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回顾毛主席晚年那一场“认真的演习”——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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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革演习初期的“白军”自己如何制造了“红军”

　　在研究文革的各种文献中间，1980年代新出的文献大多数是不可靠的，尤其是高官回忆录之类的可信程度最低。到目前为止，老田所见过的文献中间，对文革早期事态演变最为真实和完整的文献只有一份：1967年北京造反派编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这份文献的珍贵性在于：利用当时不利于当权派的时机搜集到了许多当权派不得不“老实交代”的材料，此后文革走下坡路的同时当权派的权位回升，就倾向于掩盖或者颠倒、歪曲他们在文革初期的不良表现。所以，文献本身就体现了政治性：在当权派居于最不利态势下的文献，倒是最能够反应文革史实的。

　　根据这份珍贵的文献，文革演习最初是没有红军的，首先是“白军”出场。刘邓等人坐镇主持运动，各地的运动花样繁多。湖北是按照王任重的指示按照第二个反右运动来搞的，云南按照邓小平的指示把中小学教师集中起来排“左中右”，在北京高校是整干部为主的“搬石头”模式。北京市以整高校干部为主，武汉市是以整学生为主，云南则以整中小学教师为主。这些整人方法在官场中间都有以前的经验可资参考，但是，基本上跟发动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没有太大的关系，也跟四清运动中间的《二十三条》没有关系。换句话说，那些当权派也是心里无数，想怎么整人就怎么整人，想到哪儿就整到哪儿，没有一定之规。

　　清华大学运动的花样翻新，算是代表性最强，第一阶段是按照刘少奇在1947年平山县土改中间创造的“搬石头”经验搞的——在这个经验中间工作队下去之后把基层干部当作拦路的石头一脚踢开，这个搬石头的经验在王光美新创造“桃园四清经验”中间被再次向官场传递和放大，占据了很大的市场，刘邓指导北京高校早期的文革运动基本上都属于“搬石头”运动：工作组进校之后发动最无原则的积极分子揭发批判他们指定的干部。后来因为有蒯大富等学生出来质疑工作组，就迅速转入“反干扰”模式，由王光美亲自指导。

　　如果要说文革与通常的群众运动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民间有很多的思考者对当官的胡乱整人公开提出批评意见，今天回顾起来，这些民间的批评意见之所以能够提出来，有两个原因：一是1963-64年的中苏论战九篇政论文在全社会组织了普遍学习，许多底层人士由此获得如何判别修正主义的初步知识，至少也是由此掌握了一套批判官场的话语;二是当时大学生和机关的年轻干部普遍下农村参加过四清运动，除了掌握四清运动的政策之外，还对于中国底层社会和官场落差有了基础性的认识。在外交部批评官老爷的年轻人很多就是参加过湖南农村四清，由此看到了那些勤扒苦做的农民与官老爷之间的巨大鸿沟，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是真的把农民当人看的，他们看到一个农业劳动力劳累终年却只生产4000斤稻谷约合320元人民币左右，但是外交部有些官老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却年收入三四千块，外交部最初的“44人大字报”中间的批判意识从这个巨大的落差中间产生出来的。而地质学院的学生敢于站出来为老院长鸣不平，也是因为很多学生参加过四清，知道相关政策和做法，由此判断出地质部的工作组完全是倒行逆施。由此看来，中苏论战的政论文学习和四清运动的微薄政治经验，是文革早期激发民间批判意识的两大源泉。

　　北京运动的倒行逆施，在受到民间的批判意见之后，迅速激发了高官们的强烈反弹，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批评意见镇压下去，这就是当时的“驱赶工作组”事件和“反干扰”决策的内在对立。反抗越是强烈，镇压就越是毫不手软，北京进行了二十多天的“反干扰”运动，据后来统计，北京24所高校中间，有10211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和2591名教师被打成*。[i]这个镇压运动还没有最好完成，就受到陈伯达和康生的竭力反对，而且毛主席在武汉游泳之后也快要回北京了，这个时候很多高官好像才从梦里醒过来，原来中国还有一个毛泽东存在，不能够真正地为所欲为。醒过来之后的薄一波赶紧去了一趟清华，部署停止“反蒯运动”转入“斗黑帮”阶段。而反蒯运动原本是工作组受到批评意见之后，在王光美的亲自指导之下，停止“斗黑帮”转而搞“反蒯运动”这种典型的“反干扰”做法的。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地质学院运动还处在“搬石头”的第一阶段，就有很多师生因为同情院长高元贵，而奋起批评工作组的错误路线，1966年6月20日发生了近2000人的游行反对工作组。清华和地院的区别，没有引起文革研究者的重视，清华的蒋南翔是知识分子干部，而高元贵是工农干部，两个人之所以当权都是上级任命的，他们当权的方法有本质区别，恰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掌权方式，蒋南翔代表了较为正规化的官僚制模式，而高元贵则保留了从根据地时代的“游击作风和农村习气”——群众路线模式，在高元贵的掌权模式中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走群众路线就需要经常下去与教职工和学生交朋友。蒋南翔的权力百分之百是上级给的，他不感觉到有与底下的群众交朋友的需要，上级要收回权力同时进行侮辱批判，底下的教职工和学生也感觉不到要提出反对意见的理由，所以，工作组说咋办就咋办，而且唯恐跟得不紧。但是，高元贵硬是透过走群众路线，在基层创造了第二个权力基础，这个权力基础是自下而上赋权的，独立于上级的任命，因此，当薄一波和何长工等人派出工作组要撤职查办高元贵的时候，遭遇到第二权力基础的反弹，这其实就是地院620事件背后的逻辑。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自杀，也一样激起大学生的广泛同情和对工作组的憎恶，由此开启了重大八一五与重庆市委的对立，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八月中旬很少出现强大的造反派力量，完全是因为郑思群之死所激起的舆论同情。对比了高元贵之后，才知道蒋南翔的状况有什么不同，蒋南翔其实没有在民间创造出第二权力基础，结果当然是“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陶铸出面讲了一句话他就彻底完蛋了。

　　高元贵被工作组批判为*修正主义分子的时候，有一个地院学生李永璋去高的家里，把他家里打了很多补丁的破床单拿出来，绑在竹篙上在校园里游走示众，说这就是老院长如何变修的证据。学生对于老院长的同情和支持，极大地激怒了工作组及其上级薄一波、何长工，他们采取强硬手段想要瓦解学生对高的支持。在北京6月底的反工作组浪潮中间，地院反工作组的力量是最大的，在“反干扰”阶段地院工作组的任务也最为沉重，所采取的手法也最为恶劣，结果，这又导致反工作组的学生更大的反弹。在北京高校中间，地院东方红是第一个在校内取得多数地位的造反派组织，最先由少数变成多数。

　　相应地，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点了四个高官的名字，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其中薄一波和何长工榜上有名，另外两位一个是甘肃省委书记汪锋和黑龙江省长李范五。因为薄一波与何长工非常不幸运地遭遇到了最强大的反对派，为了镇压反对派就不得不采取最为恶劣的手段，结果使得他们在整个当权派中间的表现都显得特别突出。正是在很多高官整人的时候，文革小组跳出来支持少数派，结果在群众中间形成截然相反的印象：毛老人家评价说：“中央有很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这个部得改一改。”(摘自周总理九月十九日讲话传达，载《毛泽东思想万岁》)文革小组有多么能干，谈不上，但是，在近乎整个官场都在支持胡乱整人的时候，有且只有文革小组出来主持公道主持正义，这样的对比实在是太强烈。文革小组暴得大名，真有点“投机取巧”的感觉。

　　蒋南翔这样的当官模式，其实在文革起始阶段尚不占优势，占优势的是高元贵那样的工农干部。也就是说，高元贵掌权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毛时代政权的性质：蒋南翔更为接近韦伯所说的那种纯粹的“合理合法型权威”，但高元贵则还有着自己结合基层群众所获得“自下而上赋权”的社会领袖成分。高元贵的例子能够很好解释文革期间强大的保守派存在的社会基础，当然，这是共产党掌权的“群众性”和“人民性”所在，是群众路线在政权中间所体现出“健康”的一面。反过来，王光美发动积极分子搞反蒋反蒯看起来也有一个群众运动的外观，但是，实质上是通过组成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形式来无原则地斗干部都群众，被斗的干部群众没有一个是心里服气，但是都不敢反抗，除了蒯大富死不投降之外。王光美这样样式的操纵群众中间的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整人，则是群众路线的异化形态。这种异化形态的群众运动，之所以能够实施，关键乃是在于上级掌握下级的命运，而且以这个奖惩的权力去诱导无原则的阿从，从而实现了坏干部与假积极的结合。

　　有人说造反派都干的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活，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真正的踢开党委都是工作组干的，而且，地院的造反派是反对工作组踢开党委书记和院长并加以污蔑的，也就是说，地院的造反派是反对“搬石头”起家的。这与武汉高校有所不同，武汉高校的造反派都是反对“反右派”起家的。清华的造反派是从反对“反干扰”起步的(当时王光美命名为“反蒯运动”)，与武汉近似。李达被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陶铸合伙开除了党籍，活活整死，至少当时没有激起学生的及时反对，等到造反派占据一定优势之后，才有大批造反派大学生跳出来为李达翻案。

　　王光美指导下的工作组整人模式，在清华构建了“整人的人”和“挨整的人”的对立，前者在文革的演进过程中间逐步形成保守派，后者成为造反派，这双方的对立和辩论内容都是立足于文革早期的事实，并且逐步回溯到共产党执政十七年的整个时期。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后，是在王光美(及其背后的刘邓、薄一波、李雪峰、胡克实等)等人所开创的局面中间，选择性地支持挨整的弱势群体——少数派，等到1966年冬天的时候这个少数派就变成多数了，从文革演习的史实看：红军是反文革派“缔造”出来之后在文革派的支持下发展壮大的。

　　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后，对第一阶段白军的表现做了一个总结评论：“在前清时代以后的北洋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的。现在的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家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都写在宪法里。从这次镇压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我看该处理。”(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载68年汉版《名字的思想万岁》)

　　毛主席这里所批评的是白军的第一梯队，在撤销工作组之后，多数是有第一梯队白军的子弟所领导的白军第二梯队出场了，第二梯队一出场就掀起了腥风血雨。这两个梯队还是有差别的，毛老人家批评第一梯队之后，第一梯队中间很多人从来都是不服气的，随时预备倒打一耙，陈毅就是这样的，他不仅不反省自己派工作组把群众打成右派和*的错误，还对毛泽东倒打一耙说毛是“乾纲独断”，但是，第二梯队虽然也搞造谣污蔑，但是，他们的罪行是赤裸裸的无法遮蔽，因此，才有陈小鲁的道歉表演。不过，就事而论，第二梯队的坏法，也只有陈小鲁的西纠组织首屈一指，在全国保守派中间西纠的表现也是最坏的，比武汉的百万雄师还要坏得多。

　　在毛主席和文革小组扶持少数派转向多数的时候，当权派们在表面上沉寂下去了，甚至有些人还做了公开的检讨。但是差不多就在撤销工作组，支持少数派批判工作组的错误的同事，他们的弟子跳出来了，这些官二代在演习中间出场之后，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是想要马上转入斗黑帮，想要把运动回缩到初期的“搬石头”模式;二是开始武力殴打和驱逐所谓的“黑五类”，从而掀起1966年8月份的“白色恐怖”。官二代或者太子党在文革演习中间一出场，就把文化大革命转向武化大革命，抄家、破四旧、剪阴阳头、打死人等等，这是反文革派的第二波大动作。

　　到底是不是老子丛恿儿子搞法西斯活动的，这个问题当时就没有深入追究下去，今天人们是否相信他们的老子没有插手，那全看人品了。有人把这些干部子弟冲出来干的法西斯罪行，比拟为法西斯德国水晶之夜的冲锋队，这也许苛刻了一点，但是，就整个文革期间而言，像北京西纠那种行为是政治上最堕落最不可原谅的罪行，武汉的百万雄师武力进攻造反派杀死上百人杀伤数千人，这也是典型的法西斯，但这种法西斯多少还有一些政治内容，体现一些政策上的差别，不像西纠那样完全是残害无辜的平民。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武汉的特别行动委员会，都是干部子弟的组织，参与文革也都是从残害无辜开始的。这种政治上的腐朽和堕落，虽然掀起了很大的声势，给普通民众包括造反派带来很大的心理恐怖，但是从根本上遭遇到民众的痛恨和憎恶，丧失了人心，从反面给文革派的出场预备好了群众基础。毛老人家后来评论“红二代”别动队的时候说：“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有的戴黑眼镜、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乱捣，打人、杀人，杀死了人，杀伤了人。这些人多数是高干子弟。如贺龙、陆定一的女儿。”(毛泽东：《给周总理的亲笔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载68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

　　《老子》中间说：“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坏人在文革演习中间隆重出场，专门倒行逆施得罪老百姓，就好像就专门是为了衬托好人为什么好似的。这恰好符合毛老人家所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公式，就这样，反文革派在文革一开始就抢先出场，为自己预备了强硬的对手，这个对手在得到毛主席、周总理和文革小组的支持之下，迅速壮大。

　　从文革的起始阶段看，是“白军”第一梯队透过整人这样的倒行逆施，硬是在民间创造出一个对立面“红军”，而红军从1966年7月底之后，开始得到庙堂红军的支持而逐步壮大。这才是文革演习第一阶段的历史事实。

问题1、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我们中学生是被利用来开路……

当年的事实，并非刘所说的那样，而是百度介绍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 党 反 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
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

今天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的确在中国一定程度的复辟了。
 
 
问题2，个别人的恶习，不能用干部子弟这个整体来形容。
 
问题3，三六九等是血统论的同宗，都是封建社会的遗毒，它出现后很快就被毛主席纠正了。
 

不要以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说一说的一句口号，其实“为人民服务”一语中的道出了权力的执政基础和权力的本真含义。

试想，权力一旦脱离了人民这个根本基础，当然水可载舟，也就可覆舟；权力一旦脱离了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也就失去了人心使权力的真意遭到扭曲，被异化成少数人谋利的资本，从而失掉了存在的理由与合法性。

这就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走不出“周期律”的主要原因。

中国要达到政治上的人人平等，不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即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人人起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管理自己国家的主人翁精神，是根本不行的。

中国如不进行深入骨髓的文化大革命，揭掉蒙在权力之上的神秘面纱，荡涤附着在权力之上的污泥浊水，还权力的本质面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就不可能向前进步。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所在。

文化大革命的世界意义就在于：他敲响了统治人类几千年的私有制的丧钟，建立起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为社会主义前进的航程拨正了航向，为社会主义早日走向成熟完善奠定了基础。

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觉悟，使人们的世界观得以提升。

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提供了推动力；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指明了方向。

这个目的已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了，想用“否定文革”抹杀这种意义，除了证明自己的反动猥琐，还能起到什么作用？

（摘自楼主文的其他网站沙发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