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我早就该写了，却一直没有动笔。今天，突然接到卢叔宁的母亲打来的电话，问我在哪里能买到儿子的书。这个电话一下子触动了我的思绪，这篇文章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卢叔宁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同庚，今年都是80周岁。她这一辈子过得太不容易了。自小就在上海进纱厂当童工，没有上过一天学，结婚后才跟丈夫认了几个字。丈夫在文革初期不堪凌辱，死于非命。她是家庭妇女，却让五个兄弟姐妹互相帮助，都读了大学。如今，在深圳教中学的儿子出了书，她跑了好几家书店也买不到，于是给我打来电话，要买一本儿子的书看一看。

 这本书就是卢叔宁的《劫灰残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

 朱学勤有一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大意是说1968年前后，在知青中出现过一些独立的思想者，但他们的思想结晶没有留下来，他们也没有坚持思考下去，所以在思想史上失踪了。文章伤感而富于激情，当时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共鸣。比起那些失踪者来说，我想，卢叔宁可以称之为幸存者，因为他这些写于1967年到1976年间的日记和书信，虽然没有完全保存下来，毕竟留下了其中的精华，并且终于获得了出版的机会。今后人们研究这个时期的思想史的时候，他的文字有可能进入历史的视野。

 文革十年，既是中国思想专制登峰造极的年代，也是思想的潜流在坚冰下涌动的年代。在民间，出现了很多新思想的萌芽。文化大革命十年现在被看作是一场政治运动，其实当中包含着若干场运动，每一场运动都会使一批人成为打击目标，他们的家属子女同时随之成为受害者。因为树敌越来越多，统治基础便日益缩小。于是隔一段又出来“落实政策”。在这个过程当中，多数受害者寄希望于有朝一日，皇恩浩荡，自己通过落实政策重见天日，他们不敢想、也想不到是国家中枢有问题，是这个体制有问题。但毕竟有一部分人，在遭遇不幸之后，开始怀疑和追问。所以，从怀疑林彪，到怀疑江青和中央文革，到怀疑文革的必要性，乃至怀疑最高领导人晚年正确性的思潮，从文革初期就没有中断过，到文革后期已经成为一种相当广泛的政治思潮。1976年春天发生的四五运动，就是这种思潮的社会表现。就我见过的文献，比如吴江写于1976年上半年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王申酉写于1976年的长篇供词，曹思源1976年起草的《左倾领导路线必须清算》，都称得上是这种思潮的系统阐述。卢叔宁的思想也属于这一思潮。他这本书不是系统阐述自己某一阶段思想结晶的文献，而是十年中思想变化发展的记录，其特色在于思想过程的展示。

 我即是卢叔宁思想过程的见证人，也是他这些独立思想的受益者。他和我是中学同学，我是67届初中生，他是66届高中生。年龄虽然只相差四岁，但在文革发生的时候，15岁的少年与19岁的青年阅历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我们在学校时并不认识。1969年初到山西沁县插队，才熟悉起来。我所在的长胜村在县城南边10里，他所在的李家沟在县城北边20里。见一次面也不容易。但因为都有关心时政的兴趣，所以每年要聚一两次。

 就我自己的思想状况而言，一直到插队的时候，都是当时主流宣传的接受者和拥护者。而卢叔宁的思想，最早让我感受到他思想异端性的有两件事。1970年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受批判以后，小道消息慢慢地传到了我们知青点。于是，我们村的几个同学找到段柳的杨小平，又写信约了卢叔宁，一起聚到县城西边40里的后泉知青点，在一起讨论了一次。当时有人提出陈伯达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的观点，卢叔宁当场反驳。他怎么说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好在这本书里对C的分析就是指陈伯达。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最后预言，看着吧，下一次斗争就到了军内。话说到这儿，我也没敢想他是指林彪。我们那个县里消息是很闭塞的，农村的消息更少。卢叔宁和我一样，不会有更多的信息来源。像当时高层进行的批陈整风，黄、吴、叶、李、邱作检查，我们都不可能知道。他是靠一种对中国政治形势的整体观察，来作出自己的判断的。不到一年的功夫，发生了“913事件”，我们马上感到，历史的进程被卢叔宁言中了。于是，又请卢叔宁来在段柳聚了一次。当时卢叔宁心情很振奋。他把秘不示人的日记拿出来，给我们几个同学念了几段。这下子才知道他对林彪早有系统的批判，对毛泽东晚年的路线也有根本性的怀疑。当时让大家感到十分惊讶。我们面对林彪事件的思想震荡还没有理清头绪，他已经提出毛主席晚年重蹈了斯大林晚年的覆辙。虽然经历了文革头几年的疾风暴雨，应该说已经见过一些世面，但卢叔宁的观点还是让我们感到振聋发聩。

 今天看起来，卢叔宁当时能够产生一种超前的思维，一是与他个人的处境有关。文革前他本是高才生，数学竞赛得过奖，文章登过报，考重点大学没问题。但在文革的第一年，他父亲就因不堪凌辱而弃世。当时自杀是很严重的“罪行”，叫做自绝于人民。这样，卢叔宁和他的兄弟姐妹也就被打入另册，一切机遇都与他绝缘。这自然是促使他较早地开始觉悟和思考的动因。其二是他有自己的思想资源。到文革发生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国家的主导思想已经近二十年。这就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几乎唯一的思想背景。卢叔宁自然处在这种环境，所以，他的思考和批判，也是从这里出发的。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每个人来说其实也是千差万别的。对于一般人来说，林彪提倡背“老三篇”，就跟着背“老三篇”；中央号召学“五篇哲学著作”，就跟着学“五篇哲学著作”。但有些人却不是这么听话，你提倡背“老三篇”，他偏要读毛泽东的长篇大论；你提倡读毛著，他偏要读马克思的原著。卢叔宁就是这类人。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他没有离经叛道；但对于主流宣传来说，他已经在离经叛道的路上走得很远了。我印象中，他和我谈论过文革前为了反修内部出版的一本锡兰人古纳瓦达纳写的《赫鲁晓夫主义》，那本书是批判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如何阿谀，斯大林死后又如何翻脸的。这本书现在看起来能不能站得住脚已是问题，但当时却成了卢叔宁怀疑林彪的思想资源。

 他的思想还有一个重要来源，便是鲁迅。我知道他对鲁迅的书不是一般地爱好，而是有着认真的研究。他在序言里说鲁迅是他平生唯一敬重的人，这是真心话。我曾和他有过一段出游的经历，当时我还没有读过多少鲁迅的书，他讲起鲁迅来如数家珍。具体的话我记不住了，印象较深的是他把鲁迅和郭沫若作了比较，对前者怀着真诚的敬意，对后者却颇有微词。在文革中，鲁迅也被抬得很高，却按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进行了改造。但卢叔宁系统地读过鲁迅的原著，所以鲁迅在他心目中，不是任人涂抹，任人利用的。他心中的鲁迅是独立的、批判的，是对现实充满了怀疑精神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这本书没把卢叔宁保留的全部思想资料收进去。我就知道他大约在1973年写过一首题为《清江河的传说》的叙事长诗，其寓意明显地是批判闭关锁国，倡导对外开放。

1977年恢复高考，卢叔宁的分数很高，但那一年的录取方式是两条线，对66、67届高中毕业生的要求高于一般考生，而且尽量分配到师范院校，于是他被录取到地处长治的晋东南师专。毕业时，本来作为高才生的他可以留校任教，但又遇到人事上的倾轧，只好回县城中学教书。这时知青们大多已经走了，那种关注国内外发展动向的思想环境不复存在。县城里土生土长的知识者关心的更多的是自己周围的一摊事，国家大事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过于飘渺。周围失去了对话呼应的民间思想群落，一个人便很难孤独地前行。当一个国度之内的思想环境失去了公开地横向交流的可能时候，偏居一隅的智者可以凭自己的胆识比众人走得更远；而当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并有了和国际接轨的机会，谁的思想要想站在时代的前沿，就必须身处思想文化界的中心，起码也要与这个中心保持经常和密切的对话。偏居一隅的冥思方式就不可能再领风骚了。县城的文化气氛自然使卢叔宁倍感寂寞，80年代后期，当深圳特区招人的时候，他决定远走南国，到蛇口工业区当了一名中学教师。然而，这仍然不是一个思想的环境，在那个商业气息十足的城市里，周围的同事们都热衷于炒股，他显得那样隔隔不入。直到最近，他才同深圳大学一些关注思想文化动态的朋友建立联系。世纪之交的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考的时代。不知这本书的出版，能不能再一次点燃他思考的激情？

  （转自博客中国）

    那个年代的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当时主流宣传的接受者和拥护者，属于提倡背“老三篇”，就跟着背“老三篇”；号召学“五篇哲学著作”，就跟着学“五篇哲学著作”的人。作者在当时的确是很有思想深度的青年，也令人钦佩。

    谢谢楼主转帖的好文章。

同意作者的意见。一般来说，反思者之所以反思了，多与他们的经历和背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