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木头的日子

                                                 ——纪念下乡40周年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下乡已经40个年头了，因找了当地的对象，所以直到退休也没返城。人们都说，年岁大的人总愿意回忆往事，眼前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忘不了。

      每当我在黑龙江边看到大吊车往船上装木头的时候，就仿佛听见30多年前我们抬木头的号子声……

      我家住在大兴安岭的边陲小镇呼玛县。县城位于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江——黑龙江的西岸。黑龙江的景色特别美丽，尤其是夏天。清澈见底的江水，两岸隔江相望。中国和俄罗斯的游船、巡逻艇、还有运木头的船在江上行驶。船驶过之后江面上激起高高的浪花。无论远望还是近看都是一幅秀美的风景画。闲暇时到江边散步，常能看到人们用大吊车往船上装木头。一拖车的大木头用铁绳捆住，大吊车轻松的吊起来稳稳当当的放在了船上。社会在进步，机械代替了繁重、落后的体力劳动，很难再听见人们抬木头的号子声了。

      1968年末，我和我的同学从齐齐哈尔市下乡到了呼玛县的农村，成为一名新型农民。几年后，又从农村到了县城，参加工作被分配到呼玛县的制材厂当了一名工人。制材厂的工作就是整天与木头打交道，把原木用各种锯加工成规格的板方材。除了加工木材以外就是装卸木头，把部分木头装上汽车或大船运往外地。那时无论是装车还是装船都是用人抬，这是祖辈多年延续下来的老办法。下乡以前，还从来没看见过。抬木头一般都是八个人一伙，叫“一副肩”。抬木头的时候要喊号子，喊号子不但能让八个人的步伐一致，而且还能鼓舞士气。木头越重号子的声音就越响。抬木头装船的场面特别热闹，尤其是装大船，一船能装几千米的木头。几副肩同时往船上抬，每副肩都喊着自己的号子，有东北腔调的，有山东腔调的，还有上海腔调的。你比我的号子响，我比你的声调高，几里地以外都能听见，抬木头的号子声常会引来许多看热闹的大人和孩子。

      工厂抬木头的活越来越多，能抬木头的人就显得不够用了，厂领导决定在我们小青年当中培养几个，我也成了抬木头的试用人员。我平常是用左肩扛东西，所以叫“小肩”。刚开始抬木头就象喝醉了酒一样，两腿发颤，一步三晃。小杠压在肩上火烧火燎，时间不长肩膀又红又肿，皮也破了。几百斤的重量隔着垫肩用杠子压在破了皮的肩上，那滋味有多难受，可想而知。垫肩和破了皮的肩膀粘在一起，要呲牙咧嘴才能把垫肩撕下来，有时还能把肉皮带下来。不少小青年挺不住，退出不干了，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咬牙坚持了下来，成为抬木头队伍里的新成员，人们都叫我们“抬小杠的”。

      那时我很瘦，体质也不是很好，可能与以前的营养不良有关系吧。连我都没想到，自己能干抬大木这么累的活。时间长自己也记不太清了，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才顺过架来。抬起木头腿不软了，腰也直了，走路也不晃了。肩膀的嫩肉变成了老皮，成了一块大肉疙瘩，无论怎么压也不痛了。也真奇怪，要是有一段时间不抬木头，不用小杠在肩上压一压，那块皮就发痒。当时我就想，人们常说的“贱皮子”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从这来的。这么多年也不抬木头了，可肩上的大肉疙瘩也没掉，可能是永生的纪念吧。抬木头活累，吃得也多，饭量是平时的两倍还要多，但还是觉得吃不饱。当时买粮要用粮本，按定量供应粮食。工厂一般人的月定量是二十八斤半或是三十二斤，而我们抬木头的定量是每月五十六斤，就是这样的定量也不够吃，还要剥削家人的口粮。

      我抬木头的时候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刚开始，改革的春风很快的吹到了边境小镇。工厂开始试行计件工资，而且先从我们抬木头的试行。那时我参加工作时间短，工资少的可怜，每月的工资只有40元多一点。自从实行计件工资以来，收入大幅度的增加，有时一天的收入能赶上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和干劲成正比”，以前卯子工装一船木头要十几天，实行计件工资后一船木头用不了一个礼拜就装完了。

      抬木头的活干了几年，虽然比干其它的活多挣了点钱，但身体却吃了老本。工作一辈子虽然也尽了心也尽了力，但业绩不算突出；因为劳累过早，出力透支，还没等退休腰间盘就突出了，腰经常痛，这也是永生的纪念吧……

设字209:
      我们同命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