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文革当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安排憋在城镇的三届初、高中学生，如何安排小学入学、升学，由于文革运动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导致国家实在安排不了这些人或升学或就业，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负担。怎么办？文革当局开始瞄准农村这个矛盾的“泄洪区”，只有农村能够安排这么多的城镇学生并简单易行。

 那时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本来早就过剩，生产力低下，农民生活水平普遍处于贫困状态，只不过农村社员不满情绪形成不了气候，对社会稳定构成不了影响，所以上级怎么安排农村基层组织怎么执行就是了，当时的农村就像个大破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比如：四类分子被遣送的、劳改被释放的、城市有两只手被“不吃闲饭”的、没有正当工作单位的、社会闲散人员、下放劳动改造的、有历史问题的、个人成分（不是指家庭出身）太黑的、单位表现“不好”的、走五七的、好人和“坏”人...，统统往农村赶，当时就流行这样一句话，下乡没好人好人不下乡（五七战士和知青除外）。

 五七战士和知青以外的其他人员均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命令将其赶到农村去，这些人不得不听。但对待五七战士和知青就得做所谓的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动员这么多的学生服从？如何说服家长？如何在短时间内将城镇上千万的学生安排到农村去，缓解城市压力和社会问题，矛盾向农村进行转移？那就得用冠冕堂皇等政治语言来进行宣传粉饰，但问题的实质不能这么直截了当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就需要用 “反修防修””、“继续进行无产价级文化大革命”、“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缩小三大差别”、“同走资派进行斗争”等等来为下乡到农村涂脂抹粉。

 其实我们国家1960年以后实施的城市部分青年学生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的办法，也是因为国家生产力低下，经济建设缓慢造成的，但那时完全取决于个人自愿。

   各省市从1968年8、9月开始陆续安排初、高中学生下乡插队，在时隔长达3个月的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才发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震耳欲聋的号召，以后“再教育”成为了所有知青和全民的语言，我们1968年12月22日以前下乡的知青都改口变成了是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到农村的，我们真是先知先觉。

   近千万的知青被剥夺了继续学习的权利并在很短时间注销城镇户口，文革政府终于松了一口气，城市相对清静了，矛盾也转移了，他们眼不见心也不烦了。

   当时安排是那样倡促，那样的随意，绝没有商量的余地，只有下乡一条路，去也得去，不想去也得去，必须去。文革运动造成积压在城镇的大批在校初、高中学生毕不了业，小学又升不了学，文革运动又不能结束使文革政府骑虎难下，以致出现地方政府对知青下乡安排毫无准备现象。

 文革当中的知青大部分去了贫穷的农村插队，有的去了建设兵团、有的去了边疆国营农场。到农村去的能接受到贫下中农“再教育”，兵团、农场没有贫下中农，他们接受谁的“再教育”？

 实际上文革当中的知青下乡运动理论混乱实践错误！不得人心！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既然“文化大革命”被中国共产党全盘、彻底否定，难道唯独“文化大革命”时期孽生出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正确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道理太简单，绝不正确，理所当然应当被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丧钟被敲响，文革运动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此寿终正寝，有位知青说得好“毁灭一代人青春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为遥远的历史回声，我们对那段沉重的历史要说的只是一句话：我们能熬过苦难、承受苦难，但决不赞美苦难”！我们没有理由要对过去的浩劫送出“青春不悔”的秋波媚眼。

文革中的知青就是文革的牺牲品，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