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周滨背后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形成的

      这几天，一个叫周滨的富商的腐败故事，十分地引人注目。眼下，“反腐败”可谓如火如荼。毫无疑问，它已融入了当下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但别忘了还有一个热词，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它才是主旋律中的最强音。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我们摸着石头走进了改革的“深水区”——所有的“帕累托改进”已经实现，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再也不是“只有受益人而没有受损人”的“皆大欢喜式改革”了，一只巨大的老虎横亘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篱”形成的强有力障碍。“全面深化改革”与“社会矛盾累积”之间，俨然已是“两只老虎的赛跑”，孰快孰慢，将决定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以及“中国梦”的成败。
　　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等中央高层领导，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和着力点。其实，早在2012年12月的广东考察中，习近平就罕见地强调：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利益固化的藩篱”，说白了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已足够强大。那么，这“藩篱”是怎么形成的呢？现在看来，它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产物。前三十多年的改革，理论上说是“帕累托式改革”，即几乎所有人都从改革中受了益、获了利。但这样的受益和获利，却是“不同程度”的。由于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双轨制”，存在着明显的政府干预，存在着不适当的行政性垄断等等，总有些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得月”的过程，充满了腐败。
　　从这个角度上说，政府的不适当管理和干预，即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是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背后因素。而反腐败根本而言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为全面深化改革扫清障碍，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制度性腐败。政府自觉地从资源配置的决定者身份中退出，可谓真正的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昨日，《公租房撂荒背后隐现周滨“白手套”》（《新京报》2月26日）的报道，迅速成为各大网站转载的重点报道。我注意到，人民网在转载该报道时，将标题改为“富商周滨疑染指北京公租房 被曝有强大政府资源”。严格说这并不是标题党的做法，因为报道引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在房产界活跃着一些小公司，他们有强大的政府资源，能获得地产项目，但他们并不开发，而转手给专业的房产公司，从中获利颇丰”；而周滨及他的“白手套”所控制的“小公司”，正是“南口农场NC-01街区公租房”这个“北京重点保障房建设的重点项目”的土地拥有者。
　　重点公租房项目撂荒当然有多个原因。表面上看，富商周滨通过其“强大的政府资源”拿了这块宝地去转手获取暴利，其腐败的性质是不言而喻的。但周滨得以腐败成功，则是缘于他有个“先得月”的“近水楼台”；“楼台”上方，则撑着一把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尤其是资源配置强力干预的保护伞。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全面深化改革，最需改也是最难改的，正在于此。

富商周滨的叔叔们　　

       2014年2月12日，元宵节前两日，江南已有雪。
　　无锡锡山区厚桥街道的西前头村，雪花东一片西一片的，不时落在村民周元兴院里的花圈上。
　　虚岁七十的周元兴，患骨癌于2月10日晨5时，病故于一幢四墙装有探头的二层小楼里。
　　探头之下，吊唁者挤满院子。似乎历经劫波，亲情犹在，年前的两次抄家未显凄凉。只是，与以往贵客盈门的盛况相比，送殡者从长相和穿着上大多就能看出农民身份。
　　周家兄弟三个，周元兴行二，一直守在家乡。驾鹤西游之时，160多名亲友赶来送殡，唯大房长兄周元根、嫂贾晓晔、侄周滨、周涵、三房弟周元青、弟媳周玲英、侄周峰，无一露面。
　　财新网之前曾多次报道的北京商人周滨，其父周元根(后读书时因与同学重名，改掉了这个乡土气的名字)，也就是周元兴的大哥，早年即赴京读书，之后一直在外工作，举家定居北京。周元兴的三弟周元青曾任无锡市惠山区国土局副局长，在厚桥供销社当过营业员的三婶周玲英后来也在无锡、北京、四川等地开公司，常居无锡市内。
　　他们目前大多数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
　　2月12日上午11点，一辆乡村礼炮车鸣炮开道，一辆满载花圈的卡车紧随其后，十几个村民抬着花圈出村。财新记者在现场看到，周元兴的儿子周晓华捧着火盆，面无表情，走在前头，一名少年沿路撒下黄色纸钱，一名少女捧着周元兴的照片跟随其后，8个村民抬着红色棺木，缓缓走上村南的厚东路。
　　这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出殡仪式，人群中除了周元兴的老妻泣不成声，其他人面色严峻，只是在走着。那条曾经象征着周家影响力的马路，如今仿佛也成为一个家族谢幕的舞台。
　　卖五粮液的周家二房
　　1960年代初，周滨的祖父病逝于西前头村东的数间平房里。彼时周滨的父亲周元根作为家中大哥，在北京石油学院就读，周滨的二叔周元兴、三叔周元青都是初中毕业后在乡务农。
　　之后，周元青当过大队支书、又娶了官员之女周玲英。周玲英是西前头村北安乐桥人，个矮，人称“矮玲英”，其父做过无锡县坊前镇党委书记、无锡县商业局长。因此，周元青也走上了仕途，从大队书记做到无锡县厚桥镇副镇长，后落选，被调往其他镇任职。1995年6月，无锡县撤销，设锡山市，周元青曾任锡山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2000年12月，锡山市拆分为锡山区和惠山区，周元青为惠山区国土局副局长，周玲英则长袖善舞。她先在厚桥供销社做营业员，后去厚桥食品站，做过站长，再调至无锡县食品公司。近些年，周玲英和儿子周峰开始开公司，住到无锡市区一栋复式住宅里。
　　周元兴则一直留在西前头村看护祖庐。在兄弟相继发迹之后，周元兴家也迅速脱胎换骨。
　　“周元兴家发得太快了。他大哥在中石油时，他们家已有钱了；周家大哥到四川以后，二房就更有钱了。”附近乡人还记得，周元兴从前抽的是两块五的烟，打5毛钱的麻将，两圈牌打下来，就输得拿不出钱来，“现在不得了，他抽的是软中华，吃的老酒是五粮液，要吃多少有多少”。
　　周元兴父子俩经常去厚桥镇上的老K水暖店，在那里吃茶，抽香烟。他认识的，都敬上一根软中华，排场很大。他常去吃喝的地方，是镇上最好的花园酒店，别人送来的甲鱼、黑鱼，他吃不完，也寄存于此。
　　有人曾经去他家，看到五粮液很多，茅台很多，香烟很多。还有三块翡翠，都是五公斤一块，其中一块雕佛，一块雕鹰。
　　厚桥的人一开始还搞不清楚，他的钱从哪里来？慢慢地，关于他做五粮液代理的事在镇上流传。
　　故事的一个版本称，当时周元兴的儿子周晓华去四川，想做五粮液的外包装，五粮液酒厂的盒子有专业防伪标识，有自己的彩印厂，就发了一车五粮液，让他去销售。周晓华联系无锡市糖烟酒公司，后者担心五粮液是假的，还请了江南大学的品酒师去鉴定，而且要正规发票。周晓华又去宜宾拿发票，糖烟酒公司这下相信了，吃下半车五粮液，还有半车转至上海销售。之后，周家父子就做了五粮液代理。此举给周元兴带来滚滚财源，“不出门就可以赚钞票”。
　　周家发家的另一路径，是替人摆平事情，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比如有人要安排工作，企业有事情搞不定了，他去说合。”村民称。
　　再往后，随着周元根权势日长，周家的“公关”生意，还包括了替人在打官司时说情和捞人。该项收费的价格不菲。知情者透露，无锡某镇党委书记出事，面临判刑，亲戚到周家去求，周家开价15万，还不打包票。
　　周家的业务还包括向江苏某警校输送学生。学生的成绩达不到录取线，周家父子去讲讲情，就送进去了。
　　周家的财源滚滚，让厚桥人印象深刻。村民称，周元兴曾经吹牛：我只要出去走一次，回来40万稳拿。也有人反映，周家“职业”口碑不算好，有的事情没办好，拿了人家钞票也不退。
　　发达之后的周元兴，见了人还是很客气，一人一根软中华。但曾经一起喝酒的村民称，“我们高攀不上了”。
　　其子周晓华经常开一辆车牌尾号为001的车子，出现在厚桥镇上，大伯父步步高升，周晓华在当地也被戏称为“部长”。
　　“部长”文化不高，但是胆大。厚桥人传说，他去四川找大伯时，传达室说没有这个人，他回到宾馆里砸了电视机，警察出动了，后来他被车子接走。
　　与四川寻亲传闻相比，“部长”打警察更为乡人所知。村民称，周晓华有一次开车，遇警察拦车检查，发生争执，周晓华顺手打了警察两个耳光，“叫你们局长来”。结果警察向周晓华赔礼道歉，赔偿周被拉坏的衣服。
　　“无锡的警察只要知道车子是厚桥西前头的，都很注意，害怕他们是周家亲戚。”知情者称，附近村民如果在马路上违章，一说是厚桥西前头的，问题不大。

看看这个链接，没有云山雾罩，你更懂的：http://radiovr.com.cn/2014_03_03/267897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