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 妨 读 读 这 本 书

　　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地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切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

　　上述现象不免使人产生联想，但也不必“对号入座”。这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50多年前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大革命前法国现状的精彩描述。

　　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向与会专家推荐这本书时说： “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发人深省的是，这样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1794年7月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共经历了5年历程。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还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正如列宁所说：“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致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最擅长的，是评论历史，而不是叙述历史”。他在晚年（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写对这段历史的全部思考与评价”，“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一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

　　因此我们终于看到，1789年，法国人民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迵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

　　然而托克维尔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想象的要小。并且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起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

　　在大革命前的法国，随着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走向革命。

　　更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他们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有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

　　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与我们多年形成、长期固守的思想“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和“压迫越重反抗越大”截然不同的论断：革命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这是因为，“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特别是，大革命之前“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加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18世纪法国的“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前世之事，后世之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对特权、腐败、不公正、不作为，以及其他不正之风更加难以容忍。所有这些，都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

“改革的时刻”，“改革的时刻”，……明显地走向革命。

　　感谢批阅点评！

　　“随着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

　　托克维尔的这一发现，或许会使我们对“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现象产生与以往不同的感悟。

　　感谢批阅点评！

　　在大革命前（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地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切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

　　特别是“几乎无人不拼命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现状的联想，甚至忧虑。

　　18世纪法国“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宗 教 信 仰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谈到宗教问题指出：

　　宗教的惯常特征是把人本身作为考虑对象，而不去注意国家的法律、习俗和传统在人们的共同体上加入了什么特殊成分。

　　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调整人与上帝的总体关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权利和义务，而不顾及社会的形式。宗教指明的行为规范并不限于某国某时的人，而主要涉及父子、主仆、邻里。宗教既然植根于人本身，便能为所有的人同样接受，放之四海而皆准……宗教愈是具备这一抽象而普遍的特征，便愈能广泛传播，不管法律、气候、民族有何不同。

　　也许，托克维尔的论断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文革”。他说：

法国“大革命激发了传播信仰的热情，掀起一场宣传运动……或者不如说，大革命本身已成为一种新宗教，虽然是不完善的宗教。”

　　“与其说非宗教使人堕落或风气败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奇特的极端行为。”

　　“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

　　“人们把法国革命看成面目可憎，主要是从这里（注：所有的宗教信仰普遍威风扫地）得来的印象。”

　　在彻底否定“文革”后，又出现了信仰缺失的现象。托克维尔似乎猜到我们在想什么，在书中指出：“人们热情而不懈地力图把曾充斥灵魂的信仰扫除掉，却使灵魂空空荡荡。”

　　“如果说进行大革命的法国人在宗教上比我们更不虔信，他们至少还保持着一种我们所缺乏的令人赞美的信仰：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对于他们，这种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

　　现实不正是这样吗？许多人在“灵魂空空荡荡”的同时，实际信仰的也只有“相信自己”。

　　然而，宗教是不可或缺的。正如托克维尔遇到的第一个美国人所说：“没有宗教，文明社会特别是自由社会，便无法生存。”在他看来，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和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连最不通治国科学的人也起码懂得这一点。

　　“像自由民族中历来发生的情况一样，强大政党发现把它们的事业与教会的事业连结在一起是有利的。”

　　在我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也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长期以来，我们以无神论者自居，甚至为荣，漠视、鄙视，甚至仇视宗教，缺乏对正当宗教应有的包容和理解。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偏见和狭隘。

　　　　　　　　　封 建 残 余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涉及美国和中国的文字很少，却挺有意思。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发现：“美国没有封建制度这个强大的敌人。”“这个年轻的民族相当晚才发现历史科学。正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暮色中开始飞翔。（密涅瓦里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这和我国的历史截然不同。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给中国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成为“深植于这片古老土壤中的当今社会的根系”。

　　在书中，托克维尔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中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封建制度）倍加赞扬。（包括朝堂议政、科举选才等等）

　　自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不复存在，但封建残余却随处可见。对此，我们已经见怪不怪。然而托克维尔却发现，大革命前法国“这些封建残余权利的勒索比封建时代还要苛刻。”

　　这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身边的封建残余，甚至不免联想到“黑心的矿主”、“吸血的老板”，以及“仰人鼻息的帮闲打手”、“道貌岸然的硕鼠贪官”,还有那“暗藏杀机的霸王条款”。

　　原来“这些封建残余权利的勒索”，真的“比封建时代还要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