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车上千余名赴陕西插队的北京知青一起，按照列车广播员的指令起立，面向列车行进方向手持毛主席语录，眼含热泪向他老人家宣誓。近四十年的时光流逝消磨了我对誓词内容的记忆，但对宣誓时我的目光不时停留在左前方那位穿蓝色棉猴女同学窈窕身影的情形，却记忆犹新……

      记忆犹新，不吐不快。即便是说来话长，也要从头说起。我和这位穿蓝色棉猴的女同学虽然在同一所中学读书，但不在一个班；不但不在一个班，而且在学校里从来没有任何往来。可以这么说，很多与我要好的同学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九日前压根儿就不知道我认识她……

      话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猜到是咋回事了吧。对了，我和她的关系可以用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来形容，那就是“青梅竹马”。我的父亲和她的父亲当年是并肩战斗的战友，抗战结束后分别在不同的部队工作。全国解放后又都来到了北京，在军队大院集中的西郊落下了脚。在五十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上，两位战友重逢。随着父辈的重逢，我遇到了她—注定要影响我一生的女孩子。

      我生活在除了姐姐就是妹妹的家庭，从小就习惯和姐妹以及她们的朋友交往。可以说对女孩子的脾气秉性、爱憎好恶了如指掌，因此一直颇得女孩子的“青睐”。在和女孩子交往方面具有一般男孩子不具备的优势，可说是“如鱼得水”呀。但不知咋回事，每当我见到她时，那种和女孩子交往时挥洒自如的感觉立刻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十分的拘谨、甚至是羞涩。每当与父母去她家做客或者陪父母在家接待与父母一起来的她时，我总是羞于和她攀谈。最后的结果是：除了做为两家孩子的代表和大人们一起吃饭时可以说几句话的特例外，彼此之间只有在刚来和临走时相互点头致意的份儿。当然，对此我并不服气。总是借着去找她哥哥、弟弟玩儿的机会想要“扳回败局” ，但都以“失败”告终。

      对于我的这种失常表现，父亲早有察觉。知子莫如父嘛！有一次和我聊天时，父亲谈起了她和其他经常往来的战友家的女孩子，他笑着问道：你是不是觉得她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这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确实不一样，大大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首先是她的沉静、那种超出年龄的不同凡响的沉静使我十分佩服；然后是她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冷静与果断。对许多在同龄人看来十分复杂、困惑的问题，她能够用很简洁的语言归纳出个中奥妙并提出非常得体的处理办法。对于这两点，父亲曾在批评我的时候采取“比较法”对我大加张伐：你遇事优柔寡断，处理问题能力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儿！看看人家，别看是女孩子，可看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比你强多少倍！你还不愿向人家学习呢？狂什么狂？说实在的，我能不懂这一点吗？可正因为懂，就更不好意思在她面前说什么了。

      嗨，其实父亲没有说、也不好说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她的那双眼睛，那双时而如清澈见底的小溪、时而如深不可测的湖泊；时而迸发出激情的火花、时而又放射出严峻的箭镞；但更多时候笼罩着忧郁色彩的摄人魂魄、令我难于直视的眼睛……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里向全国人民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新指示。

      欢呼庆祝之后，我开始面对重要的抉择：是等待分配去工厂或是当兵，还是和因为家庭原因不能去工厂更不能当兵的好弟兄一起去插队？

      经过几天认真严肃甚至是痛苦的考虑，我终于做了决定：报名去陕西插队！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征求父母意见而作出的影响一生的重大决定！

      回家之后，我忐忑不安却又理直气壮地向正在看文件的父亲“通报”了我的决定，并做好以慷慨激昂的言辞驳斥任何阻挠我上山下乡革命行动的准备。出乎意料的是，父亲静静地听完我的话后，没有做出任何激烈的反应。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足有好几分钟没说话。就在我感觉支持不住的时候，他微笑着说：“你既然已做出决定，那就去吧。”说完又继续看他的文件。

      父亲的举动使我既伤心又愤慨：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你儿子嘛！怎么能如此冷漠无情？不理他，走！

就在我要走出房间时，父亲叫住了我。他连续问了我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望着我瞠目结舌的样子，他又补充了一句：“要去插队了，总得去看看你那些叔叔阿姨。革命行动也不能不讲礼貌，说走就走嘛。”

      锐气全失的我静下心来仔细琢磨父亲的话，觉得非常有道理。特别是应当去看看叔叔阿姨们，还有应当去看看她。否则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再见呢。

      在父母陪同下，我第一次以主角的身份进了她家的门。父母向显然已有准备的叔叔阿姨郑重地介绍了即将奔赴陕西插队的我的身份；我也以走上社会的成年人应有的礼貌和矜持向叔叔阿姨告别，并说了些非常合乎时尚的豪言壮语。在我面向叔叔阿姨侃侃而谈的时候，不时用余光扫视着静静地坐在一旁的她。和往常一样，她侧着脸倾听着，脸上没有出现任何惊诧的表情。只是在我转过身来向她礼节性地说些冠冕堂皇的告别辞时，她的眼睛瞬间闪烁出我所熟悉的、她特有的复合型表情，而后就恢复如常了……

      转眼间，一月九日到了。我和父母、姐姐一起走进了熙熙攘攘的北京站第一站台。在和送行的同学们摄影留念、接受纪念品之后，我开始在人头攒动的站台上寻找我此时极其想见到的人。很快，看见了她身材魁梧的父亲、看到了她的母亲和站在父母身边的她。嗯？情况不对头！穿着我很熟悉的蓝色棉猴的她，为何也斜挎着一个只有凭下乡证明才能买到的大号黄色帆布书包？我的脑子一时间乱了，心扑通扑通乱跳,血一个劲儿往头上涌,糊里糊涂地被父亲拽着到了叔叔阿姨身边。

      叔叔像对大人一样和我握手，并嘱咐我要努力向贫下中农学习、刻苦锻炼自己。父亲也向对大人一样和她握手，同样说了些勉励的话语。母亲则像所有母亲那样，亲热地拉着她的手说长道短。就在我刚刚缓过神来，明白她也将和我坐同一列火车奔赴陕西的时候，阿姨拉住我的手，把我拽到她身边：

    “你看你这个同学呀，一直不吭声。那天你走了以后，就非得去报名……”看着她嗔怒的神情，阿姨改变了话题。

    “你们在家是朋友，在学校是同学，到了农村、走上社会就是参加革命，就是战友了！你们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呀！”阿姨的眼里闪动着泪花，握着我的手的手也颤抖了。

      我的心被这番话语重重地锤击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说不出话来，望着阿姨充满恳切期望的面庞，我只有默默地点着头。

      也就是在这一瞬间，我感受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责任并在心里对她做出了永远对她好的承诺。

      列车出站了，我和她、和一千多名北京知青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

      是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不会忘记在第一站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对阿姨默默的点头和内心对她的承诺





作者：步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