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另一面

秦城监狱是中国最著名的监狱，文革期间，曾关押大量中共高级官员，其中有一部分是女囚。关于秦城监狱的这段历史，作家木木在《秦城监狱中的女人们》一文披露，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周恩来养女孙维世等女囚在秦城监狱中鲜为人知的经历。
“那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每天夜晚，半夜三更的时候，汽车叭叭地响起来，那是又一批犯人被送了进来，犯人进来的时候脸上蒙着黑布，被牵着分到各个牢间……”
文革终结了，可文革期间残害无辜的秦城打手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终结而受到清算，那个秃子就仍在秦城上班，偶尔还要到公安部去办事。就在那天去公安部时，他被火眼金晴的严慰冰赶上了。

秦城监狱没有女看守，却不乏女犯。

文革期间的秦城女犯，大多是女人送进去的。

有本事在秦城监狱私设公堂的女人当然不是普通女人。

这样的女人全中国只有两个，即“第一夫人”江青和“准第一夫人”叶群。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无疑是秦城女犯中骨头最硬的一个。

严慰冰因写匿名信辱骂叶群，于1966年4月28日关进北京市看守所，是文革期间所有女政治犯中第一个身陷囹圄的。林彪叶群不时查问审讯进展情况，林彪甚至在案组报送的材料上，批了一句令人心惊肉跳的话：“我要把严慰冰杀十次！”

严慰冰既然受到如此“青睐”，专政部门当然要给她最高“礼遇”。看守所派了六个女警官、六个男警官监管严慰冰一人。　　1967年2月11日清晨，严慰冰被押往秦城。

关于秦城监狱，严慰冰有这样的回忆：
“车进监狱，换穿黑色囚衣，原先旧时衣着丝毫不见面了。”
“住的是单身囚室。一进囚室，那巨大的铁栅栏自动锁上了。一个胖看守对我说：‘你！这死囚！硬不低头伏罪。如今，先要把你的威风打掉！这叫先整态度。’他随即用手铐锁住我的双手，一面唠叨着：‘这叫自动铐。老老实实沾光些，若是乱动、乱折腾，便越咬越紧。’又说：‘你不知道年月日吧？可以告诉你：今天是1967年2月11日。’还说：‘从今起没有你的姓和名，6707是你的姓名……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
“监狱领导下命令说：‘你！案情严重，态度恶劣！不配享受政治待遇！规定：

（一）不准晒太阳；（二）不准洗澡；（三）不准阅读书报！……’”

“那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每天夜晚，半夜三更的时候，汽车叭叭地响起来，那是又一批犯人被送了进来，犯人进来的时候脸上蒙着黑布，被牵着分到各个牢间。我在99号，这是一个6平方米的斗室，水泥地潮湿冰凉，床离地只有七寸高，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得关节炎和风湿病。
一个水泥的抽水马桶，水管的总开关在外面，如果看守人中认为有必要熏你一下的话，只悄悄地将总开关关上，里面就一滴水也没有。”
“动辄得咎。看守带着卫兵不论白天黑夜可以随便打开囚室门，用棍子猛打我；或者在三九寒天要我光着脚板在水泥地上罚站，一站就是一个上午，下肢抽筋、发麻……”
就在秦城监狱，严慰冰巧遇好友孙维世──可惜是只闻其声而未见其人。 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养女、著名的艺术家，她深知江青在上海的底细，延安时期孙维世与江青同台演出话剧《血祭上海》，才气过人的孙维世大压江青的风头。作家黑雁南在《十年动乱》一书中说，江青曾亲口讲过：“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在延安，她凭着当时的姿色，夺走了我热恋的一个才子。”1968年3月1日，孙维世被莫名送进了秦城监狱。
那是1967年夏秋之间的一个早上，从严慰冰的隔壁──100号的窗口，忽然传出一曲“女声独唱”。她爬在自己窗口下面一听，是用俄文唱的苏联歌曲《祖国的英雄》。歌唱者是谁呢？难道是外国人不成？严慰冰没听出个究竟。以后，每天早上或傍晚，这个歌声就会昂然而起。严慰冰懂得一点俄文，也熟悉这支歌曲。有一次，她就用中文和着这歌声
一起唱起来。这一下激怒了看守，他用脚梆梆梆地踢门，大叫道：“混帐，不许唱歌！”又冲进囚室，要以“闹监罪”给严慰冰上紧铐，严慰冰只好不唱了。隔壁的歌声却没有哪天中止过。
终于有一天，严慰冰听出来了，那是孙维世的歌声。事情是这的：这天，发给她们的“饭”是长了白毛、发了霉的窝窝头，“菜”是一勺子看不见菜叶子的汤，泥沙倒有一半之多。严慰冰一看就恶心：这样的东西吃下去非拉肚子不可。但还不能不吃，若因吃不下去而倒掉饭菜，轻则挨打，重则挨紧铐。严慰冰只好假装吃着，趁看守不注意时，把窝窝头捏碎，塞在床铺下，上厕所时再偷偷扔掉。可是隔壁的歌唱者却不能忍受了，她大声叫喊着：“这不是人吃的，这是喂狗的，给你们，拿去喂狗吧！”随着喊声，一个窝窝头从她的窗口飞了出来。一听这说话声，严慰冰从头凉到脚──她原来是孙维世呀！严慰冰与孙维世可熟悉了，战争年代从陕西到河北，两人在一个队伍里，一路上边谈边行军，形影不离。现在在秦城监狱，两位知己竟然又成了“邻居”。
孙维世这一闹，大祸马上从天而降──立即被拖出去毒打。大概是伤势太重，从此严慰冰就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歌声。过了几天，看守叫严慰冰到隔壁的100号囚室打扫卫生，严慰冰还想：这可是与孙维世见上一面的好机会。可到隔壁一看，办室已空空如也。
100号囚室是隔离间，是牢中牢，安有两道铁门，一道是大铁门，有两三寸厚，门一关上就“哐当”地一响，在空洞的房间里久久回荡，阴森恐怖。第二道铁门是铁栅栏门，自动锁，关起来哗哗作响，没有钥匙谁也别想把门打开。
这屋里连床也没有，人只能睡在地上，水泥的马桶上没有水管的开关，里面都是大小便：洋灰墙上印着斑斑点点的黑色血迹。孙维世是转移走了，还是死了？
严慰冰一看这景象，不敢再往下想。后来才知道，那一次孙维世的确是被打死了。

她恨透了秦城监狱那帮打手，特别是其中一个秃顶的家伙。这秃子曾“用那硬烟灰缸专捶我的后脑瓜，好一顿毒打。末了，他使劲把我往墙角推，我被摔出老远，摔倒了。三个门牙被打断了。嘴唇破裂了，满口是鲜血。我把血吐在审讯室地上……” 
严慰冰对此刻骨铭心。但在严昭搬来住之前，她并没有想到要采取什么行动。见到了严昭的“早课”，她怦然心动：光记住有什么用？必须让那些恶棍付出代价。她说干就干，第二天就开始寻找那个打手。不知道打手的名字，没有关系，秦城监狱属于公安部，山不转路转，总有一天他会去公安部办事，就去公安部门口等他。 
严慰冰猜得一点不错，文革终结了，可文革期间残害无辜的打手们并没有都因为文革的终结而受到清算，那个秃子就仍然在秦城监狱上班，偶尔还要在一个月内到公安部去一两次。就在那天去公安部联系工作时，他被火眼金睛的严慰冰盯上了。 
看到秃子那熟悉的身影，严慰冰心中一阵狂喜：半个月的辛苦没有白费，这小子终于给我撞上了。但她仍然不动声色，从从容容地 
继续守候在大门口，等秃子出来时“复核”一次，免得万一看错了人。 
一直等到中午。那小子饭饱酒足之后，慢悠悠地从公安部大楼踱了出来。刚走到大门口，严慰冰出其不意地跑到他面前，大喊一声：　　“邵名正，你还认得我吗？” 
邵名正吓了一跳，看见面前站的是昔日“专政对象”严慰冰，他完全没有了“专政机器”的凛凛威风，一张麻脸刷地变得煞白。 
严慰冰向公安部负责人反映了秃子助桀为虐的暴行，秃子终于受到了惩罚。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一到，必然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