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当北京站那声汽笛响起，车厢里去陕北插队的知青们有的抱头痛哭，有的泣不成声，也有的咬紧牙关强忍住眼泪。可是我们所在的那节车厢里，却仍是一片笑脸。虽然都是女孩子，但没有一个人掉眼泪，大家好像不觉得这一去就远离了亲人，就要独自去面对苦难的人生，还是一样有说有笑，因为我们周围都是平时朝夕相处的好同学、好朋友，没有对前路的陌生和恐惧，反倒有一种出笼小鸟的欢快。因为我们是大家一起去插队。

    我们就读的是一个女校，文革中，我们班和所有的中学生一样，分成了红五类、黑五类，四三派、四四派、逍遥派，等等等等，斗老师、斗同学，闹得四分五裂、不亦乐乎。到了68年，可能是我们都厌倦这种无聊的争斗，也可能是军宣队确实把大联合的最高指示落到了实处，反正，我们班一些原来互不理睬的各派同学，又走到了一起。

    记得在报名去陕北插队时，可以自由组合，别的班都三人一群五人一伙结成了小团体，我们班却没有一个人提出只能和谁在一起，或坚决不和谁在一起。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比较缺乏阶级斗争的基因，不管是以前整人的，还是挨整的，都还愿意在一起。于是，我们被一块儿分到了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杨家湾大队。全大队共有二十来个女生，光我们同班同学就有14个，走到哪儿都是浩浩荡荡、热热闹闹一大帮。在那个派仗打得热火朝天的年月，这是很少见的，而且事后证明我们扎堆一起插队太英明了。

    同学一起插队好处多多，来到陕北，远离父母，环境虽然陌生，但周围都是熟人，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孤单。有句话说：“一份快乐如果有人分享就变成了两份，一份痛苦如果有人分担，就变成了二分之一。”想想我们这么一大帮子人，快乐一分享就增加了十几倍，痛苦一分担就剩了十几分之一，那是怎样的其乐融融呀。

    当然这么算可能有些夸张，但我们在杨家湾的日子的确充满了欢声笑语，虽然我们也累得筋疲力尽，也饿得浑身发软，也是长这么大第一次远离父母，但我们从来没有过一起哭哭啼啼的场景。有那么多熟悉的好同学在一起，再发愁的事儿，到我们这儿，一阵嘻嘻哈哈就过去了。干农话，我们一起从不会到会；不懂的事，我们一起商量；出远门，我们互相做伴；排节目，我们各显其能。记得插队一年后，终于盼到了回京探亲，可我们在家只住了不到一个月，就相约一起回到了村里，和老乡一起排节目、挖地道，过了个热热闹闹的春节。不管是杨家湾，还是我们这个集体，像有一种磁场，让我们一离开就会想念。

    在我所知道的插队知青中，再没有见过谁和我们一样这么多同学插在一起。

    尽管后来我们先后离开了陕北，各奔前程，但不管走到哪儿，我们始终互相牵挂，互相关注着。有时会听别人说找到了当年一起插队的人很高兴，可我们从来就没有丢过，不管到哪儿，地址电话都在彼此的通信录里。

    后来大部分人回到了北京，校庆、班聚能见到这帮人，村聚能见到这帮人，现在大家都开始或即将享受退休生活，于是，有的相约每周去郊区一游，有的凑到一个合唱团里又唱又聊，还有的经常一起去公园锻炼，在一起的机会更多了。

    我们从十三岁，大家都是黄毛丫头的时候就相识了，一个教室里上课，一起经历文化大革命，一个大队里插队。我们了解对方的长处和短处，知道谁出过什么洋相，谁爱啃手指头，谁上课老说话，谁有几个兄弟姐妹，…… 我们见证了彼此的成长，互相看着从小姑娘变成了老太婆，共同的经历使我们成了一生一世的好朋友。

你这个案，纯属个案。插队还看把你美的不能不能滴，哈哈。

不过，现在想起聊起这些的时候，好象高兴是比痛苦要多哦。

"大家好像不觉得这一去就远离了亲人，就要独自去面对苦难的人生，还是一样有说有笑，因为我们周围都是平时朝夕相处的好同学、好朋友，没有对前路的陌生和恐惧，反倒有一种出笼小鸟的欢快。因为我们是大家一起去插队。"

      我们当时也和你们一样，因为是同班同学，都是好朋友。从学校直接去火车站，没有家长送，也没有人哭，因为家里太憋闷了，当时就是有那种出笼小鸟的欢快。有一时期知青时兴分灶，而我们一直没分，在公社也算是为数不多的队，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还不浩荡呀？你当是鬼子进村呢？不过说实话是羡慕。

   那边说分灶事儿，就四五个知青一个村还三四个灶呢。

   俄想知道当时为什么就非得闹分灶，也莫人搭理俄。

   还是你们好哟，从小友到老友，一路浩荡到头终身朋友。

    杨家湾同学，你的这个“浩浩荡荡”群体，我还真是初次听说，太让人羡慕了。祝福你们团结、快乐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