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南北大家谈-[转帖]留守的黄河岸边的“北京娃”中国知青网

知青生活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对于知青，差不多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有着深刻的记忆。现任宜川县委书记的姚靖江小时候就和知青有过密切的接触。从知青那里，他学会了刷牙，知道了什么是罐头和电影，接受了许多新的观念和思想。在担任共青团延安市委书记期间，他曾组织策划过北京知青回延安、北京知青子女和延安儿童手拉手以及北京知青支持延安希望工程座谈联谊等多项活动。在姚靖江看来，当代史上对延安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件是毛主席到延安，另一件就是北京知青插队延安，这些外来文明和先进的文化，对延安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代人的历史已经渐行渐远。在几年前组织的一次北京知青回延安活动中，一位北京知青带来了自己生活在北京的孩子，她想让孩子感受一下当年她所经历的那段艰苦岁月。在下车去参观当年知青居住的窑洞时，孩子怎么也不愿意去：“那个破窑洞有什么好看的？”这让老知青很是失望。
      如今，绝大多数知青的后代已临近或者过了而立之年，面对新的就业和生活压力，他们已经很难理解和承受父辈们所经历的那些苦难。即使在影视上看到知青们劳动生活的镜头，他们也会认为是在演戏，做秀。笔者在采访一位留守知青时，他的孩子就质问：“你采访这事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于晓雅：留守宜川的幸运者
    曾在宜川县城建局工作过的于晓雅，如今住在一栋二层小楼里。５０多岁的她腰弯了，脸上布满了皱纹，她把全部的青春都献给了宜川大地。
      于晓雅从遥远的北京来到宜川县阁楼乡插队，当年她只有１７岁，是当时知青中年龄最小的。在十几年的插队生涯中，她深切地感受到，农民最苦，最憨厚，也最为可亲可近。她曾当过交里乡副书记，县城建局纪检组长。不管在哪儿，她都是一个备受称道的清官。她处处为农民着想，不怕惹人，知道她的人都说她是个好干部。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于晓雅曾想过回北京，可她只能本人回去，因为丈夫是本地人，丈夫和两个孩子的户口无法迁回北京。她想来想去，还是放弃了返京。她最终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宜川人。
      于晓雅出生在北京，爷爷和父亲都是铁路工人，文革时，她的爷爷被“造反派”打得皮开肉绽，两腿骨折，伤口都生了蛆。当时的于晓雅正上初二，学习比较好，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与家庭划清界限，她悄悄报了名，搭上了西去的列车。
      经过几天的颠簸，最后来到黄河岸边的阁楼乡井家村落了户。种地，锄地，割麦子，什么农活都干过。由于她年龄小，生产队每天只给她记八分工，每分工工值２分钱，这样每天只能挣到一毛多钱。过了不久，她就感到厌烦了，很后悔当时没有听老师和父母的话。于晓雅姐妹兄弟五人，先后到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插队，随着大批知青返城，姐妹兄弟先后都回到父母身边，只有她留在了遥远的陕北。
      于晓雅中途回过几次北京，在宜川她是正科待遇，有住房，有工资，两个儿子都安排了工作，不算富有，可生活得还算滋润，要是回到北京就不一样了，姐妹兄弟都把她当外地的乡下人看，为此，于晓雅很少回北京。她说，县上的领导对我很照顾，都不把我当外地人看，我活是宜川人，死了也要做宜川鬼。
      张观湘：最苦不过单身汉
      家住宜川丹州镇郭俭村的张观湘而今是个“单身汉”。妻子几年前回到河南娘家，两个女儿也先后出嫁，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县林业局工作，寂寞的张观湘每天只好与鹦鹉说话，以电视机为伴，孤独时饮上几口小酒。他常说：“宜川人总觉得我是个拿工资的外地人，过着酒肉穿肠过的生活，可回到北京的家，他们又说我是一个乡下人，没办法这辈子只能这样了。”
      张观湘初中毕业，１９６９年到交里乡插队，由于他脾气古怪，村里人称他为“二杆子”，但不管怎样，张观湘无论干什么工作总是很认真，这一点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道。
      ７０年代中期，张观湘被录用为林业工人，在交里林场检查站工作。他的妻子当时是民办教师，由于嫁给了北京娃，１９８１年破格转为正式教师，小两口生活得比较幸福。后来随着林场工资的拖欠，张观湘几个月都拿不到工资，所以两口子经常闹矛盾，２００４年他的妻子离岗后只身回到河南娘家，从此过着天各一方的生活。
      在交里乡，提到张观湘，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他为人正直，从不巴结领导，也由于他的坚持原则，得罪了不少人。２０００年北京摄影家黑明曾多次采访过他，也曾为他呼吁奔走过，但不管怎样努力，他回北京的事始终是一场梦。
      张革：英魂永驻黄河边
      插队宜川县的北京知青张革在多次往返北京和宜川之后，终于把自己永远地留在了宜川，留在了这个位于黄河西部的小县城。
      １９７５年，在宜川县插队的张革招工到西安的一个企业工作，但仅仅一年后，张革就写信给当年插队所在的生产队队长，说他在西安工作不适应，想继续回到村里。在张革和村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级政府部门批准，张革又回到了他插队的宜川县寿峰公社后义沟村，当了村支部副书记。
      回到村里的张革，不要一分钱的报酬，一心带领当地的群众脱贫致富。已经６１岁的后义沟党支部书记郭炳元清楚地记得，是张革带着大家建起一座１５０千瓦的水电站，让后义沟村用上了电灯；张革亲自带领群众栽培的２０００多亩核桃树和４００多亩苹果树让后义沟村逐渐富了起来；张革带领大家修的数十公里公路现在成了通往县城的主要道路。即使在张革离开后义沟村之后，每逢过年，总有人会专门给张革居住的窑门上贴对联，曾有一年贴的对联是：“看灯看电视看录像莫忘张革，吃泉水吃苹果吃核桃惦念知青”。
      １９８７年，张革回到了北京，他告诉乡亲们，他回北京是为了挣大钱，为了给村里办更多的事。村民们知道，张革不会骗他们的，他们把窑洞依然给张革留着，并有专人负责打扫，以便张革回来时能马上住进去。１９９４年夏天，在北京开办公司的张革又一次回到了后义沟村，他带来了当年好多一同插队的知青。他告诉村民，他们准备筹资近百万元，给村里修建一所现代化的小学。但就在此后不久，张革却突患脑溢血在北京去世，年仅４８岁。
      张革在弥留之际，告诉他的妻子，他前前后后在后义沟村生活了１３年，如果生产队同意，希望把他安葬在后义沟村。
      那是一个让无数人心碎的场景，当张革的妻子抱着骨灰盒来到后义沟村的时候，全村男女老少跑到十几公里之外的沟口迎接，有村民卖了家里的口粮给张革送去了花圈，送葬的队伍从山顶一直排到了沟底。村民们把张革安葬到了后义沟最高的一块苹果地，在那里，他可以看见整个后义沟村。这一次回来，他再也不走了，将永远坚守在这里。村民们在村口为张革立了一块石碑，石碑上一条一条地写着张革为后义沟村做的事情。每年清明的时候，村里的学校都会组织学生为张革扫墓。当年那个负责为张革照看住所的老头，虽因年迈已有些神志不清，但他经常会一个人跑到张革住过的窑洞，把炕上的灰尘打扫干净，他说张革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回来的。
      赵纯慧：梦见妈妈到床前
      赵纯慧生于１９４９年，她是北京九十九中学１９６８届的初中毕业生。“文革”开始不久后，她的父亲因“反革命”罪行被抓进监狱，母亲因此发疯。１９６８年底，在街道干部和学校领导的再三动员下，赵纯慧以“反革命分子”子女的身份来到宜川县寿峰公社插队落户。
     插队后的第一个春节，大部分知青都回北京探亲了，但赵纯慧因没有路费回不去。家人给她寄来３０块钱，让她在当地过年。赵纯慧舍不得花，把钱藏在席子底下。有一天，这仅有的３０块钱突然不见了，她非常着急，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赵纯慧步行近百里到县上给管理知青的干部反映了情况，但钱始终还是没有找到。
     村里年味正浓，可赵纯慧身无分文，在当地又无亲无故，只能在土窑洞中度过了一个孤独而又伤心的除夕之夜。这件事发生后不久，赵纯慧就神经失常生活不能自理。说起这些，当年主管知青工作的老领导们都感到非常惋惜。
      为了照顾赵纯慧的生活，在地方政府的关怀下，赵纯慧与当地残疾农民李根管结了婚。
      李根管大赵纯慧很多岁，是一名以放羊为生的光棍。１９８６年，按照有关政策，李根管被安排到乡政府种菜，由一位羊官转为正式职工。能吃上皇粮，而且还娶了一位北京知青做老婆，这是李根管一辈子都不敢想的事。那时候，在当地流行一句顺口溜：“纸烟不好是大前门，老婆不好是北京人”。赵纯慧结婚后，生有三男一女四个孩子，生活进入了极其艰难的状态。后来，长期关注知青生活的著名摄影师黑明对留守知青赵纯慧的生活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关注，使其得到一些资助。
     据一些至今还留守在宜川的北京知青介绍，赵纯慧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高级工程师，赵纯慧小时候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能歌善舞，是个出众的才女。她的婚姻与境况让所有的知青唏嘘不已。精神失常的赵纯慧，思想依然停留在插队的年代，动不动就找队长要工分，她不知道当年的公社已经称为乡，她常常在波涛汹涌的黄河边上，唱那首唱了４０年的歌：“从北京到延安／路途是多么遥远／告别了父母／离开了城市／我插队到延安／那天夜晚我梦见／妈妈来到我的床前／轻轻抚摸着我的小脸／泪水洒在我的胸前……”
      北京知青辛酸生活洒满人生道路。知青们的后代，将如何在北京和宜川两个差异巨大的城市之间找到平衡？这又将会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了解北京知青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些“北京娃”的不易，而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难以理解这段历史。但不论是于晓雅、张观湘，还是延安其他县区的北京知青，他们都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延安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