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红卫兵向江青报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聚餐会”。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了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被关了整整7年。
       周秉德至今还记得那次中南海春藕斋的周末舞会。
       “伯父风度翩翩，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伯父微笑着揽住她的背，踩着音乐旋转在舞池。“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小秉德兴奋得有点飘飘然，可马上伯父却略带歉意地说：“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望着伯父和别人跳舞的背影，看到排着长队的人群，小小年纪的周秉德突然明白：她这个伯父不仅是属于家人的。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最大的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周秉德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周恩来夫妇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但周秉德一向处事低调，虽然她曾任中新社副社长，又是全国政协委员，但身边几乎没人知道她的特殊身份。

       红墙内的青春
       回忆起那段红墙之内的童年岁月，周秉德觉得那真是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当时最让她兴奋的是，早年间只能在照片上见到的毛主席，到这里竟成为了她的邻居，就住在周家隔壁。
       1949年夏天，12岁的小秉德生平第一次见到伯父周恩来，住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亲侄女来到身边，周恩来和邓颖超自然万分疼爱，他们把这个漂亮的小姑娘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小秉德从此也开始了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里长达15年的生活。
       周恩来日理万机，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家。他总是来去匆匆，走路特别快，卫士比他年轻得多，跟着他都得一溜小跑。周秉德和他见面最多的时间是在饭桌上。偶尔有机会和他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园。工作之余，为了让伯伯散散心，周秉德有时候和他一起唱歌。她说周恩来最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还很喜欢海棠花。西花厅后院种了十几棵海棠，每逢春天满院海棠花盛开，十分漂亮。
       上世纪50年代，正逢留学苏联的热潮。初中刚毕业的周秉德聪颖优秀，本来可以选择当时绝大部分高级干部子女所走的道路：高中毕业后赴苏联留学。但看完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她却热血沸腾，当下做出了一个让周围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报考中等师范专科学校，做一个电影中瓦尔瓦娜那样的农村教师。那时的周秉德只有15岁。
       “当时老师同学们都很惊讶，劝我好好考虑自己的前程。我回到西花厅向七妈(邓颖超)说了自己的想法，她反而立即表示支持，在饭桌上不断地鼓励我。伯伯一直埋头吃饭没有吭气，只默默地听着我们的对话。七妈问他说：‘你怎么不表态？’伯伯说：‘她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也说，我也说，不是压力太大了吗？将来她要后悔起来都没办法。’”
       后来回想起来，别人告诉周秉德，其实周恩来心里肯定还是想让她读完高中念大学，但他又不能明确地说出来，因为他一发言就会成定论。“伯伯其实也在观察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他从来都是要求我独立思考，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
       师范学校毕业后，周秉德被分配到距北京城20里的一个小学做老师。但3个月后，她就被抽调去搞运动了。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无休止，以致她几度想再上大学的计划都被完全打乱了。周秉德笑了笑说：“我的青春大好年华，几乎全在运动里度过了。”

       数十年的秘密
       周秉德在26岁那年迎来了生命中的“白马王子”。那年，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为两个年轻人牵了红线，周秉德见到了英俊帅气、会四国语言的空军上尉沈人骅。他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周恩来夫妇得知他即是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的长孙时，非常欣喜。周秉德和沈人骅迅速坠入爱河，当时沈人骅在和她见面不久后就返回了西安工作，此后两人一直书信不断。
       在沈人骅给周秉德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骑车经过学校后院的一片紫竹林，微风拂过，捎来阵阵槐花的清香，沁人心脾。”就是这几行朴素的文字，让周秉德产生了感情，“我相信对方是个懂得生活情趣的男人。”第二年的国庆节，他们结了婚，开始患难与共的相守。周秉德的卧室床头，有张精心装裱起来的庐山风景照，便是周恩来送给她的结婚礼物——“这是伯伯本人最珍爱的七妈的一张摄影作品。望着那张照片，仿佛能看见云雾在山间缓缓流动。”
       如今周秉德还依然记得1960年的夏日，在北戴河的沙滩上散步，伯伯和她之间那番看似不经意的谈话。“伯伯谈起多年前他在法国留学时的初恋往事。他曾有过一个很谈得来的女朋友，但当他决定献身革命时，他觉得只是作为革命同情者的她并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起任何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爱人。”周恩来对周秉德回忆说：“所以我后来选择了你七妈，在这一点上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
       1965年，周秉德跟随丈夫调往西安工作。在他们到达西安后，“文革”狂潮随即席卷了整个中国。周秉德一时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后来人事科长跟我说，如果当时讲出我是周总理的侄女，造反派肯定不敢关我了！但我真的没办法做到。作为伯伯的侄女，我从来没依靠过他的关系为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包括为自己开脱。”
       自己是共和国总理的亲侄女——这一秘密，周秉德一守就是几十年，即便她和家人遭受苦难，她也三缄其口。
       1968年，红卫兵向江青报告，周秉德的父亲周同宇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聚餐会”。江青将案卷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了自己的亲弟弟。周同宇被关了整整7年。对于父亲被抓，周秉德曾一度不知情。在接到七妈的来信后，当时由于奔波辛苦险些流产的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如果造反派把矛头指向自己，这肯定会殃及丈夫。她整整三天三夜茶饭不思，决定向丈夫提出离婚。而沈人骅只是轻轻擦干妻子的眼泪，对她说：“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一起面对。”
       不久，沈人骅被调进位于贵州遵义深山里的军工厂，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夫妇俩天不亮就得起床上班，到夜里12点才能回家，只能把儿子托给邻居照顾。直到1979年，周秉德父亲的问题才彻底澄清平反。
       谈起伯伯和七妈的爱情，周秉德拿出周恩来和邓颖超那张甜蜜的20年代合照，她感慨地说：“看看他们俩，多好啊！七妈告诉我当时用这么亲密的姿势拍照，就是一种革命了。”周秉德还记着伯伯和七妈之间那些浪漫的通信。
       当时周恩来在苏联，邓颖超给他写信说：“来：带给你的水仙花和家书一封，想已到达，阅后有何感想？你忙得怎么样，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这是我关心惦记的，回来要检查哩。”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作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1951年3月23日，邓颖超写道：“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先寄语桃、李、海棠，善备盛装迎接主人呀。”当时邓颖超在杭州，周恩来在北京。周恩来3月31日回信：“昨得你23号来信，确实写得不像情书，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
       周秉德笑着感慨：“是不是没想到，周恩来也是个浪漫的人吧！”

       不留一块墓碑
       1967年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伯和七妈。那时她就已经心酸地发现，伯父的脸变得极瘦削、憔悴，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布满了血丝。“吃饭也是胡乱几口，之后就急匆匆地去办公室忙碌。”
       到了1975年5月的一个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病重的电话，心急如焚地要去医院探望，却被七妈一再地阻拦了。“七妈说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治疗，只能拨通病房的电话跟伯伯说上几句话。电话里伯伯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从容。他的嘘寒问暖被我很急躁地打断了，我当时很难过，只是一直追问他：是否跟护士询问过他的生命还有没有一年。伯伯很轻松地安慰我，说那只是开个玩笑。我在电话里都快哭了，我说玩笑也不应该讲，您是要长命百岁的！”电话那端传来伯伯和蔼而平静的声音：“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想开点，好吗？”
       “随后的5月20日，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伯父。我在伯父身边坐下，见他当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我的工作和两个孩子的情况。但怕打扰伯父休息，聊了一会儿，我就起身告辞。出门时，我提出和他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他握着我的手，轻声说。”
       如今回想起来，周秉德后悔自己太天真了，“当时伯父的膀胱癌已经到了第4个年头，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七妈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病情竟然如此严重，不管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去看伯伯的。”没想到，这一天成了永别，最后一次会面她连和伯伯的一张合影都没照上。
       如今，伯父已经去世30多年了，他将自己的骨灰融入祖国的山川湖海。周秉德的公公沈谦在病痛中也留下遗嘱：“我一直敬佩周总理，更要学习周总理。我死后的骨灰，你们千万不要送进八宝山，你们帮我撒到江湖或树下。”沈谦病故后，周秉德夫妇将他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的入海口。1992年，周秉德又连续送走了两位至亲——先是伯母邓颖超病逝，7月周秉德来到天津海河入海口，为伯母的骨灰送行；然后12月周秉德的婆婆病故，再次撒播骨灰入海。1999年，相伴她多年的挚爱丈夫沈人骅也走了，她悲伤地踏上了人生中第四次送走亲人骨灰的水路。
       周秉德的这些亲人，在世间没有一块墓碑，但她对他们的怀念却深埋心底。如今，已年过七旬的周秉德居住在北京一栋上世纪50年代的红砖老房里。从中国新闻社副社长职务上退休之后，她还担任着全国政协委员。采访结束时，她的两个双胞胎孙子刚放学回来，周秉德的脸上满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慈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