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知青中有一位叫高仁华，他最黑最瘦也最不爱说话，衣袋里经常装着一把口琴，闲下时总是反反复复地吹着那支《北风吹》。村里人送他一个外号——“老蔫”。那时候在我心里他们是不应该苦闷的，他们应该是快乐的天使，生在北京，见过毛主席，还有比这幸福的吗？
    “老蔫”和我最能合得来。那时候为了看书，我给自己独自收拾了一个小窑洞，墙用父亲看过的旧《大众电影》一裱，还蛮像那么回事。一开始他只是过来和我默默地待着，望着墙上的图片发呆，后来就送我些他们北京的课本，再到后来就索性连他的箱子也搬了过来，用什么时再来取。白天出工时他也总是跟在我的身后，还不停地喊：“师傅慢点，让我看着点！”一个大我三岁的人看上去倒像个乖巧的弟弟。队长就开玩笑说，这“老蔫”呀就是林樵的尾巴。
    时间一常我们家里有什么活他也常搭一手，母亲和祖母心疼他，做了什么好吃的也总忘不了给他留着，他便黑夜里将知青的粮食颗子藏在那黄军帽里往我们家拿。我不让，他便真生气，说干吗呀！你不让我再来了？你们家本来分的粮食就少,我吃了让你们家人饿肚子呀。日久天长，真如亲兄弟一般。
    第二年年他探亲回到北京，写信问我要带什么东西，我便开出了栽绒帽子、塑料底鞋、黄挎包三样东西。这是当年知青带到陕北的时髦物品。信发出后，我便天天等着他归来，想象着这三件东西穿戴在我身上的风光劲。然而，当他站在我面前时，手里握着的却是两只白铁皮玩具手枪。我未加思索就十分刻薄地说：“怎么，怕我不给你钱？”他的脸一下子憋得通红，两眼盯着手中的的玩具，半天才讷讷地说：“我爸是个伤残军人，妈妈给街道厂子装配这种玩具，家里还有弟弟妹妹上学，我是一路扒火车回来的……”为此，我尴尬了好长时间。
    “老蔫”虽然身体不佳，但在生产队里总是抢着干拉犁、拿粪一类的重活，收工后还总是挑着两只大桶，到沟底去担水。他的腿有点罗圈，无论干什么活羸弱的身子远远望去总给人一种摇摇摆摆的感觉。他的吃苦老实很快得到了全村上下的承认，招工开始后，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他，谁知好心没办成好事，这是后话。
    给“老蔫”送行的情景，就是今天想起来也是十分壮观的。那天村里老老小小都来到村口，在路边排了长长两行。都说，人家娃在咱村把苦受扎了，这下可好了！“老蔫”一看这场面便泪水涟涟，嘴里说不出一句感激的话，当然也更挡不住乡亲们将那红枣、核桃、鸡蛋、烧馍往他的背包里塞，最后他几乎是号啕大哭着和人们告别的。谁知没过几天他又返回来了，说招工的地下水工作队还没安顿好地方，让暂时回村待命。留守的知青便笑他眼泪不值钱，怎么着也不能再回村里来。可他却说：“干吗，碍你们什么事啦？”
    后来大招工开始了，村上的知青有的走了西安，有的回了北京，一下子都走光了，“老蔫”的落脚点却定在了富县茶坊。1979年的一天，他突然来找我，说急需回京，当下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开一张还未分配工作的证明，才能将户口办到北京郊区的农村。拿到县知青办开的证明后他就急急地走了，谁知这一走便杳无音信。我便断定他是遇到千般的不如意了。
    出差北京，好不容易打听到了“老蔫”在地下水工作队时的一位同事。他告诉我，“老蔫”不在已经几年了，得的是绝症。 

    那一夜，在北京的饭店里我失眠了，眼前一会儿是他背着柴捆在荒原上顶风前行，一回儿是他光着脊梁在泥土中匍匐扎挣，那双忧郁的的眼睛整夜都在望着我，只是没了那《北风吹》的琴声。我不知道他的父母是否健在，也不知道他后来有无婚姻，但我知道他是被那太多的忧郁压倒了，只不过他不爱说道罢了。
    对于许多后来功成名就的知青来说，那段经历成了他们的资本和精神财富；可是我却不知道，“老蔫”如果在天有灵，他该如何看待这段农村生活？
    翻开旧时的笔记，还有当年刚刚分别时写下的顺口溜：
    小小河水清又清，
    河水里面映山影；
    插队之中结友谊，
    兄弟手足如一人。
    革命需要你钻井，
    亲密战友各一方；
    人虽分离心未离，
    一封书信一片心......

甭管他功成名就高官厚禄都得随“老蔫”去，
知青当年是一球样儿，死克了也是一球样儿！

拜士，你写得感人呐！
老蔫从北京回来讷讷说的…，
他号啕大哭着和人们告别，
还有回来说：“干吗，碍你们什么事啦？”
老蔫是好人，乡亲们害哈甚是个好人，
可惜就是好人不长寿呀

对着咧！不愿将自己的伤疤示人。
不要示人啦，我们本来聚时日无多，
就不要再深挖自己那些苦水儿了。
我是这么想，还是抓紧欢乐的好，
给自己定哈的原则就是，
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朋友们的欢笑之上

有些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