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还要从41年前说起。

 

公元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了第二年，到那一年的年底，我就整整17周岁了。当时，我属于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但，已有两年没上课了。我的身份在当时很不光彩，名义上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实际上是“黑崽子”。

 

那年，在我生日的前一天，美国人登月成功。当时，其他外国人也不孬，日本的经济起飞了。南非医生克里斯琴·巴纳德还成功进行了世界上首例心脏移植手术。

 

那一年，国内最高决策机关发文件宣布：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不准提取。

 

但是，那一年有些父母也很高兴，他们生出了一些优秀的小宝宝，我们知道的有：杨澜、王小丫、白岩松、李咏、张也、许戈辉等。

 

好，现在讲讲我家当时的情况。

 

我的伯伯、爸爸早被打成了走资派，并且身陷囹圄，天天被逼交代所谓的“罪行”。叔叔是大学讲师，因受两个哥哥的牵连也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每天让他揭发批判两个哥哥。

 

二弟一年前，因为被大院孩子欺负，天天被追打，当一个“革命领导干部”的孩子辱骂他是“黑帮崽子”时，他在厮打中捅了人家三刀，被下到大牢里。13岁的他，带着手铐脚镣，时不时被带回学校批斗，然后游街。幸亏那孩子没被扎到致命处，养好了伤出了院，随后，二弟也就被释放了。妈妈担心他再惹出什么麻烦，就把他送回了爸爸的农村老家。

 

妈妈属于机关的“控制使用对象”，要不是她生了四个男孩，她也早被关押了。因为，没有谁能帮她照看四个淘气的孩子，就是这个原因，因祸得福，她还能每天回家照看我们。

 

 

上山下乡开始了，我被学校革委会分到了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什么公社什么生产队什么小队。

 

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妈妈，妈妈一怔，抱着我就大哭起来。

 

我没哭。我跟妈妈说：“别人都下乡，我不能不走呀。”

 

妈妈点点头，开始给我准备下乡的衣服、行李和日常生活用品。两个小弟弟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一切，上来抱着我说：“哥哥别走，你走了，别的孩子要欺负我们了。”

 

看妈妈和弟弟们那个伤心的样子，我好不甘心！我才不相信一个在城市没有任何前途的黑崽子，到了什么广阔天地的农村就能变得大有作为了！

 

我历来是敢做敢当的孩子头。我们班还有两个跟我命运相同的男同学，一个叫卫国，一个叫托业，我决定找他俩商量一下。

 

他俩也都被分配了，一个在牧区，一个在农区。我恨恨地问他俩：“为什么不把咱们三个分在一起？”

 

卫国说：“革委会的人说了，要把黑崽子们分开，不能让他们抱团儿在一起。”

 

托亚说：“兔子，我俩正想找你呢，咱们怎么办？”

 

我问：“在农村、牧区干一辈子，你们甘心不？”

 

“当然不甘心！”他俩异口同声地说。

 

“那好，如果我们集体抗拒下乡，你们顶得住不？”我问。

 

“你顶得住，我俩就顶得住！”他俩又是异口同声地说。

 

“就这么定了，谁也不许当叛徒！”我说。

 

回到家，我三把两下就把妈妈给我打好的行李拆开了，我对妈妈说：“我不下乡了，就是死，他们也别想把我和你们分开！”

 

妈妈最了解他的长子，知道只要我定了的东西，谁拿我也没有办法。她什么也没说，转身上班去了。

 

两个小弟弟高兴地蹦了起来，拍着手叫道：“哥哥不走啦，哥哥不走啦！”

 

崩溃！

 

（完）