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遇

    插队3年半，路遇数不清，大都模糊了，但有几次路遇，印象颇深。至今难以忘怀。

    1、遇娼

    襄汾，山西晋中南地区的一个中小城市，我们回京必经此地。大约在1971年，我只身一人回京，到襄汾火车站等车，准备去太原。当年火车晚点是很正常的事，等几个小时不在话下，我记得正值天寒地冻，也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能来，便走到候车室外面找点吃喝。车站门口，有个妇人支个茶壶柴炉卖醪糟。一毛钱一碗，热乎乎的，我肚子正饿，就叫了一碗。那卖醪糟的妇人，四十来岁，胖圆脸，身材不高，轻声细语，她见我在风中一个人哆嗦着喝醪糟，就搭腔问我的去向。她说：火车至少还得要两三个小时才能来，不如跟她到一个暖和点儿的地方呆会儿。我见她一脸和气，也就同意了。
    她叫人帮她看摊，就引着我走进车站旁的小巷，东拐西拐，走到一座小门外。打开院门，院内是三间北房，一明两暗，进得屋来，打开西进的门帘，那是一间很小的房间。屋里烧得奇热。四壁贴满彩画，黄灯下照，炕上卧坐着一个年青的女人，见我进来，忙起身张罗我坐在炕上。她身穿花格外衣。模样长得一般，跟那个中年妇女相似，估计是她闺女。中年妇女把我引进屋内，推说还要看摊就出门去了。屋子里就剩下我和那个青年女人了，我从没有和陌生的女人单独坐过，神经十分紧张，大气也不敢出一口。那年轻女人倒十分大方，给我倒水，还问东道西的，边说边脱衣服，脱得就剩下一个红兜兜了，露着雪白的大膀子。那女人咪着眼，嗲声嗲气的伸手拉我：“上炕里坐吧！”我哪里敢动啊，心里咚咚地乱跳。别看我平时能和哥们一起胡说八道的，真遇到这阵势，眼都傻啦！当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溜。我借上厕所为由，就拎着包，忙不迭地推门而去。逃离了这个“温柔乡”，出门时，屋里还传来娇滴滴的晋中话“快回来啊！”

    回到北京，和去过襄汾的哥们聊起此事。据说，襄汾有暗娼，莫不是我真的遇上了，多亏是我溜得快。否则我那点行头，还不都当了点心。想如今，肉欲横流，不管是不是改革开放的派生品，可是在那个时代，可真就算是凤毛麟角了。

    2、遇艳

    那年我去宁夏银川看朋友，路经陕北定边。这是我见过的最荒凉的地方。当时正值初秋，理应满目浓绿。可一过志丹县，就进入了三边地区，却是一片黄坡。汽车缓慢地在山坡上爬着，一时间卷起滚滚黄尘，太阳毒辣辣地照着，看不出有什么生机。比起此地，宜川的塬顶还算有些生气。由于水箱开锅，车停下来放凉。我走下车，在周边转了转，仔细观察才发现有一小片糜谷，按季节算，糜谷至少应长到2尺多高了，而此地的糜谷，秀着穗，才有十几公分高。就这样一个生存条件，如何能养活人？说来也巧，迎面走来一个手拄双拐的老汉，矮矮的个子，戴着一副破的圆眼镜，头上裹着发黄的白羊肚手巾，身穿破黑衫、黑裤，脖子上挂着讨吃的白瓷盆。肩挎灰白色的土布袋。一步一拐地向前走。同行人说，别看这地方穷，人还恋土，要了饭都得回来，死也要死在这片焦土上。这个老汉就是讨吃归乡的。我看着那渐远的矮小而瘦小的身躯，只有感叹的份。

    车终于凉快下来，又开始喘着气爬动着，终于在一所驿站门口停了下来。准备歇脚，明天就可以到达宁夏银川了。这里正处宁夏陕西交界，向西就是盐地，远处可望见白花花的盐丘。我找了一间小房子住下，找来脸盆，打点水想洗一洗一天的风尘。没想到一洗脸，脸上就滑溜溜的，越洗越滑，不知何故（据讲是水里含盐份太高所致），正在纳闷，身后传来一声女子的声音“你是北京的吗？”我回头一看，是一位身穿绿军装，梳着两个刷子，脚踏黑懒汉鞋的女子，微笑着看着我。她面如桃花，长着一双大眼睛，两个酒窝嵌在脸颊上。人长得很秀丽，只是削瘦了些。我也奇了怪，问她怎么看出我是北京人。她说从打扮上一看便知。就在这荒原僻壤，居然还能他乡遇故人，劣境逢佳丽，真令人诧异。慢慢地我们就聊了起来，记得她大概姓杨，初中67届的，在志丹县插队。这次她从北京返回志丹，经过此地，也没有想到居然在这个地方遇上个北京知青。我自报家门，她见我是个高中生，自然的露出几分尊重。
    我嫌外面太热，就让她来屋里坐。顺手拿出我从安徽带来的毛尖茶沏上一杯给她。没想到本应是淡绿色的青茶，经水一沏，却呈现出咖啡色来。端起来一喝，满嘴油腥苦涩。杨氏女子也眉头紧皱。我忙问服务员原由，服务员回答，此地离盐地很近，水份含盐量高。沏茶的水还是从15里地外驮来的甜水，而洗脸水只能就近解决。难怪洗完脸，脸上还是油乎乎的。没办法，只得将就受用了。我与她坐在屋内，品着变了味的黄茶，吃着她从北京带来的零食，山南海北一阵瞎聊，她聊到她的家庭与现状，说到伤心处，两眼发红，眼泪直打转。
    她父亲是个干部，文革时自杀；母亲有病卧床，妹妹在家照顾。到志丹县插队，也是无奈之举。我们俩从下午聊到饭时，意犹未尽，又一起吃晚饭。饭后，约同到外面的沙滩上去散散步，太阳已落近沙坡，晚霞布满西天。远处白色的盐丘，染着红色，闪着金光。我与她慢慢地踱着步，她问我去银川何往，我只能对她支唔而过。她忽然告诉我，她回村之后，只剩她一个人，独木难支，问我能不能先陪她回趟志丹，住上几日，安顿好之后，再去银川不迟。对于这样一个大胆的要求，我是万万想不到的，只能婉言谢绝了。她露出几分失望。我向她承诺，等我从银川回来，路经志丹时，一定去看她，她默许了，并把在志丹的地址告诉我，叮嘱我不要断了联系。不是我不怜香惜玉，以当时的处境，我也只能如此了。第二天，她准备启程向东，我继续西行。临行前，她送我上车，西风吹散了她的头发，她的眼睛里带着迷茫和顾盼，瘦削的身体在风中颤抖着。汽车发动了，卷起一股股沙尘，模糊中，我看到她不断的招手和逐渐远去的身影。

    3、遇匪

    自共和国成立后，全国逐步剿清了匪。然而在插队那会儿，由于特殊的年代，又造就了一拨新的劫匪。前文所提到的在集市上抢老乡的东西，到处拍婆子，拆搭人家钱财的痞子们，都应属于新匪系列。

    1970年，我偕李宁去延川探望在那里插队的难兄难弟们，在冯家坪、聂家坪、关家庄转了一周左右。由于在关家庄插队的大都是清华附中的知青，互相之间比较熟，相对也比较安全，基本没有匪患。可冯家坪的情况就不同了，插队的学校较多较杂，知青家里的成分也不一样。围在一帮痞子堆里的聂家坪的小兄弟们，混得就惨了。好不容易家里寄来点吃的，自己还来不及解馋，就被一群滋事的劫匪给掳了去。我们这帮小兄弟，年龄又小，家里又没有靠山，面对豪夺，也只能乖乖就范。谁也不敢诈刺。在那个年代，初中生对高中生多少有一些尊重，由于我们是高中生，又不屑理那些地痞流氓们，因此，活动在乡间集市上的劫匪们，对我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
    到了延川县，对于当地匪情猖獗的事，只闻其声而不见其形。那天，我和李宁到聂家坪小兄弟窑里刚刚坐定，忽听外面一阵呼啸。从门外闯进几个戴着国防绿帽子，歪瓜裂枣似的小瘪三来。原来沉浸在欢乐之中的窑洞顿时安静下来。小兄弟们的笑脸全都凝住了，大气不敢出一口。那几尊神走进屋里，刚要张口，猛然看见坐在炕上的我和李宁，一时也没诈唬出来。不知道这俩儿老爷们儿是从哪里来的，和这帮小受气鬼是什么关系，斜视了几眼，扭头退了出去。小兄弟们这才长嘘了一口气。说是多亏了我们的新面孔，才免于一难。这时，我们才感觉到此地环境之凶险。
    从关家庄回来，到永坪镇搭乘汽车回延安，我们俩人买好票正准备出门到广场上去等车。忽见外面闪进几个人来，个子都不大，黑不溜秋，瘦得像只狼。其中一个细末眼。斜戴着帽子。手里拿件用蓝衣服裹着的长硬物。靠在门槛上，堵了半个门。李宁这个楞头青，也不管深浅，一脚向外走，一肩膀将那小子从门外撞进了门里。那小子哪里吃过这一套，嘴里一声怪叫，招来那几个帮衬，说时迟，那时快，“刷”地一声，从手中的衣服卷里，拔出一把大刺刀，明光闪闪，斜瞪着我们两人。但又不敢贸然动手，大半看我们脸生，不知是哪路神仙，不像是这一带的受气包，就向我们探口风，问我们从何方来，又去向何方。当听我们说是从宜川来，就问起活动在宜川地界的匪情。什么“三儿”、“四儿”等狗屁名。李宁倒也不傻，全部应对说认识。其实是谁也不认识，充其量也只是听说过。那个玩刺刀的以为我们两人也是浪迹天涯的江湖好汉，而且份儿还不小，就把刀子收了起来，抱了抱拳，说是误会了，招招手散去了。我俩这才松了口气。我怕事又有变，大刺刀可不是好玩的。就急忙拉上李宁直奔车场。坐上去延安的汽车，逃之夭夭了。朗朗乾坤，大千世界，居然匪患成风。在那个被扭曲的时代，造就了一群被扭曲的人，书写着被扭曲的人生，岂不哀哉？痛哉？

    4、遇丐

    行丐之事，我遇过多次，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一次在太原，我和几个哥们在晋祠附近吃饭。边吃边抽，正在兴头上，从饭馆外面走进一条汉子，伸手向我们讨烟头抽。我们一个哥们给了他一个大前门烟头。只见那位汉子摆手拒收。口中还振振有辞：前门烟头我不抽，要抽就抽牡丹牌。说罢，打开小口袋，向我们显示行丐的成果。果然在那小子的口袋里尽是烟头，而且大都是牡丹牌。这让我领略了讨烟头是有档次要求的。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在铜川车站附近的饭馆吃面条。面条刚刚端上来，呼啦的一下走进一伙讨饭的娃子，破衣拉撒，上下没有一点儿顺眼的地方。围着我们张着手要吃的。我们一天凉水没打牙了，哪里有什么富余的给他们吃，一摆手把他们轰了出去。不大一会儿，这帮娃子簇拥着一个40来岁的黑脸大汉走了进来，显然是丐帮帮主。他歪着脑袋，白着眼。竟直向我们晃过来，伸着一只大黑手，口里也不言传，一个劲的向前伸手，那劲头，就像我们欠他似的。他见我们低头吃面，不搭理他，猛然把一个沾满黑渍的手指头插到我们的一位哥们的面碗里。没想到，我们这位饥肠辘辘的哥们儿，只把那面汤倒了些，又闷头吃了起来。丐帮头没有想到此招会失灵。傻愣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这位哥们儿，活生生地把面吞进了肚子里。其实人都一样，当你最基本的需求受到威胁时，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脸面和污秽。

    我见过许多乞丐，然而最使我动心的是一次在延安大桥饭馆里。我和一个哥们正在吃炒玉米面钢丝饸饹（因为面硬，所以叫钢丝）。刚刚吃上几口。忽听见后面传来一句北京话：哥们儿，给我一口吃吧！我俩甚是惊诧，忙回头一看，只见是一个黑瘦的小个子，坐在我们俩的后面，身穿破绿大衣，面色暗黑，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北京知青会混到在饭馆里要饭吃的地步。就问个究竟，他是从安塞来，村里闹饥荒，知青口粮被村里克扣，回北京又缺盘缠，人又不能饿死。只得步行到延安，在饭馆里讨吃要饭。看他的打扮，看他的脸色，相信他不会玄谎，就各自分了一半给他吃。他连谢字都没有顾上说，三下五除二，几口就把面碗扒得干净。

临别时，面对这位落魄的同乡，我俩只是摇摇手，无奈的说：保重吧，哥们！说罢，转身离去，走到大门口，回头一看，那哥们依然坐在板凳上，等待着,等待着……。

    天涯沦落行丐事，父母翘首奈何如。

这些沙发俄全包圆！

各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您就权当看小说也许更轻松！

唉！

冠冕堂皇的话谁都会说。如果在极度困苦的环境下求生，为匪，为娼，为丐，我认为，都是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