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顾

春节快到了，咱们中国人总是把这个节日叫“年”，也就是说快过年了。

我和老伴儿忙着上街购买起了年货。总是忘不了过去的老习惯，每到春节前都要准备很多的年货，什么鸡、鸭、鱼、肉啦；今年由于生活水平提高了又加上了螃蟹、大虾和海参啦；什么米、面、油、茶、还有年糕和芝麻啦；什么瓜、果、糖、酒、还有果汁和饮料啦；什么酱油、老醋、味精、调料啦；此外还要买些新碗、新筷子，就是洗脸用的毛巾也要换新的；孩子们都长成大人了，而且他们的大小衣服柜儿里都是满满的各式各样的衣服，也就不给他们买什么新衣服了……嗨，就好像平时买不到似的，其实这些东西家中都有。不就是中国人的老习惯吗，新年有个新气象，也是图个吉利呗。这也不是我们一家人的事儿，几乎家家如此，人人如此。

头几天大街上的人就多了起来，不论是超市也好，各大商场商店也好，就是农贸市场也都是人山人海的，中国就是人多。学生都放了寒假，外地在北京打工的人也都赶集似的买些年货后准备着回家过大年，就是在职的机关、企业的工人和干部们也都心神不安了，除了议论和准备着过年的各项活动，也有些人会利用种种的借口或是外出的机会跑到商店去购物呢。所以，这几天大街小巷里的大大小小汽车也比平时要多上了三、四倍呢。

说起春节，在我的记忆中也真是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1941年1月28日正是大年初2，在内蒙古的一个小镇子，叫王爷庙（现在叫乌兰浩特市）的一家铁路员工住的茅草房里，呱呱地诞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正因为他的上面是三个姐姐，所以全家人以及亲朋好友都为这男孩儿的诞生欢欣鼓舞，也使得这家人和亲朋好友都更增加了节日的喜庆，尤其是他爷爷和奶奶更是乐得合不拢嘴，我们家有后了……这就是我刚刚诞生的第一个春节（这是我奶奶经常对我说的）。

我不但记事儿比较早的，而且记忆力还不错。上初中二年级过年的时候，因为两个弟弟一定要买二踢脚，因为我们家搬到了一个比较小的院子里，我虽然已经是个大男孩子了，但是我非常怕那二踢脚的声响，我不让买，我们发生了争吵。我爸爸觉得很奇怪，以前过年时自己家条件比较差买不起鞭炮，今年生活条件好了，为什么还不想放鞭炮呢？我对爸爸妈妈提起我小时候的事儿；我记得我们家住在一个由不很高的土围墙围成的很大的院子里，那时也是过大年，我们院子里还有好多的羊，我老伯正扶着我骑大绵羊玩呢，突然从外面掉到我们院子里一个鞭炮炸响了，我骑的大绵羊被吓得蹦了起来，一下子把我摔在了雪地上，也多亏穿得厚实，可也把我吓傻了……所以以后过年时，别人的小孩子都喜欢放鞭炮，我却躲在屋子里……

我爸爸和妈妈听了都很惊讶。而且我还说那个大绵羊的犄角是转圈儿长的时候，他们更吃惊了。他们说那时候我才三岁……

小时候最盼望过年（春节）了，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糖果和鱼、肉，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饺子和白米饭，只有过年才能穿上新衣服……

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在齐齐哈尔，我们家住在一个大院子的比较低矮的平房里（后来才知道是1945年，我才四岁）我们房子的主人住的是有高大屋脊的大房子，那家好像是宰杀、买卖牛羊的，我小时候还经常看他们宰牛呢，可是只有到过年时，我们才能啃到他们送给我们的牛骨头，喝到牛骨头汤，那可是我们过年时最好吃的东西了。

齐齐哈尔解放了（1946年），后来，我们家也搬到了原来日本人住的“南居宅”里，那里可是一排排两层的大楼房。我们住在一栋楼的楼下，有好几间屋子，不但有睡觉的地方，还有厨房和洗澡间，连厕所都在屋里了。有用上了电灯，还有了暖气，比原来低矮的平房好多了。妈妈也有了工作，是在被服厂做军衣。姐姐也上学了，是齐齐哈尔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那一年过年前，爸爸带着我到市场买了不少好吃的东西。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头一回吃到又软又香的糖块儿（奶糖——当时是比较高级的糖），还买了不少的牛肉和冻成冰葫芦似的一大堆小鱼……过年那天，妈妈还带着我和姐姐们到她们的被服厂里去开什么联欢大会，我们都第一次看到了电影，叫《不要杀他》。说的是一个东北民主联军战士擦枪时走了火，打死了一个年青的老百姓，部队纪律严明，要处死那个战士。结果，是那个老百姓的妈妈在刑场上阻止了行刑，她高喊着：“不要杀他！”又对部队领导说情，救下了那个战士，那个战士感动得认了那个妈妈，成了那个妈妈的儿子……

49年6月我们家随着我爸爸的工作调动，搬到了北京（我爸爸当时是随“东北铁道兵团”一月的时候开进北京的），50年到57年的春节都是在船板胡同31号后门——铁路职工家属大院渡过的。记得可能是50年吧，春节时的一个早上，天亮没多久，却又黑了下来，又和夜晚一样了。大人们知道是日全食，可我们院儿的孩子们也和外面街道上的人一样，起哄地敲起了破盆儿，还到处喊着：“天狗吃太阳喽！”“……”连院子里的狗也跟着乱叫起来，非常的热闹，也很开心呢。

那几年的春节，我们都是延续在东北时的习惯。过年前，妈妈总是要蒸好多的馒头、花卷、豆包、枣糕什么的，还用面给我们蒸了小刺猬和寿桃，而且这些馒头什么的一出笼屉，就要用毛笔管儿的后面，给馒头顶上，盖上红色的圈儿圈儿。一年到头，也就是这个时候，爸爸才能上街买来很多（能有十几斤吧）的鱼和肉，还有糖果什么的。说实在的，那个年代，平时很难吃到肉和鱼的，也只有在星期天，爸爸休息的时候，有时高兴了，才会给我两毛钱去买点肉（我记得那时的牛肉是六毛九分钱一斤，白面是一毛五分钱一斤，咸带鱼好像是三毛七分钱一斤），回到家里，妈妈把肉砌成小碎片，炒得咸咸的放在碗架子里，每次做菜时就放里一点儿，还是给爸爸喝酒时的下酒菜。记得有一次，我偷偷地吃了一点儿肉片儿，妈妈还打了我，说我嘴馋，姐姐们都偷着笑我。后来，姐姐们一直把妈妈炒好的肉末儿叫“妈妈打”呢。（直到现在，一提起“妈妈打”我们还都能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来。）到年跟儿底下，也就是大年三十儿，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给我们做好的新衣服拿了出来，但是要等到大年初一早上才能穿上。那些年是没有什么挂历的，却一定要买来一本豆腐块儿似的叫“皇历”的日历回来，只有到了除夕夜里，爸爸带着我们放了鞭炮以后，才把旧的“皇历”取下来，再把新的“皇历”挂上去，同时妈妈和姐姐也把新买的年画张贴起来……

57年，因为要兴建北京火车站，把毛家湾胡同的“北京铁路第一小学校”搬到我们铁路职工家属院来，所以我们又搬了家，搬到了东四五条6号的一个小院里了。那时我已经上了高中。

58年的春节，过得还与以前一样，比较丰富。好像是59年以后就比较紧张了，买什么东西都要凭什么副食本儿和供应票，粮食和食用油、棉花、布料、牛羊猪肉也都凭票供应了，不但不能多买，有时还买不到。所以每到过年前几天，我们兄弟三人就得早早起来，顶着满天的星星到朝阳门内菜市场去排队。等候菜市场开门后（那时，正当学校放寒假，好多排队等候买东西的人都是学生），我负责买肉，大弟弟去买鱼，小弟弟去买鸡……61年以后就更难了，不但粮食紧张，副食供应更奇缺了，平时一个人供应半斤油，只有过年时每人才能得到补助二两油和二两麻酱、每人还补助一斤肉票……大家不难想象那时的年是怎么过的了。

64年以后直到89年的春节，我大部分是在北大荒度过的，没有成家以前，都是在职工食堂与北京、上海、天津和哈尔滨的知青们以及生产队的一些单身汉们一起包饺子，也能吃到大鱼大肉什么的。生产队也组织联欢活动，职工们自己表演一些自编自演的节目，有时分场的电影放映小组还能下生产队来放上一场电影看看。结婚后就自己在家琢磨吃喝了，那时不但准备自己家的吃喝，还得准备来家拜年的朋友们的吃喝，尤其是那些还没成家的知青们的吃喝。当时过年最热闹的，也就是和朋友们相聚在一起时，不但有鱼、有肉、有酒喝，还有相互的畅谈的乐趣……

印象最深的是；64年的春节，那是我们下乡到北大荒过的第一个大年，是在八五二农场的总场部度过的，那时我们一百六十三名北京知青正在总场集中培训，农场领导都很关心我们，所以那个年过得也最丰富。农场领导也知道，这些从北京到农场的青年们大都是第一次在远离父母关爱下所过的大年了，因此，不但为我们准备了五天极为丰盛的年饭，还为我们组织了联欢晚会、电影及各种游艺活动。总场场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还亲自给我们拜年，在百忙的工作中还到宿舍来看望我们，使我们真正体会了官兵一致的亲情。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已经使我们无暇再想家了，也真可谓是乐不思蜀了……

而68年的春节却是我最苦的春节了。那是文革时期，为了搞好教育革命，67年春天，我带领二十多名农业中学的学生，在荒野的河畔进行创建新型的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学校的尝试。我认为农场的学校，主要应该培养能为农场发展而需要的人才，我们创办了农业中学，为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需要有土地，要有我们学校自己的农业生产和农业实验的基地，我们根据当时的条件实行了半农半读的制度。除了农场批给我们的一百多亩农业生产基地外，我们还开垦了一些河边荒地，学生们自己动手，修缮了那里被丢弃多年的两间大草房作为宿舍，还自己动手盖了教室……春节时，学生都放假回家过年去了，只有我一个人住在那里了，别说春节怎么过了，就是平日，我一个人也很难支持啊！虽然是在公路边上，天寒地冻的，又要打水、劈柴、烧炕、做饭的……还是学生们理解我的难处，多亏有几位学生自动留了下来，他们换班和我在一起生活了一个假期。那个春节就是将就地度过了，不但没有什么好吃好喝的，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更难受的是，在我的脖子后面还长了一个大火节子。还不只是如此，就在我生日（正月初二）那天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房后的公路上，突然从东南方向由远而近地，传来了好像是拖拉机的轰鸣，不但声音比一般的拖拉机大得多，而且速度也忒快，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呢，我们的大草房就震颤了起来，转眼间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隆隆声向着西北远离了我们，我马上意识到是地震时，同学都有些害怕了，当天晚上都没睡好觉……

69年的春节，我是在“牛棚”里度过的。因为派性斗争，68年春天我被“群众专政指挥部”下令揪斗了，与什么“走资派”、“叛徒”、“狗特务”、“地主狗崽子”们在一起被批判，我的头衔是“大野心家、总团政委、坏头头”，并且接受着“劳动改造”。春节时，人家在高举酒杯欢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我们那些“老黑”们就在“黑班房”里改过自新呢……

71年我成立了家庭，74年我被平反后又回到了学校，“四人帮”倒台后，再加之国家的改革开放，以后的日子就是越过越红火了。有了自己的孩子，每到过年时，我们还是延续了老习惯，年前就开始准备年货了。北大荒的冬天，室外就是个天然的大冰箱，因此买来的肉、自己打冰窟窿弄来的鱼、打猎存储起来的野鸡和狍子肉、事先宰好的自己家喂养的鸡和鸭子，全都冷冻了起来，放在室外的大缸里，或是木箱子里，保证不会坏。我又继承了我家的传统，也蒸了好多的馒头、豆包、枣糕什么的，我又给孩子们做起来小刺猬和寿桃。由于农场自己生产的豆油比较丰富，家家都在过年时，用大锅炸很多的什么油饼啊、麻花啊、排叉儿和江米条什么的……

退休后，我们全家都落户回了北京。儿女们都工作了，而且也都成了家，我也抱上了外孙子和孙女……

以前小孩子们最盼望着过年了，不但有好吃的，还有新衣服穿。如今则不然了，平日的生活天天都跟过年似的，鱼啊、肉啊、海鲜什么的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能买到。馒头、豆包已经不希罕了，一说就是什么“热狗‘和”汉堡包’啦。现在孩子们盼望过年想的是“压岁钱”和给大人们拜年时回报的“红包包”……所以，除了准备些吃的、喝的、用的以外，就必须还得准备些崭新的人民币和红包了。

这不，今年我和老伴办的年货还是过时了。儿女们休息回家来，说已经在饭店订了年夜饭，我的生日那天也在饭店订了包间儿。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了，儿女们还说明年要到海南去过春节呢。

想起在北大荒过春节，就不免想起在北大荒学会的几道菜肴了。

一是，拔丝苹果。那是69年的春节，我和另外两个“老黑”被安排在一个没有人住的草房里（因为那个大会议室里已经住不下那么老黑了，所以把一些“轻老黑”就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了），有一个“地主狗崽子”的老同志，是分场饭店的厨师，据说原来在空军部队时就是给首长做饭的。他给我们显露了一手绝活——拔丝苹果。
把扒了皮儿、去了核儿的苹果，切成月牙状。再把它们放到用鸡蛋清和白面和成的稀面糊中，当油八成热的时候，就开始炸包裹了面糊的苹果了，动作比较迅速，一面刚刚发浅黄色时，就用筷子点翻转另一面，那面也变成黄色时赶紧捞出箜油。当全部捞出后，让锅里的油烧开了，再把刚刚炸好的苹果都到入锅中了，并且快速地点击那些苹果片，使它们双面都成金黄色时，就很快地捞出来了。这时把锅里的油到出，只剩下锅底少量的油，加入白糖，炒至能拉成丝时，把炸好的苹果到入锅中，用锅铲推着一边，颠勺后便出锅了。
真是外面的糖脆，里面的苹果依然保持清脆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