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里铺>那个“四妹子”》文章诵读/蒋瑞征

《〈三十里铺〉那个“四妹子”》文章来源/记者采访报道
歌曲演唱/冯健雪（陕西省歌舞剧院院长、著名歌唱家）
文章诵读/蒋瑞征（行云·流水）（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国家一级演员）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
四妹子交了个三哥哥
他是我的知心人

三哥哥今年一十九
四妹子今年一十六
人人说咱们二人天配就
你把妹妹闪在（那）半路口……

提起陕北知名度较高的地方，“绥德”应有一席之地。一是因为它那“米脂婆姨绥德汉”的美誉，二是流传甚广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就在绥德。前者是夸赞绥德男人的英武，后者是讲一个爱情的故事。

　　记者怎么也没有想到，9月14日那天在陕北采访时，竟然见到了《三十里铺》中的女主人公、60多年前的传奇女人“四妹子”。

　　著名的陕北民歌《三十里铺》，来自于上世纪40年代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三十里铺村位于陕西省绥德县城东部，是一座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因距县城30里路而得名。1937年，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里，有一对年轻人相爱了。男的叫郝增喜，是郝家的三儿；女的叫王凤英，是王家的四女子。两人从小一起玩耍、一起长大，都是思想进步的好青年。凤英长得俊俏活泼，敢在村里村外抛头露面，一些封建守旧的人很看不惯。由于绥德是通往秦、晋、蒙、宁四省公路的咽喉要道，过往的人流特别大，一些新思想也不断地影响着增喜和凤英，他们常喜欢和革命队伍中的同志接触，参加一些宣传、鼓动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又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感情，私定了终身。这在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统治陕北青年婚烟的状况下，无疑是一个大胆的举动，自然遭到村里人的非议。郝增喜的父母受不了舆论的压力，又嫌凤英家太穷，死活要拆散他们。

　　为让凤英死心，郝增喜的父母为儿子物色到了对象。不久，郝增喜被迫与父母包办的常秀英结了婚，王凤英得知后大病不起。在家庭的压迫之下，郝增喜和王凤英就像两棵深根树，虽然近在咫尺却不能相互拥有。

　　1940年阴历2月里的一天，增喜要参军离家了。他看着心中的情妹妹，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凤英则站在自家的土坡上，望着远去的心上人热泪长流……此情此景激发了当地民歌手常永昌的灵感，于是他迅速创作出《三十里铺》：“提起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交了个三哥哥，他是我的知心人……”

　　由于这首歌采用了信天游的曲调，四乐句单乐段结构，音调开阔舒展，速度舒缓，节奏有切分特点，抒情性、倾诉性很强，再加上反映的是真人真事，旋律优美动听，感情真挚深沉，一下就博得了庄稼人的喜爱，很快流传开来，并随来往赶牲灵的人们带到四面八方。

　　郝增喜走后，王凤英和他失去了联系。第二年，父母作主将女儿嫁给了绥德县辛店乡黑家洼村的一个农民。

　　1942年，郝增喜给一位名叫崔世军的首长当警卫员时来到延安，作为参军青年的代表，毛主席曾接见过他。

　　上世纪50年代，著名音乐家王方亮将《三十里铺》改编成无伴奏合唱，并亲自指挥陕北民歌合唱团在京公演，引起轰动。由于这首歌曲调缠绵悱恻，歌词幽怨哀婉，几代人唱下来仍魅力不减，成为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之作。

　　郝增喜解放后回家务农，1997年去世。

9月13日，记者在陕西省榆林市采访时偶然得知《三十里铺》里的人物原型“四妹子”依然健在。

　　我太想见见“四妹子”啦！“职业病”驱使我马上与绥德县委宣传部取得了联系。我多么希望告诉全国的读者，几十年前的“四妹子”现在是啥样儿？

　　9月14日上午我赶到绥德县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少生立即陪我驱车赶往离县城仅十几里路的“四妹子”家。路上我得知：“四妹子”是中国浩瀚民歌海洋中惟一还健在的人物原型，今年已经78岁。上世纪90年代，她还当过绥德县政协委员；1996年我国发射的人造卫星里，就装有《三十里铺》的歌曲。张少生还告之，其实我这趟来采访是没有太大把握的，因为老人一生从不见记者。不过现在机会不错，前几天绥德县委和县政府领导专程到辛店乡黑家洼村看望了老人及家属，并现场召开办公会议解决了她家的困难，决定给老人每月发600元“工资”。据说老人这几天心情挺好。

　　黑家洼是个坐落在深山中的小村庄，七沟八梁一面坡，环抱着排排窑洞。汽车顺蜿蜒起伏的黄土道行驶，沿途的梯田和山坡上长满了苹果树和枣树。路边几位正在晒枣的老乡非常爽快，当我们问路时，抓起一把把枣塞给我们。

　　老人一生养育了三儿两女，我们先到的是她二儿子家，家中陈设虽然简单却干净整齐。二儿媳李爱珍热情地迎上来，见了面先告诉我县上给老人提高“待遇”的事情，并马上找人到离她家百十米远的三弟家去喊婆婆。等待中我注意到桌面玻璃下压着30多张照片，都是老人的孙男弟女们，那时髦儿劲，一点不差城里人！尤其是长孙小两口在县城牌楼前那亲亲热热的样子，准让当年的凤英恨自己生不逢时！

　　20多分钟后，一位黑瘦的老人出现了，传奇中的“四妹子”缓缓地朝我走来！她那饱经风霜的模样，让我莫名其妙地心酸起来：“人说咱二人天配就，你把妹妹闪在半路口……”当时正值青春年华的凤英，生生与心上人分开的心情谁能理解？

　　进门后，老人指着我问她的媳妇：“这是谁？”媳妇答：“国家大报的记者，从北京来的。”正在我不知道老人对我会抱以什么态度的时候，她突然抓住我的手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儿子咋就走在我前头啦？他才46岁呀。”在她的哭诉中，我知道了老人的三儿子患了白血病，几个月前刚刚离她而去。我把老人搂在怀里，感受着那颤抖着的瘦弱身躯中蕴藏着的巨大悲痛，感受着我们之间的缘份！看着老人那痛苦的样子，我相信，除了老年丧子的凄凉，老人的泪水中可能还夹杂着对自己不公命运的难言之隐。我轻轻地拍着她的羸弱的后背，泪水模糊了双眼……。

　　待老人渐渐平静后，我们聊了起来。先是说说家里的情况，又唠起眼前站着的孙子媳妇张小红和孙女黑娟娟。当我得知她俩都呆在家里没事干时，就给姑嫂俩讲外面的世界，劝说她们到发达地区打工。老人显然是听进去了，她不停地对我说：“你帮助找个可靠人，把他们送出去。”我郑重地答应了她。为了逗老人开心，我在本子上写下“王凤英”三个字，她摇摇头说不认识。但是令我惊奇的是，78岁饱经磨难的老人，竟然耳不聋、眼不花，特别是那一口好牙！

拉话的时间挺快，不知不觉到下午一点钟了。老人显然不希望我马上离开，非拉着我去看她住的地方，并递给我一袋子大红枣：“自家树长的，拿上回去吃。”可能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精彩世界感染了老人，当我们往坡下走的时候，她忽然停住脚步，死死拉住我的手，大声对我说：“我想到北京‘串一回’，我身体很好，啥都能吃，不晕车。”

　　老人浓重的陕北口音和道地的方言让我没能马上闹明白她说的是什么，可旁边一直没有做声的张少生闻听此言却激动起来，对我说：“老太太要去北京啊，这是托你哪。哎呀，前几个月中央电视台记者要接她去北京做节目，她死活不肯，不理人家，硬是让人家的节目中出的照片啊。这回是她自己提出要去啊！”我这才明白了“串一回”的意思，连连说：“没问题、没问题，我答应你，一定带你去。”当时我心里想，她一辈子受了这么多苦，连绥德县都没出过！我要尽力让她在晚年更多地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生活的幸福！我对她说：“你是‘名人’，出去还有影响呢。”谁知老人立即反问我：“‘名人’咋还这么受穷？’’她当时问话的那个眼神，那份执著，让我似乎看到了当年“四妹子”那固执的模样。

　　老人的生活确实很苦，她家的情况已经说明了一切。张少生心情很沉重地对我说，绥德是革命老区，现在经济还相当落后，去年全县的财政收入仅2000多万元。为使老区群众尽快脱贫，县上已经把“三十里铺”规划为生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小康村，并准备将该村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旅游资源来保护开发。

　　张少生的说法随后得到证实。我在返回西安的途中看到《榆林日报》一则报道：“绥德县把开发利用‘三十里铺’文化品牌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文化工程来抓，得到了省市领导的赞赏。在市旅游部门的推荐下，该县将于今年11月份参加‘2004陕西·香港经贸合作旅游展’洽谈活动，充分利用文化资源这一优势来进一步宣传绥德，在发展县域经济及招商引资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现在，县上已把三十里铺村规划为生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小康村，重点突出文化内涵，作为弘扬陕北文化、宣传绥德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窗口。同时配套饮食、娱乐、民俗文化观赏等项目，在三十里铺村中择优培训一批文艺人才，组成一支群众性业余文艺表演队伍，将该村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旅游资源来开发。”

　　“四妹子”真是问得对，问得好，守着这样一个文化品牌受穷实不应该。

　　“四妹子”你知道么，这张牌一旦出手，你想不出去“串一回”都难啊！你准备好了吗？

　　回程的路上，我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在绥德黑家洼村的山洼洼中，我感受到了原始的韵味，生命的律动。凤英老人站在山坡上送我时，一直向下眺望的情景，不断地在我脑海中切换到60多年前那难忘的一幕：“三哥哥当兵坡坡里下，四妹子脸盘上灰不塌塌（陕北话心情不好脸色难看的意思），有心拉上知心话，又怕人笑话……”想着我们这一代因自由恋爱而组成的幸福家庭，享受着天伦之乐，想着老人一代终生不愿示人的苦衷，我的眼睛一次次地涌上既酸楚又幸福的泪花。

　　张少生说，今天真想不到老太太配合得这么好。1995年时，《陕西日报》有个高级记者叫葛新德，来这里采访“四妹子”硬是没成。这些年，来了多少记者啊，谁都没见上。哎，你今天采访到的，是“独家新闻”啊。张少生还说，你们是国家大报，你好好写写“四妹子”，让更多的人关注她和《三十里铺》吧。我心下发誓一定陪着四妹子“串”一次北京。只是，这能弥补她一生之痛么？

　　在绥德，记者还听说了有关“四妹子”的好几种版本，但是，由于凤英老人的缄口，始终无人得知事情的真相。于是有朋友埋怨我为何不抓住机会向老人问个详细，说那才是真正的“独家新闻”。我对朋友谈了两点想法：一、那个永远属于她自己的秘密，还是深深地埋在“四妹子”的心底吧。二、我更愿意将《三十里铺》看作是对一个时代的记录，无论歌中所述事件究竟是什么样子，凤英老人都应被看作是那个时代敢于反抗封建传统的代表人物，她值得我们珍惜。

张少生是俄在西安美院的同班同学，

我更愿意将《三十里铺》看作是对一个时代的记录，无论歌中所述事件究竟是什么样子，凤英老人都应被看作是那个时代敢于反抗封建传统的代表人物，她值得我们珍惜。

赞同！

今天有见到小沟腊梅了，非常高兴！祝好！

【转帖】《新京报》采访——“四妹子” 　　本报讯（记者贾维）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村。四妹子和了个三哥哥，他是我的知心人……”传唱至今的民歌《三十里铺》中的原型“四妹子”王凤英2009年11月2日出现在了天安门广场。 　　这也是继“三哥哥”1997年去世之后，这位中国浩瀚民歌海洋中健在的原型人物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陕西绥德。这次来京除了完成自己一直以来的看看天安门、毛主席的愿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参加将于11月5日至7日在海淀剧院举办的“原声黄河”西部十大歌王歌后演唱会，届时将有合唱团现场演唱这首以她为原型的经典民歌《三十里铺》。 　　这位传奇人物在数十年间一直拒绝任何媒体的采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四妹子”似乎只是一个活在民歌中的角色。这位老人现在生活在距离三十里铺不远的黑家洼村，到现在村子里仍然没有通电，距离最近的柏油公路还有15里地。这次为了把她说服走出家乡，演出的总策划李亚蓉用了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在11月2日上午参观完毛主席纪念堂后，王凤英和陪同她的李亚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访谈 　　

王凤英：“四妹子”曾让我很丢人 　　

新京报：听说您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到北京来“串一回”？ 　　

王凤英：我三儿子得了白血病，欠了两三万块钱的债，死的时候才46岁，日子苦！也没有心思来北京，心情不好啊。这次来北京高兴啊，毛主席也见到了、天安门也见到了，真是见了大世面了！　陪着我来的儿子、儿媳妇也都见了世面了。 　　我12岁的时候就在陕北见过毛主席。进了毛主席纪念堂，别人都是把花放下就走了，我恭恭敬敬地双手把花插上去。 　　

新京报：现在家里面生活怎么样？听说县里每个月给您600元生活费呢，而且还给您体检、儿子们也有生活补贴。 　　

王凤英：现在刚刚给了2个月，以前都没给过。以前是三个儿子每年一家给我两袋面，所以除了面之外还要吃粗粮。李亚蓉上门去找我的时候，我还自己砍柴做饭呢。现在儿子都单过了，老伴也过世5年了，所以我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新京报：以前为什么一直都不愿意见记者呢？我们一直想见您都见不着。 　　

王凤英：在我们村，以前乡亲们对这首歌都比较反感，觉得是丢村子的脸呢，认为不光彩，包括家里人都这么认为，所以就一直都没见过外人。现在政府对咱这个事挺关注，每个月还给咱600元。现在村里人都觉得是好事了。 　　

新京报：过去那么长时间村里人都觉得这个流传这么广的歌不光彩？ 　　王凤英：是啊，包括我的儿们都觉得丢人得很，抬不起头来。所以来记者采访也都不同意见。 　　

新京报：您什么时候离开三十里铺嫁到黑家洼的？ 　　

王凤英：我16岁正月初八到的黑家洼。我14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唱我和三哥哥的这个歌了，我15岁订了婚，16岁嫁了人了。本报记者贾维 　　

“四妹妹”自述 　　民歌《三十里铺》的真实故事 　　

那是1939年，我14岁，正是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日本鬼子占领了山西柳林，常到黄河岸边要攻打陕北。当时，战火连天，人民生活痛苦。父母带上我们几个孩子移迁到三十里铺给人家扛长工。 　　初到三十里铺，人地两生，但天下穷人是一家，有给借粮，有给送衣，维持我们度过艰苦的生活难关，就是他小名叫歪儿大名黑增志，和我家不远的邻居，比我大三岁，常帮助我做些生活。那时男女有别，封建礼教严重，我和他没有啦过一句话。有一次我和村里的姑娘摘苦菜，与一只恶狼相遇，是他勇敢赶走了狼，使我化险为夷。为了感激他，我给他做了一双鞋，后来有人说我们很相配，为我俩当媒人，但他父亲嫌我们家穷人多，怕儿子受拖累，不同意。 　　后来我们也产生了爱情，正好八路军征兵，我暗中动员他去当兵，摆脱父母的管教，结果他当了兵。三年未归，后来听说他在新疆找了工作，也结了婚。我看也无望了，在父母的关照下嫁给了黑有财，一个勤劳善良的年轻人，婚后我们感情很好，生活愉快。

呵呵，每天瞎忙也不知都忙些什么，谢谢杜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