏联红军中线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召见“内人党”领导人博彦满都、哈丰阿，叫他们建立临时政权，维持秩序，稳定后方。于是“内人党”由潜伏转入公开，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抵制蒋介石国民党势力进入内蒙古地区，为我党我军建立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在其侧翼作出过巨大贡献。
　　由于在当时的复杂历史情况下，“内人党”民族主义者曾进行过“内外蒙合并”的举动。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以《雅尔塔国际协定》内蒙古划属中国拒绝合并，并指出内蒙古革命要找中共来领导。于是“内人党”领导人博彦满都、哈丰阿等人寻求中共东北局的支持与领导，开展自治运动。1947年中共中央委派乌兰夫主持成立东西部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内人党”作为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党到此停止活动，确立中共在内蒙古地区的领导地位，“内人党”中的先进分子，在乌兰夫的领导下，加入共产党，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继续革命。历史上的“内人党”到1947年5月1日以后就不存在了。
　　由于内蒙古历史上存在过“内人党”，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挖的“内人党”称之为“新内人党”。滕海清说：“内人党在1947年接受共产党领导之后停止了活动，以后就潜伏下来，转入地下，成为乌兰夫的暗党，六十年代以后，乘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为了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为了实现其叛国投修的目的，猖狂活动起来，在组织上有了很大发展。”
　　内蒙古有没有民族分裂分子？零星个别分子是有的。然而将个案当作集团案，则是这场灾难的祸根。1963年2月6日在集宁市邮局发现一封黑信，信中说：“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代表会议，做出了内外蒙合并的决议。”此案在当时已经结案为个别分子玩弄的政治把戏，不存在“召开代表会议”的可能。滕海清等人却拿它作为“内人党”存在的依据，在全区展开了挖“新内人党”运动。
　　最后是拿民族成分推论。“你是蒙古人，你能不是内人党吗？”“你是蒙古人，必然有民族情绪，有民族情绪必然搞民族分裂活动，搞民族分裂必然要参加内人党。”这样一来，任何人都难以逃脱被挖的厄运。
    全面围剿莫须有的“新内人党”
    1968年2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集各盟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会议，部署开挖“新内人党”。1968年4月13日召开群众大会，滕海清发布向“新内人党”全线总攻的命令。第二天，秘密逮捕八名“老内人党”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连续几天几夜的车轮战，于是“老内人党”生出“新”的一批“内人党”来了。随之以几何几率滚雪球，越滚越大。然而，挖出来的人数虽然很多，但是都没有证据，却死人不少。于是有些人感到这样挖下去会不会犯错误，很多人动摇了，不敢再挖下去了。就在这紧要关键时刻跳出来一个人发表了一通极端言论，他是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原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郭以青。他说：“别人怕犯错误，我不怕！搞革命不怕担风险。挖内人党只要有百分之三十是真的就继续挖，挖错了将来再来平反。挖十个有七个是假的，三个是真的，最后去给七个磕头赔礼。挖十个有一个是真的，九个是假的，也是了不起的成绩！”
　　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滕海清犹豫，向康生请示。康生说：“你们内蒙古的同志脑子里是没有敌情的。内蒙古有这样大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还向中央请示什么，有多少挖多少，越多越好嘛。”于是滕海清下定决心继续挖下去。遂于1968年7月5日召开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文件断定，原先的“老内人党”于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之后便转入地下，乌兰夫是总头目。文件规定“内人党”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对于一般党徒勒令限期进行自首登记，如有抗拒者从严惩处。
　　这个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产生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处理意见》上报中央，并以内革发351号文件印发全区之后，挖“新内人党”便从原先的群众运动进入权力机关发动的一场有领导、有组织、有政策指令、自上而下的大迫害运动。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是党领导运动的实权机构，一、二把手都是军人，第三把手是地方干部，是文革前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当他看到运动出现严重逼供信死伤残，下边报上来的只有数字没有证据，害怕了。提出“不能再挖了”、“挖肃运动立即刹车”的意见。然而，一把手滕海清将其踢开，重整旗鼓继续深挖下去。他说：“当前领导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右倾。一是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不少领导同志在关键时刻就犹豫动摇，持怀疑态度，怀疑有没有内人党。因此就不能勇敢地领导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二是看支流多，看主流少。对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指手画脚批评指责，一个劲反对，泼冷水。内人党是乌兰夫反党叛国的工具，是里通外国的，让这样的人掌握枪杆子、印把子不害怕，群众起来了，出点问题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你不是内人党，难道群众非要把你打成内人党不可。挖的是否面宽了？谁有数字可以说明，谁能肯定我那个单位五百个挖出来一千个。”
　　滕海清踢开右倾绊脚石，挖“内人党”运动继续深入下去，并发布《敦促内人党登记》一号通告、二号通告。同时还统一发表《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标语口号》，造成乌云压城之势。《通告》如同五十年代镇压反革命时期运用的令反动会道门自首登记一样，勒令“内人党”党徒们去指定地点登记。没有人去登记就把怀疑分子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反复宣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再没有人交代就一个一个提到黑房子里去刑讯武斗车轮战。在呼伦贝尔盟地区，商店柜台上写着：“喂！你是内入党，还不赶快去登记！你就是内人党，快去登记，赶快去登记，快！快！快！”车站售票口贴着：“你是内人党，你想逃跑吗？逃不掉！快去登记吧！”在满洲里理发店，一坐上座照镜子，镜上写着：“你看什么？你就是内人党！”苏尼特右旗挖出了“内人党”的变种组织“统一党”、“沙窝子党”八千多人。敖干希里大队通告全大队十四岁以上蒙古人全去登记。六十七岁老人达木丁曹，听说蒙古人都必须去登记，不然就被抓去批斗。于是反复背诵“统一党”三个字。然而到了大队登记站受到惊吓给忘了，只好返回去背熟牢记再去登记。

我的樊哥是天津知青，当年在内蒙古四子王旗插队。

父亲送我的小弟弟到四子王旗插队时，樊哥当时在队里当赤脚医生。

父亲在牧区供销社偶然碰到了我樊哥，两个人就聊了起来，父亲故意跟他说蒙语，樊哥应答自如。

聊过天后，我樊哥就骑马回队里了。

父亲立即找当地干部了解我樊哥的情况。当他听说在挖所谓“内人党”的时候，我樊哥找队里所有的天津知青开会，要求大家坚持不参与、不打人、坚决和蒙古族牧民搞好团结的情况后，立即决定把我的小弟弟送到了樊哥所在的生产队插队。

父亲临走时，对我樊哥说：“我的孩子就交给你带了。从此，你就是他的亲哥哥。你呢，也就是我家的孩子了。”

从那以后，我们兄弟四个都把樊哥看成是自己的亲哥哥。

后来，父亲把樊哥调回了天津。但是，最初分给樊哥的工作是在街道烧锅炉，让文革前就上过高中的樊哥非常郁闷。父亲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立即找他的老部下说明了樊哥在牧区的优秀表现，给樊哥调整了工作，使樊哥当上了医生。

父亲离世的时候，樊哥带全家赶来告别，哭得那个伤心啊，让所有的人无不动容。

我的六十岁生日，樊哥又赶了过来。他对我说：“弟弟，你都六十了，咱们兄弟一场也快四十年啦。咱们乐乐呵呵地活着，老人家看到我们的情况好，一定会高兴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我的樊哥2.jpg：

在内人党冤案期间，个别知青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但应该看清楚，他们也是被利用的工具，主要责任不在他们身上。但那些下手狠，置人于死地的个别知青，我觉得他们有着人性的缺陷和性格残忍方面的因素。这些人，不代表知青的整体。大多数知青从心理上是厌恶迫害人、整人的。

从中知网创办以来，大多数知青讲的是他们上山下乡经历中，在生活和劳动方面的事情，以及自己苦乐交织去成长的过程。而很少有人去讲政治上的锻炼和考验，梵殊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

当年知青上山下乡，苦和难的考验是次要的，对人性善恶的考验才是最严峻的！

龙哥，国民党开杀戒后，毛泽东和杨开慧有两个遗孤，都辗转千里被康生接到苏联，这就是毛信任康并把他看做自己人的原因。

对其政治上的极左，虽有批评，但还是保的态度。

康生也知道毛对他的态度，故利用其心，达到了一辈子想害谁就害谁的目的。

我在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当周总理发现内蒙事态严重以后，立即派七个工作组到内蒙调查实际情况，然后把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与1969年5月22日指出内蒙内蒙挖内人党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此时，康生立刻变脸，声色惧厉地大骂滕海清。滕哑巴吃黄连，明白自己是一个大傻B，让康生给玩了。但是，恶劣的后果已经造成，无法挽回！

韦国清伯伯生前就跟家父说过，他了解滕海清，因为战争年代他曾是腾的上级，他说滕海清打仗还行，但在政治上很糊涂。文革期间，康生反复找各省市自治区一把手和负责人谈话，捕风捉影，要求深挖这党那党的。韦伯伯说，当时他就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按康生的要求做，万一弄错了呢，以后怎么向被冤屈的人和人家的家属交代？所以采取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按兵不动的态度来对付康生。而滕海清就没这个脑子，一点就着，一推就动，加上急于立功，才把内蒙搞成那样一副样子，他以为那是打仗呢！

文革史专家对康生有这样的分析：其人除一贯好在党内整人外，实际上他还有这样的政治目的，就是他支持毛搞文革，但怕毛反复，为让毛没有退路，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就只有采取到处树敌的战略，才能使毛那种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的性格得到伸张。因为毛的性格一贯是这样的：不好收场就索性干到底！实际上，康生也把毛给玩了。

所以，老前辈们说康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党内大奸，是名副其实、一点都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