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下乡插队当上了小学老师,成了四年级学生的“孩子王”,九月初,新学期开始了,孩子们欢天喜地的来上学,我也怀着欣喜的心情迎接孩子们的到来。那天,班上新来了一个叫张贺楠的小女孩,是她的奶奶领来的,她奶奶介绍说,孩子的家在省城,因为孩子爸爸妈妈工作忙,没时间照料她,只好暂时到奶奶家。大概我也是城里知青的缘故吧,对她格外有了一些亲近感。小女孩白净的皮肤,穿一件干干净净的红底紫花衣服,她垂着眼帘,显得很腼腆,用胆怯的目光扫视周围的同学。看在是城里老乡的缘分,我把她安置在前排的座位上。
也许是新来乍到,小贺楠沉默寡言,很少有笑容,同学们做游戏,她只在旁边看,上课时也不爱发言。开学不久,就赶上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好多天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9月18日下午三点,全校师生要到附近一个生产队的场院收听毛泽东追悼会的实况,学校要求,凡是参加的师生,必须身穿素色衣服,前一天,我非常严肃的传达了学校的要求,这可是不能含糊的大是大非问题。
第二天下午,同学们在操场集合,校园里笼罩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在满眼或黑或蓝的队伍里,我却看到了一个格外醒目的“花衣服”,仔细一看是张贺楠,我非常生气地训斥她:“昨天我怎么说的,为什么还穿花衣服来”?她委屈地低下了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老师,我没有素色的衣服,我就这一件”,我说:“你这样不能参加追悼会”。她眼里噙着泪水离开了队伍。我知道在她年幼的心里,还无法掂量出这场空前庄严隆重的追悼会,在国人心目中所占的分量。看着她的背影我还在生气,心想,这当父母的,怎么就给孩子带这么一件衣服啊!
秋天来了,按照惯例,这时候每个学生都要撸10斤草籽交给学校。学校养了几头猪和几十只鸡,这些禽畜的冬饲料储备的任务就交给了学生。那些天,每天早晨我都和班干部忙着过秤收草籽,不几天,教室前面角落里的草籽就堆起了一个小山包。那天张贺楠交草籽,她拎着一个布口袋,里面有半袋草籽,看着她手上划的一道道血印子和晒黑的脸蛋,想着上次参加追悼会的事,我还为我那天的态度有些内疚,这次再不想为难她,就说:“你的任务就免了吧!这些就行了”。她用感激的眼神看着我,笑了一下又轻轻地摇了摇头。
又过了几天,张贺楠带来了满满一布袋草籽,我看到她是手指失去了先前的光滑,指甲里墨绿色的草汁还没洗净,手臂上又多了几道划痕,脸颊被晒得黝黑发亮,头发显得有些凌乱,看着我赞许的表情,看着同学们投过来敬佩的目光,她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我知道这项任务对一个城里的孩子意味着更艰苦的付出,可是这小姑娘却用倔强的努力为自己赢得了自尊和自信。
时光飞逝,一年时间过去了,小贺楠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没有了原先的腼腆和局促,在学校的歌咏比赛和文体活动中她是活跃分子,和同学们游戏时听得见她爽朗的笑声,在学习上她名列前茅, 在春种和秋收劳动中她不甘落后。真是变了一个人,但是,没变的是她仍然穿着那件花衣服,只是肩膀上多出了两块补丁。
放假前夕,我忙着开完家长会,布置好了假期作业,给同学们写好了学期个人鉴定,学校恢复了难得的平静,暑假也如期而至了。我想也应该回家看看老爸老妈了。那天我正在收拾回家带的东西,窗外闪过了一个身影,我看到了那熟悉的花衣裳,是她,是张贺楠来了。
她肩上挎着一个沉甸甸的书包,满脸笑容对我说:“老师,奶奶叫我来,给你送点海棠,说着把海棠倒在了桌子上,一个个又红又大的海棠欢快地从她的书包里蹦了出来。我说:“不用,你自己吃吧,”,“奶奶说你放假要回家,就让我给你送过来,”,我笑着问她,在这里习惯吗,她说:“这里的同学好,学校也好,我喜欢这里”,边说边递给了我一个海棠,“可好吃了,不信你尝尝”,“你放假了也要回家吧,爸爸妈妈一定想你了吧,跟老师一块走好吗”?我又问她,这时候,我看到小贺楠拿着海棠的手猛地缩了回来,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眼帘低垂,沉默不语。“老师,再见”!还没等我说话,她就快步跑了出去,我分明看到她紧咬着嘴唇,没让眼泪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