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忘的回乡路

    插队时，回家探亲，那是一件兴奋的事。苦熬了一年，总算该回家了，想到家中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北京的美食，兴奋得几天睡不好觉。但每次回家都要付出点代价。首先就是走。我们村不通汽车，出门只能凭脚板子，在陕北三年，走的功夫算练出来了。上新市河赶集，往返80里，小菜一碟。去付家湾搂玉米不打歇就是40里。回北京一般不走县城，太远。就走到黄河边坐摆渡，到山西文城，就可以搭上汽车到襄汾坐火车经由太原回北京。这是一条最便捷的路，步行30多里就可以搭车了，耗时3天就到家了。
    那年11月底，挨到冬闲，我和同村一位哥们儿，打点好行装，带上北京邮来的罐头，兴冲冲的就上路了。走到黄河边，听说山西政局不稳，有可能停车，但只是耳闻，不敢确定。我们俩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还是走山西。过了河，我们一路上坡，翻过两道梁，走了10多里路就到了文城（现叫壶口）。过去文城就有汽车可达吉县，再换乘到襄汾。我们走到文城，站上人讲，可能乡宁武斗，得走到吉县再说。文城到吉县80里，就大半天的路程。这时已过晌午，不能歇在文城，还是走吧！我们沿着吕梁山的山间公路向吉县走，到了棺头山（品梁山主峰之一），天已全黑下来，公路两侧都是梢林，风吹得树林哗哗作响，公路一边是硝壁，一边是深渊，林子更加稠密，天上闪着繁星，沟里闪着绿光（狼眼睛），我们屏着呼吸，大气不敢出一口，手里紧握着矛子（扎枪），疾步前行，当时心里不怕狼，就怕人。因为在村里的时候，阎锡山的退伍兵就和我们说过：吕梁山凹凹里还散落着阎老西的残兵游勇，开荒种地，打家劫舍。我们一口气走过棺头山，见山凹里有一处灯光，哥儿俩悄然来到灯光处，这是一处两孔窑的小院，院门四开，隔门向里一望，见一个老汉坐在炕头抽烟。这才拍门。老汉出来，又瘦又小，我们报得身份，询问了此地离吉县还有20、30里地，这时已近半夜，老汉劝我们住下，明晨再说，以防万一。我们看那老汉不像歹徒，又只是一人，再加上肚子也饿了，就决定住下了。讨口饭吃，就住了另一孔窑，炕上什么都没有，就铺着一领席，将就了一夜。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俩起身便走，到7-8点钟就赶到了吉县。县城里冷冷清清很多店面都没有开门，到了长途汽车站，大门紧锁，一个人都没有，门上贴了个告示，说是所有开往襄汾方向的车停驶，何时恢复、什么原因不得而知。我们顿时傻了眼，下一步怎么办？好马不吃回头草，硬着头皮也得向前闯。下一站是乡宁，走到乡宁再说。吉县离乡宁100里，凭我们的脚力一天可达。出了县城，依然沿着盘山公路上上下下，到了晌午，坐在公路边，把北京邮来的罐头都装进了肚子，又继续前行。大约傍晚6-7点钟，走到了乡宁县城。城里电灯多了，明明晃晃，倒是比我们县发达多了，我们找个小旅馆住下，沿街看见不少背着步枪的人，臂带红袖章，一脸杀气，一打听是武斗队员，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们小心翼翼地到了汽车站，经人一说，因为武斗，汽车停驶十多天了，这可咋办？都到这份了，只有走下去了。到了襄汾，火车还能不通吗？横下一条心，死活也要回到北京去！
    从乡宁到襄汾，得要跨吕梁，到甲洼上太行，再下到汾河谷地才能到达目的。行程180里，大约一天多的时间，虽然已经困乏，但仗着年青，咬着牙也得往前走。一路上，身边驶着拉煤的卡车，招手截车，人家理都不理，呼啸而过。我们嘴里骂着“日你个球呀！”腿还得机械性的向前迈着。天渐黑了，我们赶到甲洼，又是100多里地，算来，从村里到甲洼我们已经走出300多里了。找个大车店睡下，次日清晨又咬牙赶路。此去襄汾还有百十里，我们俩只有默默地拉着已经走麻的腿向前走。行至中午，我们已到山顶，可望见山外的平原了。凭着我们这两条腿，横跨吕梁、太行两座大山，总算有了盼头。此时饥肠辘辘，找个小饭馆吃上一顿，做最后一拼。叫了三盘菜，刚扒下几口，忽听外面“嘎”一声响，一辆汽车停在路边，下来一个司机，也准备用饭，我俩撂下筷子，直奔那司机而来，我点头哈腰央求那司机：“老师傅，谢谢您啦，我们是陕西宜川的知青，回北京，已经走了3、4百里路啦。”我又指着同行的哥们，那哥们走了几天，本来就发黄的脸，又增添了几分绿色，头发乍着，“他得回北京看病，再走就不行了！您就带我们到襄汾吧。”那哥们配合着也装的奇像。眼睛虚着，哈着腰，喘着粗气。司机见状，将信将疑地答应了我们。我们笑到肚子里了，脸上不敢露出一丝来，连声道谢，饭也不敢吃了，怕吃饭误了车。待那司机吃饱了，手一挥叫我们上了后车厢。车顺盘山路而下，一会儿就驶入平原。还是汽车快啊！路边的行道树一扫而过，无垠的原野向前扩展着，村庄、乡镇近了又远去了。风有些硬，但我俩始终迎风站在车上，任风吹刮着，那得意的劲头，如同站在检阅车上阅兵一般。一个多小时，我们便进入襄汾市区。从村里到襄汾，我们走了3天，行程350里，平均每天110多里，总算熬到了火车线上，可以松口气了。
    下午，延误了2个多小时的火车进了站，向北直奔太原，刚到洪洞地界，忽然停了下来，再不前行了。骤然间响起枪声，列车员急忙招呼大家扒下，这时，嗖嗖的子弹穿车厢而过，吓得谁也不敢动，大约过了1个小时，枪声停了，车上走来了扛着枪的武斗队员，个个铁青着脸，盘问着旅客，倒没有什么动作。一会儿就下了车。车身动了，但不是向北，而是调头向南，我们连问列车员，列车员说是北线武斗升级，洪洞以北大乱，火车不敢北上，只有南下，至于南下前景如何不得而知。

    我们商量在侯马下车，取道晋城入豫走京广线回京可能保险一些。侯马是彭真的老家，比起襄汾来更是热闹繁华，我俩在火车站附近美美地撮上一顿山西面食，等了几小时，乘车到了晋城。晋城是个中等工业城市，街上脏得很，我们刚刚走出车站，准备到街上去逛逛，这时，从后面赶上一个青年人，油头粉面，他上下打量着我们，问道：“是不是北京知青？”我们应是。他自我介绍是天津来支援的铁路厂工人，很同情北京知青，当他听到我们这一路的坎坷，眼圈都红了，他抢过我们的行李，非叫我们到他家去歇会儿，说到河南的火车还有段时间，可在他那儿洗洗，歇歇脚。我们见他为人平和，就随他到了他家。他家不大，但收拾得和他的打扮一样，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先叫我们照了照镜子，天啊！两个炭窑里出来的小鬼。几番冲洗，这才露了真容。他招呼我们坐下，给我们煮鸡蛋、下面条，问长问短。难免说些不合时宜的话，真没想到，在晋城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我们遇上了这么一位仗义的大哥。他什么也不图，只是对知青的境遇、对当局、对时局发泄一种不满。吃饱饭，他替我们买了去新乡的火车票，并送我们上了火车。临别之际，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不断地挥手，直到看不见他那瘦峭的身影。

    在我的印象中，他，天津人，大概姓张，比我们大，这段萍水相逢，那张清秀的脸，油亮的头发，笔挺的服装，刻在我的心里，大哥，你好吗？！

    火车在北京站停下来，我们几经周折，靠我们的脚板，走过了黄土高原，越过了黄河，跨过了吕梁、太行，先后6天，终于回到了这块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北京。难忘的苦旅结束了，返乡难，难于上青天。

    那位天津张大哥真是个好心人！愿他好人有好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